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介绍远洋船长，每年只休假三周，我本想拒绝，他却提3个要求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那是在2005年，一个南方小县城里，日子过得跟河里的水一样，不咸不淡。

可县一中的英语老师林因，偏偏被她妈扔进了一锅滚油里。

她妈给她介绍了个男人，一年挣五百万，这数字在当年能把整个县城给砸晕。

对方是个远洋船长，一年三百多天都在海上漂，长得又黑又糙，看着跟个土财主没两样。

林徽因打心眼儿里觉得，这哪是嫁人，这分明就是拿自己下半辈子去换一张长期饭票，还是守活寡的那种。

所以她铁了心，不管谁劝，这人她绝对不能嫁。

可就在她准备把这事儿彻底翻篇的时候，那个不善言辞的船长，却用最笨拙的方式，帮她家解决了天大的难事。

他没求饶也没说好话，反而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口气，跟她提了三个霸道至极的“条件”。

谁都没想到，这三个条件让林因当场就愣住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世界上最傻的男人，她嫁定了！

01

2005年的夏天，我们小县城的热浪能把柏油路晒得软趴趴。我叫林因，是我那个爱看书的爸，拍脑门给我起的。

我在县一中教英语，日子过得就像学校门口那条护城河，平静，偶尔漂过几片落叶，不起半点波澜。

某天下午，我正趴在旧书桌上备课，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妈“咣当”一声推开门，满脸红光，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还攥着张皱巴巴的照片。

“小因，快别弄你那些破书了，妈给你说个天大的好事！”她把照片往我桌上一拍，声音压得又低又兴奋。

我抬起头，瞥了一眼那张因为反复摩挲而卷了边的照片。一个穿着海魂衫的男人，皮肤黝黑，背景是茫茫大海，笑得有点憨。

“相亲？”我头都没抬，继续在教案上写写画画。这两年，这种场面我已经见怪不怪了。自从我和谈了三年的同事高翔分手后，我妈就把我的婚事当成了她下半辈子的头等大事。

“什么叫相亲？这能叫一般的相亲吗？”我妈把椅子拖到我身边，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这可是你王阿姨的远房外甥，远洋船长！叫陈建国，三十二岁。”

“船长？”我停下笔，心里有点犯嘀咕。船长这个职业，对我们这种内陆小县城的人来说，跟宇航员差不多遥远。

我妈看我有了点兴趣，立马来了精神，把那个最重磅的炸弹扔了出来：“人家一年！就一年！挣这个数！”她伸出五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

“五万？”我猜。在当时，我们县城里，一个科级干部的年薪也就两三万，五万已经算高收入了。

我妈“切”了一声，脸上带着一种“你太没见识”的表情，一字一顿地说：“是……五……百……万！”

“轰”的一声，我感觉脑子里像被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五百万？在2005年，在我们这个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八百块的小县城里，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妈，你被骗了。这是杀猪盘吧？”

“呸呸呸！什么杀猪盘！”我妈瞪了我一眼，“人家是国际远洋货轮的船长，拿的是美金！换算过来的！你王阿姨还能骗我？人家亲外甥！手续都看过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妈唾沫横飞地给我描绘了一幅金碧辉煌的蓝图。说这个陈船长人有多老实，多本分，就是常年在海上漂，耽误了个人问题。说人家家里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最后，她话锋一转，落到了最现实的问题上。

“小因，你都二十七了，不是十七！高翔那种没担当的，你跟他耗了三年，结果呢？人家现在孩子都快会打酱油了！你还在这挑啥？”她指着我们家斑驳的墙壁，“你看看咱家这房子，你爸那身体，天天爬六楼，你看着不心疼？要是……要是你跟了陈船长，别说换个电梯房，就是买个别墅都绰绰有余！”

我沉默了。我妈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爸有慢性的肺病，天气一变就喘得厉害。我们这个老破小，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电梯。每天看他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挪上六楼，咳得脸通红，我心里就跟刀割一样。换个带电梯的房子，是我这两年最大的心愿，也是我每个月省吃俭用，却连首付都凑不齐的奢望。

可这不代表，我要为此卖掉我的人生。

“妈，钱能买来陪伴吗？”我放下手里的书，叹了口气，“一年到头不着家，那不叫过日子，那叫守活寡。我不想下半辈子对着一张银行卡过日子。”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开窍！”我妈急了，声音也高了八度，“什么守活寡！人家一年能休假三周呢！再说，男人天天在家有什么用？像你爸这样，守着你妈一辈子，结果呢？连看病的钱都得省！”

