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妈妈杀人的消息，12岁女孩说：应该我来

这两年有句话挺流行：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结。

我身边头一个站出来不支持这话的，就是作者纪良安，她说，这句话的应用也是分场景的。比如，她自己就是一位儿童康复师，在孤儿院工作，15年来照顾过200多个孩子。

她帮助的孩子，多数都是自幼遭到遗弃的，要是“尊重他人命运”，这些孩子要么会遭遇不幸，要么会怀着怨念和恨意走进社会。

以往也有人骂过她多管闲事，“爱心过剩”，她要么毫不在意，要么当场怼回去。

但是前一阵子有个人也这样骂她，“你就是活该！你所谓的苦难，都是你自找的，是你非要拯救别人的人生！”

她却无论如何也骂不回去，因为这回说她多管闲事的，是一位因她照顾，而改变了命运的孩子。

了解过背后的缘由，她反而觉得自责。

2025年6月，我心爱的一个孩子毫无征兆地确诊肺癌，病情迅速恶化，突然离世。我哭了8小时后感到呼吸困难，被送到急诊，确诊心肌炎，经过激烈抢救度过危险期。

出院回到家，门口坐着一人，是林然。孩子们知道我生病来看我，不意外，唯独是她，我没有想到。

林然是福利院的孩子，已经成年，和福利院解除收养关系了。

她是福利院里少有的，身体很健康的孩子，尤其我接手的大部分孩子都曾有严重的疾病，可是林然身世很特别，这让我在福利院一直追着她，想和她保持密切的关系。

可是自从她读高中起，我们渐渐生疏，每次我想和她聊聊，她都以写作业没空为借口，平日与我的交流也仅限于“老师好”打声招呼。

后来她离开福利院，去读大学，我多次想到学校看她，她都以不在学校为由婉拒我，平常找她聊天，也都是“好的”或是表情回复。虽然她每年春节都来看我，但仅仅是吃顿饭，寒暄一下，不聊生活也不叙旧。

我觉得她已经长大，拥有自己的生活，童年的阴影已经离她远去，我也就想识趣退去。

直到这次她来找我，我才偶然发现，现实和我想象中太差多了。

林然看见我，扑上来哇哇大哭。进屋后她一直搀扶我，帮我拿拖鞋、帮我脱外衣、上厕所也要搀，就差替我上厕所了。我问她，你怎么来了？

她说：“我现在放假了，每天来给你做饭，好吧？医生对你的饮食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说：“不用，我妈会来给我做饭的。”

她趴在我耳边悄悄说：“你生了这么大的病，老人肯定会啰里八嗦的，你肯定会觉得烦，我不一样，我一句话不说，只做饭，绝不多嘴。”

我默认同意。她忙碌着收拾我的行李，我呆呆地望着这个女孩。后来听她说，自从得知我大概七月中旬要出院，她就每天来蹲守，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晚上一小时，蹲了四五天终于等到我。

那阵子我情绪还不太好，很少说话，她每天过来给我做饭、洗碗、买菜，给床头柜里塞满零食。

林然给纪良安做的饭菜

2025年8月，我去大理休养，她也随我一起去。有一天，一名自闭症儿童在苍山走失，有位消防员朋友给我打电话，咨询自闭症儿童的行为特征和逻辑思维。

电话里，我说一会儿就去消防队帮忙，说着挂掉电话准备出门，林然挡住我，夺过我的手机塞进屁兜，双手张开拦在我面前。

我来不及解释，想拿回手机，她突然暴躁地抢过我的包喊：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个病人，你的孩子刚刚去世，你需要被照顾，为什么要管一个陌生人？”

说着，她推着桌子堵上门。

我说：“我只是去介绍一些情况，不去山上救援，不会累的。”

林然把桌上的一摞书推到地上，还把一根笔掰成两半，怒吼了一声：“不许去！”

我被吓到了，还没反应过来，她开始骂：“你就是活该！你所谓的苦难，都是你自找的，是你非要拯救别人的人生，以后再有孩子去世，你不要哭，是你非要闯进别人的人生，你看福利院其他工作人员，装都装不出一滴泪，只有你每次遍体鳞伤，就是你活该……”

我沉默着，掉眼泪。她见我哭，情绪平复下来，抱着我和说对不起，“我就是觉得你太辛苦了。”

我说：“从6月开始，我的生活都停滞在那里，总要找个事让自己走出来。”

