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债八万到红本在手，丧偶妈妈的五年生路

那天下午四点十七分，房产中介把印着“不动产权证”字样的红本子递到李红梅手里。她没急着翻开，只用拇指摩挲了一下封皮烫金的边角——有点烫手，像刚出锅的馍。

旁边中介笑着问：“姐，这回是自住还是出租？”她摇摇头，说：“给妈留着，她老说想回老家过年，可那院子塌了半边墙，猪圈改的厨房漏雨，我得先替她把根扎稳。”

这事得从五年前说起。那时李红梅四十岁，在镇上教小学语文，丈夫早年跑运输出事走了，留个七岁儿子和八万块外债。

她一个人带孩子，白天上课，晚上在夜市摆摊卖烤红薯。炭火熏得她眼角常年发红，围裙上总沾着糖稀干掉的褐色斑点。

有回放学路上，她看见堂哥家新贴的瓷砖墙，反光刺眼，照得她拎着保温桶的手抖了一下——桶里是给儿子炖的胡萝卜排骨汤，汤面浮着一层薄油，热气刚冒出来就被北风吹散了。

亲戚们见了她，话里总吊着钩子。大年初二在老宅吃团年饭，三婶夹了一块肥肉放进她碗里，嘴上说着“红梅瘦了要补”，眼睛却瞟着她袖口磨出毛边的棉袄袖子。堂哥端着酒杯凑过来，半真半假地笑：“梅子啊，你那学校咋不调个后勤岗？清闲，还能管食堂。”

她没接话，低头把肉撕成细条喂儿子，肉丝在筷子尖颤了两下，掉进汤里，漾开一小圈油花。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离开的，是一场小雨。那年清明，她带着儿子回村扫墓，路过老屋，墙皮被雨水泡得发软，一块砖突然松脱，“啪”地砸在她脚边，溅起泥点子。

儿子蹲下去摸那块砖，抬头问：“妈，咱家墙咋不像隔壁二舅家那么硬？”她蹲下来，把儿子的手从砖上轻轻拿开，用袖口擦掉他手背上的泥，没说话。

回家后，她翻出抽屉最底下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记着这些年每笔收入支出：2018年卖红薯净赚1.3万；2019年考下教师资格证增项，多拿800块/月。

2020年把校门口那间闲置杂物间租给文具店，年收5200；2021年儿子上初中，她开始接线上作文批改，每篇12块，一月攒下两千多……密密麻麻的小字，像一条条爬向光的蚯蚓。

她没跟任何人商量，先退了镇上租住的平房，把押金和最后三个月房租凑一起，交了县城二手房的定金。

房东是个寡妇，看她带孩子来验房，默默泡了两杯茶，把其中一杯推到孩子面前，杯底压着一张纸条：“孩子，甜的，放了冰糖。”

那房子没电梯，七楼，她和儿子一袋一袋往楼上扛行李。第三趟时，儿子喘着气问：“妈，咱以后不回村了？”

她擦擦额角的汗，指着楼下车流说：“你看那些车，哪辆是原地打转的？人也一样。”

后来她考了成人本科，报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又在社区开了个免费读书角。头一个月只来了仨人：一个退休老师，一个卖豆腐的张姨，还有一个总在巷口喂流浪猫的聋哑大姐。

李红梅不讲大道理，就带着大家读《城南旧事》《平凡的世界》，读到“英子妈说，你长大了就知道，有些路只能自己走”，底下有人抹眼睛，张姨把刚出锅的豆干分给大家，还多塞给她两块，“趁热吃，别凉了”。

再回村那天，是奶奶八十寿宴。她穿着素灰羊毛衫，没戴金镯子，也没拎名牌包，就背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给老人买的无糖八宝粥和一副放大镜。

堂哥在院里吆喝着让人搬新买的麻将机，见她进门，愣了一下，伸手想接她手里的袋子，她侧身让开了，朝奶奶走过去。

老人正坐在藤椅上剥核桃，手抖得厉害，核桃仁碎了一地。李红梅蹲下来，捡起一颗完整的，用指甲轻轻一掐，仁儿整块掉进老人手心。

奶奶攥着那颗核桃仁，忽然说：“梅子手稳，小时候写毛笔字，墨汁一滴不洒。”

饭桌上没人提房子，也没人问工资。倒是小侄女凑过来，仰着脸问：“姑，你手机里那个会讲故事的APP，能教我写作文吗？”

她点点头，掏出手机，点开刚录好的一段音频——是她昨天在读书角领读的《骆驼祥子》节选，声音不激昂，但每个字都踩在节奏上，像踩着青石板走路。

回城的中巴车开动时，她看见堂哥站在村口小卖部门口，手里捏着一包烟，没点，只是望着车尾冒的白气。

她没回头，把耳机线绕在手指上，听自己录的下一段音频：“今天我们读《阿Q正传》——不是讲他多可怜，是看他怎么把‘儿子打老子’说得理直气壮。”

车过三岔河桥，河水灰中泛青，倒映着两岸新栽的柳树。枝条还秃着，但芽苞已经鼓起，绿豆大小，青里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