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块钱养七口，六零年代的年关，是妈妈的鬼门关

17块钱养七口，六零年代的年关，是妈妈的鬼门关

我家在六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兄妹五个，加上爹娘，整整七张嘴。

爹是生产队的壮劳力，一个月满工分换来17块钱，这就是全家的活命钱。

油盐酱醋要抠，针头线脑要省，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老大穿完小的穿，冬天的棉裤，裤脚短了就接一截旧布条。

日子苦是苦，好歹能挨着过。

可妈妈最怕的，是过年。

不是怕穷，是怕每年年根底下，家里总要出点事儿，不是这个磕破头，就是那个摔断腿，每一次意外，都像一把刀子，剜着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

我至今记得，妈妈每到腊月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坐在煤油灯底下纳鞋底，一针一线，都缝着她的提心吊胆。

那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家家户户开始扫房子、蒸年糕，空气里飘着淡淡的面香。

我家没钱买白面，妈妈就用红薯面掺点玉米面，蒸了几个黑乎乎的窝头，算是过节的念想。

弟弟们嘴馋，瞅着邻居家的糖瓜直转悠。

那天下午，二哥带着三弟去村头的冰河里滑冰车。

冰车是爹用木板钉的，简陋得很，可那是我们兄弟几个最宝贝的东西。

妈妈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别往冰薄的地方去，二哥拍着胸脯应了，转头就把话忘到了脑后。

天擦黑的时候，邻居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喊：“你家老二老三掉冰窟窿里了！”

妈妈手里的笤帚“啪嗒”掉在地上，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往村头跑。

北风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的脚，她却像没知觉似的，疯了似的喊着弟弟们的名字。

万幸的是，附近干活的社员听到动静，赶紧把兄弟俩捞了上来。

两人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哆嗦，回家后发了高烧，直说胡话。

妈妈抱着他们，眼泪掉在孩子滚烫的脸上，一边哭一边骂：“叫你们不听话，叫你们不听话啊！”

骂着骂着，自己也瘫在炕沿上，哭得喘不过气。

爹揣着家里仅有的五块钱，连夜去镇上请大夫，回来时，鞋上全是冰碴子，胡子上结了霜。

抓药花了三块多，那可是全家半个月的口粮钱。

那年的年，就在药味和咳嗽声里过了，没有肉，没有鞭炮，只有妈妈紧锁的眉头。

转过年的腊月，眼看着又要过年了。

妈妈的心揪得更紧了，每天都要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到跟前，反复念叨：“不许爬树，不许滑冰，不许去井边玩。”

可怕什么来什么。

腊月二十八，大哥为了给家里捡点柴火，爬树去折枯枝，脚下一滑，从两米高的树上摔了下来，胳膊当场就肿得像馒头。

妈妈赶到的时候，大哥咬着牙，额头上全是冷汗，却硬是没哭一声。

大夫来看了，说骨头裂了，得用夹板固定，还要敷草药，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那天晚上，我看见妈妈蹲在灶房的墙角，偷偷抹眼泪。

煤油灯的光昏黄微弱，照着她鬓角的白发，才三十多岁的人，看着像个老太婆。

爹蹲在一旁抽烟，烟锅子明了又灭，灭了又明，半天憋出一句：“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妈妈没说话，只是哭得更凶了。

我知道，她是怕，怕这个家，撑不住了。

七张嘴要吃饭，受伤的孩子要治病，17块钱，怎么掰成八瓣花？

那一夜，灶房的灯亮了一宿。

后来的日子，慢慢好过了些，分了田地，家里的粮食渐渐够吃了。

可妈妈还是怕过年，直到我们兄妹几个都长大成人，能挣钱养家了，她这个毛病才慢慢改了。

前几年，妈妈走了。

整理她的遗物时，我发现一个泛黄的小本子，上面记着六十年代的账：“腊月二十三，老二老三看病，花3.2元；腊月二十八，老大治胳膊，花4.5元……”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摸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眼泪止不住地流。

原来，那些年的年关，于我们是盼头，于妈妈，却是一道道闯不过去的鬼门关。

17块钱养七口的苦，她一个人扛了那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