她听我这样说，也不再抗拒，陪我一起到消防队，还报名参加救援队每天搜救。回来以后，就把每天的搜救进度告诉我。

有了共同的话题，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变得熟络起来。直到孩子走失第三天，她小心翼翼地问说：“我看到孩子的妈妈，她哭的很伤心，我想安慰她，但又不知道能说什么，就远远看了她一会儿。”

接着，她若有所思地说：“当年不是你多管闲事，帮助我和我妈，也许我们都已经死了。”

我突然回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见到林然的情景：

一个12岁的女孩坐在福利院的沙发上低头抠手，嘴里喃喃着：“我妈不可能不要我的。”

那时候，整个福利院都在为这个孩子犯愁。

林然刚被送到福利院时，我在出差，工作群里都觉得是她是走失，因为遗弃通常都在刚出生时，两岁以上都少见，而且很多选择异地丢孩子。

林然呢，12岁，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严重的先天性疾病，只是有些斜视，家就住在本地。

12岁的孩子在一堆2、3岁的孩子里很显眼，我一回来就发现她了。林然靠在沙发边缘低头抠手，我推门时她突然扭头看，大概一看不是她妈妈很失望，扭回头继续刚才的姿势。

我觉得她很快就会走，也没有主动去打招呼。直到一周左右，院长让我去和她聊聊，说她这一周基本不吃饭，每天哭着找妈妈，嘴里一直喊着：“我妈不可能不要我的。”

我很少在福利院听到这句话，福利院是一个默认“遗弃”的地方，“孤儿”都是美化后的词汇，他们真正的名字叫做“弃婴”，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孤儿都是弃婴，很少有父母去世的孤儿。

在福利院谈及父母，最常听到的就是孩子委屈巴巴地说：“我的爸爸妈妈不要我了”或者来问我“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不要我了”是福利院的常态，而“我妈不可能不要我”确实极为罕见。

我安抚着说：“我们先吃饭，一会儿我就去派出所问问警察，找的怎么样了。”

林然随便吃了几口饭，嘴里还是时不时说：“我妈不可能不要我的。”

随后我去派出所打听情况，警察说孩子妈妈没有回家，没有报警，联系不上，经常出没的地方监控也没有拍到她，现在考虑是否发生什么意外，比如交通事故。

回福利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着林然的事，宁愿是她妈妈出了意外。如果是遗弃我该如何面对她，如何说服她接受现实，在福利院好好生活？

我想起有一天，福利院带孩子去体检，林然不想去，拉她走她也不动弹，我们马上要开车走了，阿姨着急地说：“要是一直找不到你妈，那你就得在福利院，听我们的安排。”

她冲着阿姨大喊：“要是找不到我妈，我就去死！”

如果确定是遗弃，她将是一个非常难搞的孩子，可能与我们对抗，即使最终她听我们的安排，我也没有能力让她快乐、正常的生活。比起让她适应福利院的生活，找到她的母亲也许更容易一点。

回到福利院，我说：“派出所这几天抓一个绑架儿童的罪犯，还没空找你妈妈。”

她点点头，不说话。我尝试找到一些突破口，问：“你爸爸呢？他在哪里工作？不然试着找找他？”

没想到她不屑地说：“我和他不熟，不知道这些。”

我只能写一封信给林然的妈妈，请警察塞进她家门缝，盼着林然的妈妈回家可以看到。

信里我告诉她，孩子现在十分抗拒，不吃不喝，也不去上学，她说如果不帮她找妈妈，她就逃出福利院，自己找不到，就去死。接着我还说，有难处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包括找工作、法律援助等等，最后我和民警都在信上签了字。

大概过四、五天，派出所要我们去一趟，警察说：“孩子的妈妈找到了，她来自首了。”

我问：“她为什么自首？有困难我们可以解决，没必要……”

还没说完，警察摆摆手，说：“她杀人了。”

我和院长有点懵，片刻间难以消化这消息。

警察说：“她杀了孩子父亲，大概因为这样，想遗弃孩子，让孩子生活在福利院，自己坐牢，今天找你们来是想说，孩子可以正式落户福利院了。”

我们追问了几句，据她自己向警察交代，丈夫长期家暴，她忍无可忍杀了他。

“我们还在调查，目前只能说这么多。这里有个视频，是她转交给孩子的，你们看看吧。”

视频里，林然的母亲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半根烟，眼神游离，始终不看镜头，她说：“我和你爸爸离婚了，我要嫁到美国，不想要你了。你有斜视，我都嫌弃你，你是累赘，我为你忍受十几年这种生活，对你也仁至义尽了，我不想要你了，你也不要找我，找到我也不会带你走。”