这句话说得重了，里屋传来我爸的一阵猛烈咳嗽声。我妈也意识到自己失言，赶紧闭了嘴，眼圈却红了。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家好。在这个小县城里，二十七岁还没结婚的女人，背后要承受多少指指点点。她出去打个麻将，都得听牌友们明里暗里地“关心”我。

接下来的几天，我家成了亲戚们的“作战指挥部”。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电话一个接一个，主题思想只有一个：林因，你这回要是再作，就真是脑子被门挤了。

“小因啊，我是你三姨，我跟你说，女人这一辈子，不就图个安稳吗？有钱，就是最大的安稳！”

“喂，小因吗？我是二舅妈。男人长得帅有啥用？能当饭吃？老实会挣钱才是王道啊！”

我被这轮番轰炸搞得头昏脑胀，最后干脆拔了电话线。世界清静了，但我的心却更乱了。

最终让我妥协的，还是我爸。

那天晚上，他看我闷闷不乐，把我叫到他房间。他没多说什么，只是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角票、毛票，还有几张稍微大一点的十块、二十块。

“这是爸攒的，给你当嫁妆。”他声音沙哑，“爸没本事，给不了你更好的。那个……陈船长，你要是不喜欢，就不见。别委屈自己。”

看着他布满老年斑、微微颤抖的手，和那一盒子承载着他半辈子辛劳的钱，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我怎么能不委屈？我委屈的是，我读了那么多书，梦想着琴瑟和鸣的爱情，最终却要被明码标价地摆在相亲市场上。我更委屈的是，面对现实的窘迫，面对父母的衰老，我那点可怜的清高，显得那么无力，那么可笑。

“爸，我去。”我擦干眼泪，对我爸，也对自己说，“就当……就当去吃顿饭。”

约好见面的那天，是个周六。我妈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薅起来，让我穿她新买的那条粉色连衣裙。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被强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自己，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最后，我脱下裙子，换上了平时上课穿的白衬衫和牛仔裤，素面朝天，连口红都没涂。

我妈气得直跺脚，但我铁了心。这不仅是一场饭局，更是我的战场。我要用我的方式，捍卫我最后的阵地。

约定的地点是县城里一家叫“老地方”的小饭馆，装修普通，但胜在清静。我和我妈提前到了，挑了个靠窗的位置。我妈紧张得手心冒汗，不停地整理自己的衣服，嘴里念叨着：“小因，待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得主动点，多笑笑，别跟个木头似的。”

我心不在焉地应着，眼睛望着窗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不管对方说什么，我都会用最礼貌的方式拒绝。我要让他知道，我林因，不是可以用钱砸晕的女人。

约定的时间过了十分钟，人还没来。我妈开始坐立不安。我心里冷笑一声：果然，有钱人都这么大架子，连最基本的守时都做不到。

又过了五分钟，一个高大壮实的身影出现在饭馆门口。他逆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一步一步，踩得很稳，像是走在晃动的甲板上。

我妈激动地站了起来，朝他挥手：“陈船长，这边！”

他走了过来。当他完全暴露在光线下时，我心里凉了半截。

照片果然是骗人的。眼前的男人，比照片上看起来苍老起码十岁。皮肤被海风和烈日侵蚀得黝黑粗糙，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领口都有些松垮了，下面是一条普通的工装裤，脚上一双解放鞋。这身打扮，别说年薪五百万的船长，就是说他是我们家楼下工地上的工人，我都信。

他走到我们桌前，看着我，木讷地点了点头，露出一口白牙。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声音有些嘶哑：“不好意思，刚下船，有时差，来晚了。”

02

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

陈建国在我对面坐下，高大的身躯让那张小小的方桌都显得局促起来。他似乎很累，眼窝深陷，布满血丝。我妈热情地把菜单推到他面前，让他点菜。他摆摆手，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挠了挠头，憨厚地说：“阿姨，你们点吧，我吃啥都行，不挑食。”

最后还是我妈点了四菜一汤，都是这家店的招牌菜。等待上菜的间隙，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我妈拼命地找话题，从天气聊到我们县城的特产，陈建国只是“嗯”、“啊”地应着，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

我受不了这种窒息的氛围，决定主动出击，速战速决。

“陈船长，”我开口，声音比想象中要平静，“听我妈说，您常年在海上工作？”

他像是没想到我会主动跟他说话，愣了一下，才点了点头：“是，跑国际航线，一年到头都在船上。”

“那……海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问了一个自认为能打开话匣子的问题。毕竟，那是他的专业领域。

他闻言，眉头紧锁，似乎在努力地组织语言。我耐心地等着，我妈也在一旁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才憋出几个词：“很晃，风浪大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很咸，空气里都是咸味。然后……也很想家。”

