12岁女孩因“写不会英语单词”服药自杀，妈妈将学校告上法庭

一个空药瓶，一张字迹稚嫩的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好累，我不想醒过来了。我想死，妈妈对不起，日复一日的学习，好累好累，一直不会写的英语单词。”“一次作业不写就要去的办公室……我受不了，回来还要被你们嘲笑胖，我累了，别救我了。”写下这些话的，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江苏某地的小学生许诺。

2024年一个平凡的晚上，她在家中的二楼房间，服下了整整一瓶、一百粒外婆治疗心脏病的新药。当外婆发现时，一切为时已晚，药效极快，“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一场以“肠胃炎请假在家”为开端的平常一日，以如此决绝而惨烈的方式，画上了生命的句号。一个多月前刚转学、曾获“优秀少先队员”、在妈妈眼中“活泼开朗”、在同学印象里“总在抱怨焦虑”的女孩，为何选择离开？那封指向“不会写的英语单词”和“办公室”的遗书，像一把钥匙，旋开了一场持续近两年、撕裂所有人平静生活的悲剧。

悲剧发生得毫无征兆。那天，许诺的妈妈马繁星正在外地医院治疗阑尾炎。中午，女儿还给她打过电话，乖巧地叮嘱她“注意身体，心态要好”，并说自己肠胃不难受了。晚上，孩子吃了一碗饭，在二楼房间的泡沫垫上写作业。外婆听到几声“咚咚”异响上楼查看，才发现孩子已不省人事。随后发现的遗书和空药瓶，将所有人的目光，引向了她短暂生命最后阶段的关键词：学习和压力。

焦点迅速聚集到学校，特别是她的英语老师赵言身上。因为遗书里明确提到了“不会写的英语单词”和“要去办公室”。在外人看来，这几乎是直接的指控。一夜之间，赵言老师成了漩涡中心。她在第二天清晨接到班主任电话，得知那个“开学不到一个月，刚刚熟悉”的学生去世，且遗书提到“英语难”时，整个人都怔住了。

她向媒体解释，自己确实因为孩子作业问题，叫过她三四次到办公室，但每次都是和其他几个学生一起，主要是花几分钟辅导或询问原因，从未单独叫过她，也坚决否认有过罚抄、罚站的行为。这位曾是“定向师范生”、获得过镇优秀教师奖的老师，说自己教学认真，对基础弱的学生“从未放弃”。然而，孩子的死，特别是那份遗书，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下来，让她百口莫辩。她说，当后来看到班上部分学生写的实名指控信时，彻底崩溃，感到“无法自证的清白”。最终，她离开了那所供职的小学，走的时候，连办公电脑都没带走。

痛失爱女的妈妈马繁星，则走上了另一条更为艰难的路——为女儿的死，寻求一个“说法”。她无法接受女儿开朗外表下的内心崩塌。她回忆，女儿语文好，爱写小说，在故事里把她描绘成“穿着牛仔短裙、绿色长靴，扎着高辫子”的漂亮女主角。这样一个充满爱和想象力的孩子，怎么会突然走到这一步？她认为，女儿长期在校遭受“侮辱和体罚”（尽管校方和老师坚决否认），最终不堪重负。

她耿耿于怀的是，学校从未对女儿进行过家访，老师也从未主动沟通孩子在校情况，这让她误以为一切安好。悲剧发生后，在校方、公安和调解员见证下，她曾与学校签订过一份《调解协议书》，学校基于“人道主义”给付了2万元慰问金，协议写明孩子是“突发疾病身亡”，家属不再追究。但马繁星后来称，当时自己极度悲痛，丧失了判断能力，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于是，她将学校和赵言老师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并请求撤销那份协议。

然而，法律有法律的逻辑和证据标准。2025年10月，当地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马繁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孩子是在家中、非在校时间服药自杀，其行为和后果“与学校、老师的教学管理行为之间无直接关联”，学校对此“难以预见和防范”。判决书也指出，导致孩子自杀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学业压力、被“嘲笑胖”的心理压力等。这里的“嘲笑”，又成了一个罗生门。妈妈认为“你们”指的是回到班级后，而校方则认为可能是指回家后。这个模糊的指代，成了永远无法对证的心结。

一场悲剧，没有赢家，只有无尽的伤痕。妈妈失去了视为全部的女儿，余生将在痛苦和追寻中度过。一位自认尽责的老师，职业生涯和心理防线被彻底击穿，带着委屈和阴影离开她曾经热爱的讲台和孩子们。学校的管理和沟通方式受到质疑。而那个12岁的女孩许诺，用最极端的方式，喊出了“我好累”的心声，却再也没机会看到大人们的争论、官司和眼泪。

这件事远远超出了“会不会写英语单词”本身。它像一面残酷的镜子，照见了成长中那些无声的裂痕。一个刚刚转学、需要适应新环境的孩子；一对已经离异、尽管都尽力关爱但家庭结构已然变化的父母（马繁星提到，她和前夫为了女儿，离婚后都未再婚）；一个对教学认真但对学生心理细微变化或许感知不足的老师；一套注重学业但可能疏于深度家校沟通和个体心理关怀的学校流程……所有这些因素，像看不见的丝线，缠绕在一个敏感的孩子心上。她的“累”，是日复一日学习跟不上的挫败感，是害怕去办公室的恐惧感，是对自己身材被“嘲笑”的羞耻感，是这些情绪累积到无法承受之重后的彻底崩塌。她最后的电话里让妈妈“心态要好”，何尝不是对自己无法拥有“好心态”的一种绝望映射？

法院判决后，马繁星提起了上诉，案件即将进入二审。无论法律最终如何裁决，那个12岁的生命都已无法挽回。这件事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场官司的输赢。它迫使我们所有人——家长、老师、学校、社会——去反思：我们是否真的听懂了孩子那句“我好累”背后的呼救？在我们关注成绩单、作业本的同时，有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去拥抱那个可能正在溺水的心灵？当一句“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教学热忱，遭遇“我再也不额外辅导学生了”的冰冷退缩时，中间失落的，到底是什么？悲剧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找出唯一的“罪人”，而在于惊醒我们，去修补那些让一个孩子觉得“累到不想醒来”的系统性缝隙。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被温柔以待，而这，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