说话的时候，林然母亲摇头晃脑，也许想竭力表现出吊儿郎当的模样，但是看上去生硬，几乎每说半句她都要停顿下，感觉是背好的词，还没说熟练。

整个视频里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院长问我怎么想，我说：“她糊涂啊。妈妈不爱我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妈妈杀了一直残害自己的丈夫，更何况妈妈杀人可能也是为保护孩子，林然洗澡时我看到她身上也是有伤的。”

警察告诉我们，林然的母亲陈姐很消极，自从得知孩子进入福利院，就不打算找律师，随便怎么判。我为她申请了法律援助，接手案件的沈律师告诉我，如果长期家暴成立，会轻判。

回到福利院，林然追着我问，找到妈妈了吗？我只能草草地糊弄过去，那视频对她是摧毁性的冲击，我想做通陈姐的工作，等她同意告诉女儿真相，我再和林然说。

那阵子我躲着林然，写了两封信给陈姐，由沈律师转述。第一封信她默默听，仍然坚持要按视频内容告诉孩子，第二封信，我讲了自己的过往，和对被遗弃孩子的理解，她哭了，还是没有松口。

纪良安给陈姐的信

见说不动陈姐，沈律师来到福利院，想看到林然生活上的细节，拿到更多“证据”说服陈姐，我和她讲了个案例，让他了解一个弃婴将面临怎样的人生。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福利机构工作，前几年她希望我帮个忙，帮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孤儿寻亲。这个男孩2岁就被收养到美国，那时已经36岁，事业有成，儿女成双，现在的样子已经很像外国人了，甚至一句中文都不会讲。

可是他说自己在美国从来没有归属感，没有根基，不管亲生父母为何遗弃，他都原谅，就算贪图他的钱，他也愿意，他只想在中国有个叫做“家”的地方。

几乎所有福利院的孩子，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答案：父母为什么不爱我。他们本能地认为，父母不爱我抛弃我，是我不好。仿佛心底有个叫做“我不配得”的窟窿。

唯有意识到“不是我的错，我没有不配”，他们才能好好生活下去，然而对一部分孩子来说，这句答案需要一辈子寻找。

沈律师很动容，办案的过程中总是和陈姐提起我的想法，直到有一回，她再次转述我的话：

我养育了一个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女孩，她逝世于17岁，直到最后她都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真正艰难的不是生活中的苦难，而是遭遇苦难后，还能否拥有面对生活的勇气。没有妈妈的爱，林然恐怕很难有勇气。

陈姐听完没有说什么，可是同意我们将真相告诉林然。现在的难题是，该怎么对林然说呢。

虽然得到陈姐的同意，可是林然毕竟只有12岁，怎样告诉她，妈妈杀了爸爸？我没有任何经验，也想象不到她听到这消息会有怎样的反应。怀着忐忑的心，我将林然带到宿舍，锁门，让她坐在我对面。

“警察找到你妈妈了。”

林然紧紧盯着我，眼都不眨。

“她杀了你爸爸，去自首了，遗弃你是希望能把你安顿在福利院，她去安心坐牢。”

林然站起身，瞪大眼睛，第一句话居然是：“怎么杀的？”

我说：“在饭里下了农药。”

林然张着嘴愣了一会儿，接着叹口气说：

“那应该我去下，下药我也会，我是未成年人，会判得少吧。”

我很震惊，她没有因为父亲的死有丝毫难过和不解。

“她会死刑吗？”林然突然反应过来，拽着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

我将沈律师的话如实告诉她。对于因长期遭受家暴，在绝望、恐惧等心理压力下实施的“以暴制暴”案件，在量刑时会与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虽然行为本身构成故意杀人罪，通常会从轻处罚。

这时她才开始哭，抱着我发抖，边哭边说：“应该我去杀他的，妈妈肯定为保护我才这样做。”

等到平静一些后，林然告诉我，从她有记忆以来爸爸就经常打妈妈，喝了酒会打，妈妈做饭晚了会打，因为停水没有冲厕所也会打妈妈，绝大多数情况下，妈妈都能摸准“今天会挨打”，把林然反锁在厕所，等她长大一点，就把她赶出家，让她出去玩。