说完，他又沉默了。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对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事业，竟然只有这么贫乏的描述。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片真实而浩瀚的汪洋大海，我在这头，他在那头，语言的船只根本无法抵达彼此的彼岸。

菜上来了，热气腾腾。我妈热情地给他夹菜，他受宠若惊地连声道谢，然后就埋头苦吃，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他的吃相并不难看，但能看出来，吃饭对他来说，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一种享受。

为了不让我妈的努力白费，我硬着头皮，又尝试了一次。

“我平时喜欢看书，看电影，最近在看《百年孤独》。”我说，“不知道陈船长有什么爱好？”

他从饭碗里抬起头，嘴里还塞着饭，眼神里一片茫然：“啥孤独？没听过。我……我不识几个字，初中没毕业就上船了。在船上没事干，就看看天，看看海，有时候跟伙计们打打牌。”

我彻底死心了。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所珍视的那些精神层面的共鸣、灵魂深处的交流，对他来说，可能就像天书一样无法理解。

他要的，或许只是一个能在他不在家时，照顾好家庭，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女人。而我，要的是一个能在我念出上句诗时，能接出下句的伴侣。

我们的需求，南辕北辙。

就在这时，他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他看着我，很认真地问：“林老师，听说你是教英语的？”

我点了点头。

“那敢情好。”他眼睛一亮，“我船上有时候要跟外国人打交道，我这英语，就会几句‘哈喽’、‘三克油’，老丢人了。以后要是有机会，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妈一听，立刻拍手叫好：“哎呀，这不正好吗！小因就是老师，教书育人是她的本职工作嘛！建国你放心，以后让小因天天教你！”

我心里却是一阵悲哀。原来在他眼里，我这个英语老师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当他的免费翻译和家庭教师。

这顿饭的最后，他主动提到了他最关键的工作性质，也彻底粉碎了我对他最后一丝幻想。

他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擦了擦嘴，用一种陈述事实的语气说：“林老师，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我的工作，注定了不能常在家。我们跑一趟主航线，来回就得大半年。算下来，一年大概有三百四十天是在船上。假期是三周，但有时候因为船期紧张，还得得分两次休。”

三百四十天。

三周。

这两个数字在我脑海里盘旋，像两只苍蝇，嗡嗡作响。这意味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有三百四十天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面对所有生活的琐碎和困难。家里的灯泡坏了，我得自己换；下水道堵了，我得自己通；父母生病了，我得一个人送他们去医院。

而我的丈夫，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上。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

这根本不是婚姻。这比守活寡还可怕。守活寡起码还有个盼头，而我，连盼头都没有。这更像是签了一份长期的劳务合同，我负责操持家务，抚养可能存在的孩子，照顾双方老人，而他，负责提供资金。我们是合伙人，是雇主与雇员，唯独不是夫妻。

我彻底冷静了下来，甚至有些如释重负。我找到了一个无法辩驳的，可以让我妈和我自己都彻底死心的理由。

饭局结束时，陈建国主动去买了单。他站在饭馆门口，对我妈说：“阿姨，我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了，陈船长。”我抢在我妈开口前拒绝了，语气礼貌但疏离，“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不麻烦您了。”

我拉着我妈的手，转身就走，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

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妈跟在我身边，还在兴奋地叽叽喳喳。

“怎么样？小因，妈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人老实，话虽然少，但男人话少才靠得住！你看他那手，一看就是干活的实在人！哪像高翔，油嘴滑舌的！”

“妈，别说了。”我突然停下脚步，打断了她的话。

她愣住了，看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我跟他，不可能。”

我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03

我明确拒绝后，家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吵。

“不可能？哪里不可能了？”我妈的声音尖锐得像要划破我们家老旧的天花板，“人家哪里配不上你了？是嫌他丑，还是嫌他没文化？林因我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人家年薪五百万，别说在咱们这小县城，就是到省城去，什么样的黄花大闺女找不到？人家看上你，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被她的话刺得心口发痛，也忍不住吼了回去：“福气？什么样的福气？一年见不到一个月，家里什么事都指望不上！我图他钱吗？我图他一年能回来陪我二十天吗？妈，那是过日子吗？那是熬日子！”

“熬日子也比现在这穷日子强！”我妈气得直哭，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拍着大腿，“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死脑筋的女儿！放着金山银山不要，非要去捡那些不值钱的破烂！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高翔？我告诉你，没门！”