林然很怕爸爸，也不敢和他多说话，爸爸让她煮面、倒茶、买酒，她就乖乖去做。

大概六七岁起，林然开始在外面捡饮料瓶、纸箱，攒了些就卖掉。家附近的小卖铺门口有带锁的报箱，林然请求大婶，让她把卖废品攒下的钱塞进报箱。

她和妈妈说过很多次，我们逃走吧，我攒了一些钱，我们可以靠捡废品生活。但是妈妈都摇头。

直到最近一年，林然开始顶撞爸爸，让她倒洗脚水，会端来很烫的水，喊她，也故意听不见。每次妈妈挨打，她都咬牙切齿，可是她打不过他，只有在这种小事上让他受点苦。也正是因为这样，爸爸开始打她。

然然的胳膊上有两三处皱巴巴的伤痕，像是烫伤，屁股和腰的位置有条形的痕迹，这些都是永久的伤痕。

后来在庭审时，公诉人问陈姐，为什么忍了那么多年，现在不忍了？

陈姐说：“打我可以，打孩子不行。”

回想到然然刚来时，每天嘴里喊着“我妈不可能不要我”，那时我以为是她自我安慰。得知这些过往，我突然明白她为什么那样坚定。

陈姐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的农村女性，还是童养媳，她深知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自救，20多年面对丈夫像一个没有生命的附属品，但是为保护女儿，她选择不再忍耐。这样的妈妈当然不可能不要她的。

庭审时，我们带林然一起去听判决。林然全程没有抬头望向母亲，一直低着头默默地哭。

陈姐被判14年，审判长对她说：“我们会定期去福利院看你女儿，你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和孩子团聚。”

陈姐说着就要被带走，林然突然朝母亲冲过去，被法警拦下，于是她跪下，不停地向母亲磕头，直到脑袋出血。

审判长说：“你好好学习，大学毕业时，你妈妈也就出狱了，到时候你要让妈妈过好日子。”

林然使劲点头，目送母亲离开。

陈姐的审判落幕后，我的主要工作变成帮助林然适应福利院生活。

林然比较内向，福利院里很少有这个年纪才进来的孩子，她难以融合进入。

我经常去看她，找她聊天，每个月两次带她去探视陈姐，探视结束，带她去餐厅吃饭，下午去咖啡馆看书，问她最近怎么样，心里有什么想法、问题都可以和我说说，她都说挺好，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她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妈妈。

探监完，纪良安带林然去一个农场玩

半年后，林然开朗了很多，之前对阿姨出言不逊，现在帮着人家干活，帮忙给婴儿喂奶，和其他小朋友相处得也比较融洽，有一回我还见她哼着歌，抱着孩子的衣服去洗衣房。

我想对她来说，得知妈妈是摆脱了暴力的爸爸，而自己依然和妈妈相互爱着，即使一个在监狱改造，一个在福利院生活，也是幸福而不是灾难吧。

福利院里，我还要负责其他情况比较严重的孩子，福利院就将林然安排给另一位王老师照顾。

但是她依然跟我很亲密。

我们的工作服都一样，她就给我的那件缝上一朵小花，以此区别，我上班时看到工作服在院子挂着晒，就知道是林然给我洗了。我一上夜班，她就抱着枕头要和我睡在一起。

福利院有规定，工作人员不能和孩子一起睡，于是她在熄灯以后偷偷溜进我被子里，然后趁天亮领导来之前，回到自己的床上。

这样的亲密持续到林然读高中。她一点点不再做这些事，慢慢地，不再和我主动说话，问她什么都说“挺好”，直到后来见到面，她只喊一句“老师好”。我虽然心里失落，但是也理解，她来福利院已经12岁，而且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喜欢和大人玩也正常。

林然将近18岁时，我开始为她谋划成年后的生活。早在她15岁时，我就告诉她，福利院会在18岁与她解除养育关系的协议，不会再给她生活费，每个月的零花钱、逢年过节领导给的红包都存起来，留着等成年后使用。

那阵子，每当有捐献人来到福利院，我就拿着林然的成绩单，有意引导他们为林然捐献大学学费。她的成绩很好，在福利院几乎不参与娱乐活动，几乎把所有空闲都放在读书上。

我还帮她申请到廉租房，18岁，她与福利院解除收养关系，有了学费、房子，基础保障得以实现，我让她攒的钱她攒了好几万，也够大学这几年的生活费，毕业后，想来也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等妈妈出狱，两个人从此过心安理得、不用担惊受怕的生活。

林然离开福利院后，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我，每次我给她发微信，她都是回复“好的”“嘻嘻”或一个表情，我好几次到她大学所在的城市去看望她，她都说自己不在学校，在实习、打工或在外地的社会实践作业，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她。

唯独每年春节，她都会来家里看我，和我一起包饺子、做饭，但问及她的生活，都以“挺好的”“就那样” 草草回答，从不深谈什么。

直到我生病，她主动过来照顾我，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煮咖啡，好像慢慢回到以往的亲密时光，如果不是这样，我恐怕一辈子也发现不了她的秘密。

九月份，林然回到学校，我的状态也渐渐转好，去清迈旅行一趟，返程时路过她所在的城市，打算把在清迈给她买的礼物，还有在超市买的两大包日用品给她送到学校。

电话里，她仍然推辞着，说她不在学校。我说没事，你告诉我在哪个宿舍，我给你送上去，我已经在学校门口了。她还在坚持说，不用，我什么都有。

校门口的保安这时插话，说你放在保安室，登记下，等她回来拿就行。

我跟着进了保安室，看着登记表上的“宿舍”“班级”，问林然，你宿舍是几号？

林然支支吾吾，我想她是不是谈恋爱，没有住宿舍不好意思说，接着问，那就告诉我班级？她还是支支吾吾没有说出来，此刻我猛然惊醒，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我两三句打发保安，走到校门口旁的大树下放好东西，问：“你在不在s市？”

她说，在。

我急了，说你现在马上过来，我在你们学校对面的酒店，你今天不过来，我明天就拿着工作证去找学校教务处，你虽然已经解除收养关系，但是作为曾经的监护人，我拿着证件，学校也会告诉我情况。

挂掉电话，我想着各种可能，也许是她犯了错误，被学校开除了？如果是这样，我就去了解下，看看能否让福利院出面，介于她特殊的情况，学校能否通融。

等到一个小时后，有人敲门。开门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了。

林然站在门口，穿着外卖骑手的制服。

我让她进屋，接着一连串发问：

“为什么不上课去打工？有事需要钱，我帮你想办法。你是犯错误被开除，还是考试不过休学？”

她坐在床的角落里，我问什么她就摇头，什么话也不说。我真是生气了，冲她吼着，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你那么努力的学习，不就是为了拿到大学文凭让你妈过好日子吗？你现在不上学去送外卖，图什么？

见她还是不说话，我把她的头盔摘下来，狠狠摔在地上，撤掉她的外卖制服，就要拽着她去学校，“你跟我回学校说清楚。”

她抗拒，身体硬拉扯着，手扶着床边哭边说：

“我没有去报道，我没有上大学。”

我还在震惊中，没缓过劲儿。林然哭着，身体已经滑到地上。

我看着她，脑子里突然闪过她在法庭现场给妈妈下跪磕头的样子。我想，也许忽略了一个12岁的小孩要承受的人生？也许她还有什么艰难的成长历程？

我蹲在地上，抱着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对不起，宝贝，你慢慢跟我说。”

林然告诉我，从高中起，她就发现自己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和她父亲一样。她憎恨自己的父亲，可最终还是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于是她渐渐疏远我，觉得自己是“恶魔”，如果我知道她的本性，我会失望，所以只能通过远离，让我心里保存对她一丝美好的印象。

她关注我的朋友圈，社交媒体，写的每一篇故事，春节来看我，也只是因为这个节日应该看望她的亲人。

后来她和我说：“知道我的秘密后，你叫我宝贝，那一刻我的心脏好像裂开了，在福利院没有人关心我，反正就是名单里的一个名字，只要点名时我在那里就好了，大家都说我是恶魔，只有你叫我宝贝。”

短短十几分钟，她的描述里已经出现几次“恶魔”，我擦干净眼泪，让她看着我，“谁说你是恶魔？你具体说说，怎么就算严重的暴力倾向？”

高一的时候，林然发现自己有和爸爸一样的暴力倾向。

她几次和男生打架，都很容易打赢他们。朋友都说她有神力，可是林然觉得所谓“神力”，就是和爸爸、姑姑一样的暴力倾向。除了爸爸，她姑姑也打孩子，还被村委会、警察多次上门教育过。

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甚至难以自控。

高一班里有个日本学生，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大家默哀，他嘟囔着中国怎样，林然上去就打了他。