“跟他没关系！”我喊得声嘶力竭，“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里屋的咳嗽声再次响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促。争吵戛然而止。我妈捂着嘴不再说话，眼泪却掉得更凶了。我站在客厅中央，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以为，我的拒绝就是这件事的终点。但我低估了“年薪五百万”这五个字在一个小县城里的威力。

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像一阵风，一夜之间刮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版本也从最初的“一中林老师在相亲”，演变成了“一中林老师攀上金龟婿，准女婿是年薪五百万的远洋船长”。

我一夜之间成了县城里的名人。

我去学校，办公室里原本热烈的讨论声在我推门而入的瞬间戛然而止，同事们交换着暧昧的眼神，然后故作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林老师来啦？哎呀，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漂亮了！”

我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婶多塞给我两根葱，挤眉弄眼地说：“林老师，快要办喜事了吧？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喝喜酒啊！你可真是好福气！”

甚至连我班上的学生，都在课间休息时凑在一起，小声议论：“听说了吗？我们英语老师要嫁给一个大老板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被放在聚光灯下，供所有人参观、议论。那些或羡慕、或嫉妒、或揣测的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得我浑身难受。我百口莫辩，因为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都只会认为我是在“谦虚”、“装清高”。

在这个人情社会里，我被舆论绑架了。所有人都默认了我应该欣喜若狂地接受这门亲事，我的拒绝，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不知好歹”。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前男友高翔的出现。

那天下午，我刚走出校门，就看到他靠在一棵梧桐树下等我。他还是老样子，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我们分手半年，这是第一次再见面。

“小因。”他叫住我，语气里带着一丝我琢磨不透的复杂情绪。

“有事吗？”我站定，表情平淡。

他苦笑了一下，走上前，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一番，说：“我听说了，恭喜你啊，找到了个好归宿。”

他的话酸溜溜的，充满了讽刺。我皱起眉头：“你听谁说的？”

“整个县城谁不知道？”他摊了摊手，语气变得尖刻起来，“年薪五五十万的船长，真是好大的手笔。小因，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也是个这么看重钱的人。当初跟我分手，说我们看不到未来，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你想要的未来，是我给不起的。”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们为什么分手？不就是因为他安于现状，在学校里当个合同工，一个月一千块钱工资，却满足得不得了。我劝他考个编制，他嫌累；我让他跟我一起攒钱付首付，他说租房子也挺好。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而我，却迫切地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我们因为现实分开，现在，现实却以一种更残酷、更讽刺的方式，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我没有答应他。”我看着高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

“是吗？”他一脸不信，“欲擒故纵的把戏罢了。也是，毕竟是五百万，不多拿点乔，怎么对得起这个价码。”

说完，他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浑身冰冷。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太理想主义，太不切实际了？

在这个世界上，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

陈建国这个名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奇怪的是，自从那天饭局之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托媒人再来游说。这让我稍微松了口气，但心底深处，却又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或许，他也觉得我们不合适，放弃了吧。

我以为，只要我再坚持一段时间，等这阵风头过去，一切就能恢复平静。

然而，生活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沉重一击。

一周后的一天深夜，我被我妈惊慌的哭喊声吵醒。我冲进爸妈的房间，看到我爸半躺在床上，脸色青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

“快！快叫救护车！”我妈六神无主，哭着说。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拨打了120。在等待救护车的十几分钟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和母亲焦急的泪水，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觉到了钱的重要，和自己的无能为力。

救护车呼啸着把我们送到县医院。经过一番抢救，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了下来。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说：“病人这是老毛病了，肺阻滞。县医院的条件有限，只能暂时缓解。我建议你们，尽快带他去市里的大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和系统的治疗，不然以后还会反复发作，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那一晚，我守在病床前，一夜未眠。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我的心却沉入了无边的黑暗。

去市里看病，谈何容易。挂专家号，住院，检查，治疗……每一项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我们家那点微薄的积蓄，在这种真正的困难面前，简直是杯水车薪。

那一刻，我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再次浮现出那个黝黑的，沉默的，据说年薪五百万的男人。

04

父亲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病情算是控制住了。但医生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上。去市里看病，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开始四处打电话，托关系，想在市里医院挂个专家号。可那些平时称兄道弟的朋友，一听到这事，都变得支支吾吾。2005年，医疗资源远比现在紧张，想挂上一个好专家，比登天还难。

钱，更是个大问题。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加上我爸妈的养老钱，凑在一起也不过三万多块。这点钱，在市里的大医院面前，可能连个水花都激不起来。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可怕。我妈整天唉声叹气，偷偷抹眼泪。我爸虽然嘴上说着“不去看了，老毛病死不了人”，但晚上总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默默地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困住了，无论怎么挣扎，都找不到出口。我甚至动了去跟亲戚借钱的念头，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我开不了这个口。