操场上有位同学打篮球砸到她，拒绝道歉，林然直接把对方打到骨折。

或许她只是挑了一些“说得过去”的暴力事件，但是在我看，这些只是情绪控制能力比较差的表现，远远达不到“恶魔”的程度。

林然哆嗦几下，紧紧抱着自己，把脑袋埋进两腿间，不断敲打自己的脑袋。

我感觉到她的痛苦，也就没有再追问。

后来，她拿出精神科的检查报告，内容挺复杂，总体来说，是焦虑症。而焦虑症的表现之一，就是难以自控，并且会在情绪失控下有一些极端，甚至暴力的行为。

我明白了，安慰她说：“你只是生病了。从小经历那么沉重的事情，生病是很正常的，我会帮助你。”

听到这话，她突然恶狠狠地盯着我，推开我，拿起枕头摔在地上，又拿起头盔砸在自己头上，接着去踢房门，“我会帮助你，我会帮助你，我最讨厌你说这句话，你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帮助别人，你是救世主啊？谁有难你都要帮助，你以为你是谁？”

“你撞破我的谎话，我没办法才告诉你。”我刚要解释，她打断我说：“告诉你，不是想让你帮助我。你是我的亲人，是是除了妈妈以外这世界上我唯一爱的人，不是解决问题的人，我不要你帮我，我讨厌福利院那些对你有所求的人。”

说完这些，她稍微平静一些，跪下来抱着我的腿说：

“小时候，我妈妈说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不要你帮助我，你只能被爱，不能再付出了。”

那个时刻，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她说的，直到后来和林然聊起这事，我恍然意识到，这种想法是一次次探视中陈姐传递给林然的。陈姐告诉林然，我对她们有恩，要记得这份恩情，要报答。

而林然一直希望妈妈能够休息，不要为了别人操劳，她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让她休息，不要去付出，而现在因为她导致我操劳，就让她更心烦了。

我抱着这个孩子，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那天，我没有继续再和她讨论她的问题，也没有再追问“恶魔”的来历，只是带她去吃饭。林然需要我这个亲人，那我就做好这个亲人，不让她觉得自己是我的负担。

吃饭时聊起大理那个自闭症儿童，她问我，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完全不认识他，却要去参与救援。

我告诉她，大理那个孩子和孤儿院的孩子是同一个群体，在我早年患上心理疾病时，是孤儿院的孩子把我从悬崖拉回来，从此这个群体成了我的恩人。我没有办法漠视他们的困难和遭遇，正如我没办法漠视那个曾经无助痛苦的自己。

我说的时候，林然点点头，说了一句，“因为有你的存在，我都不想死了”。

我很震惊，“你想过死？”

她也没有回避，嘴角上扬得意地说：

“我已经策划好了完美的自杀方案。”

她说她搜寻了很多信息，哀牢山登山者的死亡率很高，她亲自去过那里，已经找好一个位置，很难被发现，她打算爬上那里，冻死自己。

如果有人发现就当失踪的登山者，她没有单位，没有学校，福利院已经和她解除关系，也不会找她，

我找她，她也经常不回也很正常，她就可以悄无声息地死去，现在打工希望给妈妈攒一笔钱，她出狱后住在她的廉租房，有一些存款可以在几年内适应，不需要考虑生计。

她平静地讲着自杀计划，我问：“那妈妈出狱找不到你，她会难过的，你也不在乎吗？”

她说：“虽然会难过，但总比让她知道我也是一个恶魔强，我不想她知道我现在变成了这样。”

她一边吃着饭，一边说着这些，像在讲平常的生活琐事。

国庆节前夕，林然问我，她是否可以重新参加高考？

我说，我和领导沟通下，我就和他们说你有失眠症退学的，现在想重新上学，应该没问题。

我顺势问她，怎么想起重新回去读书了？

林然告诉我，是因为我跟她讲了很多我的故事，还有看了福利院的故事。她觉得这么艰难的人生都这么努力，她也想为自己再努力一把。

更重要的是，她知道我心爱的孩子一个个离去，“那些最该为我养老送终的人”都离去了，而她是个身体健康的小孩，可以活到我老了，她要成为那个替所有孩子照顾我的人。

学校同意国庆后让林然回去上学。我将她许久没住的廉租房重新装修，买了新的床、书桌、自行车和书包，林然走进新家，给我打着电话哭，直到见面躺进我怀里说：““妈妈入狱以后，从来没有人为我准备这么多东西。”

我带她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医生给她开了对抗焦虑症的药，我还给她布置了很多作业，主要是英语，她准备重新读高三，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段时间也没再出现过暴力事件。