就在我们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陈建国出现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给我爸熬粥，听到了敲门声。我妈去开的门，随即传来她又惊又喜的声音：“哎呀，是建国啊！快，快请进！”

我心里“咯噔”一下，端着粥锅的手都抖了一下。

我走出厨房，看到陈建国站在我们家狭小的客厅里，显得更加高大。他还是那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但手上却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都是一些进口的水果和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营养品。

“叔叔，阿姨，我来看看叔叔。”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声音依旧是那么低沉。

我爸挣扎着想从沙发上坐起来，他连忙走过去，按住我爸的肩膀：“叔叔您躺着，别动。”

他的出现，让我妈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她拉着陈建国的手，眼泪就下来了：“建国啊，你来得正好，我们家……我们家都快愁死了……”

陈建国没有多余的安慰，他只是拍了拍我妈的手背，然后直接对我爸说：“叔叔，我听说了你的情况。我在市人民医院有个老同学，现在是呼吸科的主任，我已经帮你约好了他的专家号，下周三上午。”

我们全家都愣住了。

他仿佛没看到我们的表情，继续用那种平静的语气说：“房子我也找好了，就在医院旁边的小区，三楼，有电梯。是个两居室，家电齐全，你们随时可以过去住。这样方便照顾，也不用天天来回跑。”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解决了我们眼下最大的难题。挂号难，住宿贵，这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大山，被他轻描淡写地就搬开了。

我妈激动得语无伦次，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建国，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爸躺在沙发上，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因为激动，又开始咳嗽起来。

只有我，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震惊，感激，还有一丝被冒犯的屈辱。

他凭什么？他凭什么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我们家？他凭什么用钱来解决一切，好像我们除了接受他的施舍，别无选择？

一股无名火“噌”地一下冒了上来。我走过去，把他拉到门外，压低声音，冷着脸说：“陈船长，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钱，我们不能要。我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走廊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照亮了他那张黝黑的脸。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也很真诚，没有一丝一毫施舍的意味。

他说：“林老师，我没别的意思。我常年在外，最担心的就是家里老人的身体。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吃了很多苦。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他的坦诚，让我准备好的一肚子刻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

他顿了顿，继续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一个跑船的粗人，配不上你这个大学生，文化人。我也知道，我的工作性质，让你没法接受。这些我都懂。”

我没想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我以为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没想到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都清楚。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我本想把话说得更绝一点，让他彻底死心。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极其严肃的语气说：“林老师，我知道我的工作让你无法接受。在你彻底拒绝我之前，能不能允许我，先对你提三个要求？你听完，如果还是觉得不行，我立刻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们。”

“要求？”我心里冷笑一声。果然，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前面铺垫了那么多，又是帮忙挂号，又是找房子，现在终于要提条件了。我倒要看看，他能提出什么花样来。

我抱着手臂，靠在墙上，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他，冷冷地说：“说吧，我听着。”

05

我家楼下的老槐树下，夏夜的风带着一丝燥热。周围很安静，只有不知疲倦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昏黄的路灯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和我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甚至能预感到他会说什么：“你看，你家的情况我也帮了，我们……”这种用恩情来交换婚姻的方式，是我最鄙视的。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用最决绝的话来捍卫我最后的尊严。

我冷着脸，先发制人：“陈船长，你为我爸做的一切，我们家会记着，这笔钱我们会想办法还你。但如果你想用这个来谈我们俩的事，那我劝你不要开口。”

他黝黑的脸在路灯下看不清表情，但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辩解或劝说。

他沉默了几秒钟，突然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硬的语气说：“林老师，我时间不多，咱们也别绕弯子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他往前走了一步，一股淡淡的海风气息扑面而来，带着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他说：“你想让我彻底消失，也行。但你必须先答应我三个条件。你听好了，这不是要求，是条件。你要是做不到，那就对不住了，你明天必须跟我去民政局把证领了。”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果然来了，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他是在用我爸的病，用我家的困境来逼我！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甲都掐进了肉里。这一刻，他之前所有的好意和真诚，在我眼里都变成了蓄谋已久的算计。我倒要听听，他能说出什么无耻的条件来。

他像是没看到我眼中的怒火，自顾自地竖起一根粗壮的手指，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我心上：

“第一，你的工资卡，必须你自己拿着，密码不许告诉我。你的钱，是你当老师堂堂正正挣来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家里的所有开销，包括你爸妈的医药费、生活费，都从我这里出。你必须保证，你永远有自己的钱，有不靠任何人也能活下去的底气。这是你必须做到的。”

我愣住了。

脑子里准备好的一百句骂人的话，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这算什么条件？

这根本不是在控制我，反倒像是在……保护我？他让我掌握自己的经济，是怕我因为用了他的钱而失去尊严和自我吗？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丝虚伪和算计，但没有，只有一片坦然。

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已经竖起了第二根手指，语气比刚才更加强硬，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命令口吻：

“第二，你爸妈的病，必须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医生。你不能为了给我省钱，就让他们受一点委屈。我不在家，他们就是你的天，你要是敢让他们受苦，我……我饶不了你。把他们照顾好，这是命令。”

“命令？”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蛮不讲理的霸道，可内容却是我心底最深、最柔软的渴望。他不是在跟我商量，不是在请求我，他是在用一种最笨拙、最直接的方式，命令我去尽孝，并且由他来承担所有的后果。他怕我因为花的是他的钱而心有顾虑，所以干脆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没有退路。

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眶瞬间就热了。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他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甚至带上了一丝悲壮。他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出了最后一个条件，那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大洋深处传来，带着海浪的沉重和苍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船在海上出了事，我人回不来了，我的抚恤金和保险金，你必须一分不少地全部收下。”

他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

“你不能把市里的房子卖了，更不许一个人硬扛着。你必须用这笔钱，去考研，去出国，去过你想过的生活。然后，找一个能天天陪着你、对你好的人，把我忘了，重新开始。你要是敢为我守着，我就是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

他说完了，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像是在宣读一份早就拟定好的、冷冰冰的遗嘱。

晚风吹过，拂动树叶沙沙作响。我的眼泪，在这一刻毫无征兆地决堤了。

我终于明白，这个男人，他根本不是在逼我嫁给他。

他是在用一种最笨拙、最“霸道”的方式，规划好了我没有他的下半辈子。他把所有最坏的可能都想到了，然后用他的方式，为我铺好了所有的退路。

他给我的不是枷锁，是翅膀。他不是在求爱，他是在托孤。他想托付的，是他不在时，我和我的家。

我所有的防备、骄傲、委屈和偏见，在他这三个“霸道”的条件下，被击得粉碎。

楼上传来我妈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小因！跟陈船长聊完了吗？外面蚊子多，快上来！”

陈建国似乎松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他往后退了一步，恢复了那副木讷的样子，说：“我的条件说完了。你做不到，明天九点，民政局门口见。要是做得到，我现在就走，再也不烦你。”

他说完，转身就要离开，高大的背影在路灯下显得有些萧瑟。

那一刻，一个念头疯了一样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无比清晰，无比坚定。我不能让他走。如果我让他就这么走了，我会后悔一辈子。

“等等！”我冲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

他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脸上还带着一丝不解。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也顾不上什么矜持和体面了，快步走到他面前，仰起头，看着这个世界上最傻的男人，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我必须嫁给他，现在，立刻，马上！

我看着他的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出了那句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话：

“陈建国，你那三个条件，我一个都做不到。”

他愣住了，眉头紧锁，似乎在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我吸了吸鼻子，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补充道：“所以，明天九点，民政局门口，我等你。不见不散。”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拿着户口本站在民政局门口的时候，陈建国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换了一身衣服，一件崭新的白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西裤，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头发也像是精心打理过，虽然依旧很短，但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他看到我，黝黑的脸上竟然泛起了一丝可疑的红晕，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孩子。

我们之间没有多余的话。领证的过程快得有些不真实，拍照，填表，盖章。当那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把两个红本本递给我们，说“恭喜二位”的时候，我还有些恍惚。

我就这样，嫁给了一个只见了两次面，话都没说过几句的男人。

走出民政局，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陈建国手里攥着那个红本本，翻来覆去地看，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傻笑。

“那个……小因，”他挠了挠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咱们……现在去哪儿？”

“去银行。”我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立刻把钱包掏了出来，从里面拿出一沓银行卡，一股脑地塞给我：“都在这了，密码……密码是你生日，我昨天晚上去改的。”

我看着他手里的那堆卡，摇了摇头：“不是你的卡，是我的工资卡。”

他更疑惑了。

我拉着他，走进了最近的一家银行。我要了一张新的申请表，把我的工资卡关联账户设成了他的一张主卡，并且开通了每月自动转账功能。

柜员问我每月转多少。

我想了想，说：“五百。”

陈建国在一旁急了，拉了拉我的衣角，小声说：“太多了，我在船上用不了那么多钱，一百就够了。”

我没理他，对柜员坚定地说：“就五百。”