那天临走前，她终于告诉我“恶魔”的来历。

林然高中时有过一个男朋友叫吴洋。

吴洋被小混混围堵要钱，林然出手相助。大家都觉得她见义勇为，纷纷赞扬她，吴洋的母亲是学校数学老师，为感谢她就叫她到家里补习。两人私下里陷入热恋，林然吐露自己的身世，吴洋没嫌弃她，发誓一辈子都会保护她、爱她，把她童年没有得到的爱都给她。

谈恋爱总会争吵，每次吵架，林然的情绪就会失控。撞桌子，抽自己耳光，直到有一次，林然把吴洋的卷子撕碎了，把他的书包扯散架了，吴洋愤怒地说：“你是恶魔，你有病吧，你应该去看病。”

那是第一次有人说她是恶魔。

高三寒假他们出去玩，林然穿了一条有立体的小兔子的长裤，一只野狗窜过来，咬着小兔子不撒嘴。林然非常怕狗，试图挣脱，狗不撒嘴，她就拿起砖头砸狗，狗跑到一边，林然仍然追着狗，用砖头砸它，直到狗奄奄一息。

吴洋看着血淋淋的狗吓坏了，说不舒服，要回家，林然一直追着他，直到家门口。

高三下半学期，吴洋搬了家，没有再来学校上学。

林然在校门口等待吴洋妈妈，看见她，问吴洋的下落。吴洋妈妈生气地说：“你还敢问我？你们背着大人谈恋爱，我还没找你们算帐，你不要再来找他了，等高考完再说。”

直到高考完，回学校填志愿，林然再次找到吴洋妈妈，她跑过去问：“阿姨，他报了哪个学校？”

吴洋妈妈看她一眼就要走，林然情绪上来了，她觉得这次问不出来，也许再也见不到吴洋，于是拉着吴洋妈妈，不让她走。吴洋妈妈大喊：“你要干什么？光天化日在学校对我动手吗？你有病，你得去看病，你知道吗？”

林然继续追问男友的下落，吴洋妈妈说：“你是一个恶魔，我是不可能让你们再见面的。”

最后，还是班主任和保安拉开他们，结束这场纠缠。

林然并不知道大家关于她的讨论是如何开始的，等她意识到时，大家都已经在躲着她，她上厕所时别人原本在排队，看到她就会走开，让她先去，然后等她出来时，听到大家窃窃私语：“吓死我了”。

在教室里，原本她的同桌也搬到最后一排，和另外两个女生三个人挤在一起也不和她挨着坐。

“恶魔”成了林然的代名词，就连最好的闺蜜都对她说：“你不要来找我了好不好，我求求你，我不敢和你做朋友了。”

暑假时，林然被踢出同学群，之前约定的毕业旅行，只有她独自在火车站徘徊。

林然渐渐觉得，他们说得对，她是一个恶魔，以后也许会成为和她爸爸一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毁灭，让我不要在这个社会上存在。没有人会发现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反正我一直都是这个世界的附属品，没有人正眼瞧我，有没有我都无所谓。”

讲述这些时，她很平静，也没有难过的表情，倒是一个劲给我擦着眼泪说：

“我妈一直说等我以后出息了，一定要报答你，当我决心要死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机会报答你怎么办，你生病了，我想这就是天意。”

我说：“高中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时我们经常见面，你是一个孩子，我可以保护你。”

她低着头，最后说了一句，“我不配。”

事后无数次，我在脑海里不断还原她高三下半年的那段生活，就算那时她已经由别的老师照顾，可我们明明每天都在福利院见面，我怎么会一点没看出来呢？

我想起那时候的她，就像看到当年身患心理疾病时的自己，那时我每天不出门，不说话，每天拉着窗帘躺在床上，听到一点动静都浑身发抖，特别希望有人能带我走出那片漆黑的日子，而她还要每天去上学，在福利院见到我，装作若无其事。

也许正是因为她是福利院里少数身体健康的孩子，我觉得她已经很好了，反而忽略她内心世界的崩塌。

我本该成为那个拉她一把的人，但我没有察觉到，我辜负了她，也辜负了曾经的我。

那天是我出院以后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我通过我认识的大学教授，帮我约了几位神经学的专家、精神科医生、遗传学专家、社工，综合所有人的专业观点，得出的结论是：

林然自幼目睹爸爸殴打妈妈，妈妈最终也使用暴解决冲突，在她12岁之前，她没有见过其他化解问题的方式。对抗焦虑症的药物可以缓解她的症状，但是想要根治，还需要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林然过去的经验都是在暴力中形成的，我必须给她重新植入新的、健康的经验。说白了，想要彻底根除田野里的杂草，最好的方法不是仅仅烧掉那些杂草，而是播撒种子，在田野里种满庄稼。