办完业务，走出银行，他还在纠结那五百块钱的事。我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有些好笑。这个掌管着几百万资产的男人，竟然会为每个月五百块的零花钱而感到“太多了”。

我说：“这是命令。”

他立刻闭嘴了，只是嘿嘿地傻笑。

我们的新婚，没有浪漫的求婚，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甚至没有一场像样的婚礼。领完证的第二天，他就带着我去市里，雷厉风行地办完了所有他承诺过的事。

他带我去了他早就看好的那个小区，就在市人民医院斜对面。房子在三楼，不大，八十多平米，两室一厅，但装修得很温馨，家电一应俱全，看得出来是花了心思的。他把房产证和钥匙一起交到我手上，房产证上，户主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林因。

然后，他带我去银行，当着我的面，把一张张存折、一张张银行卡的密码都改成了我的生日，然后郑重地交给我，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每一张卡里的大致金额。我看着那一长串的零，感觉自己手里拿着的不是几张卡，而是沉甸甸的，一个男人全部的信任和身家。

做完这一切，只用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他就要走了。他的假期，因为回来处理这些事，已经所剩无几。

我开车送他去长途汽车站。车里很安静，只有电台里播放着一首老旧的情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堵得慌。这算什么呢？新婚燕尔，却是离别。

到了车站，他从后备箱里拿下他那个半旧的帆布包，背在肩上。

“我走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家里……就辛苦你了。”

“嗯。”我点点头，眼眶发热。

“钱不够花就跟我说，我让公司提前预支。”

“嗯。”

“照顾好爸妈，也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

“嗯。”

他好像还有很多话想说，但笨拙的嘴巴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最后，他只是伸出粗糙的大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说：“等我回来。”

说完，他转身上了车，没有再回头。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长途汽车缓缓驶出车站，汇入车流，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丧偶式婚姻”，正式开始了。

我带着父母搬进了市里的新家。我爸的治疗进行得很顺利，那个陈建国找的主任，确实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有了电梯，我爸的脸上也多了许多笑容。我妈更是逢人就夸，说我嫁了个好男人，有本事，还孝顺。

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嫁得好”的女人，住着新房，开着新车，卡里有花不完的钱。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个深夜，当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大床上时，心里有多么的空落和不安。

这个家，太大，太静了。

我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变着花样给父母做饭。然后，我把他交给我的那些银行卡和存折整理出来，第一次开始学习理财。我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每天研究基金、股票，虽然看得一知半解，但总算让我的脑子没空去胡思乱想。

我还把我以前那些考研的资料全都翻了出来，重新报了名，准备冲刺明年的研究生考试。白天，我备课、上课；晚上，我照顾父母，然后挑灯夜读。

生活被我安排得满满当-当，充实，却也孤独。

我和陈建国的联系很少。他走后半个月，我才收到他发来的第一条短信，是用船上的卫星电话发的，很贵。短信很短，只有五个字：“已到岗，勿念。”

我给他回过去：“家里一切都好，爸妈身体不错，放心。”

他很久之后才回：“好。”

我们的交流，就像是两个地下工作者在对暗号，简洁，高效，没有任何多余的情感。

有时候，我会对着我们那张红底的结婚照发呆。照片上的他，咧着嘴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看起来憨憨的。照片上的我，也微笑着，但那笑容里，有多少是发自内心，多少是出于礼貌，连我自己都分不清。

我试图去想象他在海上的样子。是像照片里那样，穿着海魂衫，迎着海风，还是像他自己说的，每天对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发呆？他会想我吗？会像我想象他一样，想象我在做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就像一场豪赌，我押上了我的一生，却连我的对手长什么样，都还没看清。

他离开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是从新加坡寄来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盒包装精美的鱼尾狮造型的巧克力，还有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风景很美，是他停靠的港口。背面，是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像是小学生的笔迹：

“船员买的，说女人都喜欢吃这个。给你。”

没有落款，但我知道是他。

我捏着那张明信片，看着那几个笨拙的字，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07

2005年，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对于我们这个小城来说，还是个新鲜玩意儿。我和陈建国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万里的重洋，还有昂贵的通讯壁垒。

我们最主要的联系方式，是卫星电话和电子邮件。

他大概每隔半个月，会给我打一次电话。电话总是在深夜或者凌晨，是他算准了我们这边的时间，在工作间隙打来的。电话里的信号总是很嘈杂，夹杂着“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和隐约的海浪声，我们必须用尽力气去喊，才能听清对方在说什么。

“喂？！小因吗？！能听见吗？！”他总是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吼。

“能！能听见！你那边怎么样？还好吗？”我也扯着嗓子回答。

“我没事！挺好的！家里呢？爸妈身体好吗？！”