于是我给她洗澡时，摸摸她背后的伤痕。她有意躲避，我把准备好的纸条拿给她，告诉她，每个人都有伤痕，来，你把我的伤痕帮我贴在身上。她一张张贴着，我告诉她，每张纸条代表着什么伤，每一道伤痕我是如何抹平的。

比如失去女儿真真，我去了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望无际，我向沙漠讲述着我的悲伤，把悲伤写在一块石头上，把它埋在沙子里，第二天我又回头去找，怎么也找不见了，伤痕还在，可是我已经不在意了，它不会伤及我了，在就在吧，“好了！我的第一个纸条可以撕下来泡在水里了，它一会就没有了。”

林然问我，这个呢？她指着我背后的第二张纸条。

“我每天摸着我的心都觉得好疼好疼，直到来到福利院，依晨有很严重的疾病，我去学医，去ICU门口守着，学习营养学，为她出院后修复得更好，我带真真回家要照顾一个孩子，要学会做很多事，有一天我再摸着我的心，还是疼的，但我顾不上了，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呢。”

我准备了从小到大十几个伤痕纸条，进浴缸之前贴在我的后背、前胸，一张张和林然讲着我治愈这些伤痕的办法，我讲完，她觉得算治愈了，就一张张拿下来泡在水里，洗完澡放水的时候，林然念叨着：

“伤痕都冲走了”。

后来我经常和她分享我的伤痕，哪天有点难过，就做一件治愈的事，说给她听，她说：“伤痕冲走了。”

她也学着我的方法，把伤痕一个个写成小纸条。

我告诉林然她的情绪问题原理，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思考、冲动控制、情绪调节的功能）、杏仁核（警报系统）、镜像神经元系统等的知识，给她一份食谱，给她买了一些食物和营养品，通过食疗去改变。

除此之外，我很喜欢的一位瑜伽老师来云南，晚上有课，我就找了个理由，跟林然的班主任请假，让她去上瑜伽课。

渐渐地，林然开始跟我聊起学校里的事情。

有一回她说，前排的同学被举报作弊，老师请他周围的同学来问话，她就如实说了，同学受到惩罚，下学堵住她说，我经常给你带早餐，你上次没带作业还是我骑电动车载你回去拿，你太不地道了。

林然说，我没有主动揭发你，是我对你的情谊，但是老师问到具体的，我不能撒谎。搁以前，她会觉得自己不对，甚至情绪失控，要和他争个所以然，但这一次她没有。

她承认她有病，也写下那些伤痕，不否认它们的存在，而是努力把伤痕纸条一个个冲走。

写这篇故事前，我带林然到之前的医院复诊。精神科医生认为，药量可以减少四分之一了。

林然的病还存在，但已经有所好转，治疗还会持续进行，她的病就交给医生。

现在，我和林然会经常聊天。有一件事，让我很欣慰。

她提到自己读了我在天才捕手的故事，有一篇令她印象很深，那篇讲了一位女老师遭遇家暴，不断向朋友和公益机构求助，最终成功离婚，摆脱家暴男。

林然很感慨，跟我说，为什么妈妈没有试图自救过？原来不是必须要杀人，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求助解决问题的。原来暴力之外也有别的路。

我曾经难以释怀的是，自己没有及时发现林然的遭遇，林然也有意隐瞒了自己的痛苦和困难，我想过，这或许也是妈妈的选择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痕，她认为求助是无用的。

但其实，求助不代表软弱，不求助也不代表你强大。

那天林然说完这些，最后提了一句话，像是问我，又像是感叹。

“别人是如何治愈自己的呢？”

她看着我，等待我的答案。

我把林然的故事讲给一个做心理相关工作的朋友，她给了我一些建议。

“除了坚持服药、专业治疗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有人花时间给予她无条件的陪伴和倾听，她随便想说什么都可以，不说话也可以，不评判不反驳。

“要不断让她能够确认，她不是孤独的，不会被抛弃，也不会被暴打，或者聊到一些人际冲突的时候，可以陪她解决，那她就知道除了暴力外，还有其他有效的解决方法。”

我想这些建议，也许能为身边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林然说，或者有一点能够帮助林然的方法，哪怕是一点点自我疏解情绪的小技巧，都可以在评论区聊聊，林然也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