“都好！爸的病控制住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妈天天去跳广场舞，精神得很！”

“那就好！那就好！钱……钱够不够花？！不够我再让公司打！”

“够了够了！你别操心这个！”

我们的通话，内容永远是这几句。他从来不问我过得好不好，开不开心，也从来不说他想我。他关心的，永远是那些最实际的问题：父母的身体，家里的用度。仿佛他只是这个家的一个远程提款机和安全总监。

每次通话都匆匆忙忙，不到五分钟就会挂断。因为他说，卫星电话费太贵了，一分钟好几十美金，够船上的兄弟们加好几个菜了。

一开始，我有些失落。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冷淡得不像夫妻。但慢慢地，我习惯了。我开始能在嘈杂的电流声中，分辨出他声音里的疲惫和关切。我知道，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话，都藏在那一声声“钱够不够花”的询问里。

相比于昂贵的电话，电子邮件成了我们更主要的交流方式。

他工作的货轮上有一台可以连接海事卫星的电脑，上网速度慢得像蜗牛，但总算能收发邮件。他几乎每周都会给我发一封邮件。

他的邮件里，从来没有甜言蜜语，甚至连一句完整的问候都很少。邮件的内容，通常都是几张照片，没有经过任何修饰，拍得也很随意。

有时候，是海上瑰丽的日出，火红的云霞染红了半边天，海面像洒满了金子。

有时候，是一群跃出海面的海豚，在船舷边嬉戏追逐。

有时候，是他停靠的某个陌生的港口，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建筑和不同肤色的人群。

还有一张，是他穿着蓝色工服的自拍。他站在驾驶舱里，身后是各种复杂精密的仪器。他对着镜头，咧着嘴憨笑，黝黑的脸上，沾着几点油污，眼神里却亮晶晶的，充满了骄傲。

每一封邮件的结尾，都只有一句话：“船上拍的，给你看。”

我把这些照片一张张保存下来，存在电脑里，建了一个名叫“远方”的文件夹。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点开那个文件夹，一张张地看。我看着那些照片，就好像我也跟着他的船，一起漂洋过海，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端。

我开始给他回信。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交集。后来，我索性就把他当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

我会在邮件里告诉他，今天我爸的胃口很好，多吃了一碗饭；我妈在老年舞蹈比赛上拿了二等奖，高兴得像个孩子。

我会告诉他，我班上那个最调皮的男生，这次英语考试及格了，还特地跑来跟我说谢谢。

我也会跟他抱怨，我考研复习遇到了瓶颈，有几个语法点怎么都搞不明白，烦得想把书都撕了。

我甚至会把我买的新衣服，拍了照片发给他，问他好不好看。

我并不指望他能给我什么回应，我只是需要一个出口。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每一封邮件都会回。他的回信很短，错别字很多，语句也不通顺，但却很认真。

看到我说我爸胃口好，他会回：“那就好，让他多吃点，别怕花钱。”

看到我说学生进步了，他会回：“你是个好老师。”

看到我抱怨考研难，他会回：“你肯定行，别怕。考上了我给你摆酒。”

看到我新衣服的照片，他会回：“好看。你穿啥都好看。”

我们的感情，就在这一封封跨越了太平洋的“家书”里，以一种奇特而缓慢的方式，慢慢滋长，生根发芽。

我不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一个人，虽然远在天边，心却和我紧紧地连在一起。他的存在感，无处不在。

家里新买的洗衣机出了故障，我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懂。我发邮件跟他抱怨，没想到他第二天就回了邮件，里面附着一张他手绘的、无比详细的内部结构图，用红笔标注出了可能出问题的地方，还用箭头指示了该如何操作。我按照他的“图纸”，竟然真的把洗衣机修好了。

我考研进入了冲刺阶段，压力大到整夜整夜地失眠。他在电话里听出了我的焦虑，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那嘶哑的嗓音，在嘈杂的背景音里，给我哼了一首跑了调的《水手》。他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我握着电话，在这头的深夜里，泪流满面。

我逐渐明白，他给我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依靠和安全感。他就像一座矗立在远方的灯塔，虽然我看不见他，但我知道，他永远在那里，为我照亮前行的路。

他是我远方的丈夫，也是我最近的盔甲。

年关将至，他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开始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样，每天数着日历，心里充满了期待和一丝丝的紧张。

快一年没见了，他会变成什么样？他看到我和这个家的新变化，会喜欢吗？

而我，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我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呢？

08

他回来的那天，下着小雪，是南方少有的严冬。

我提前一天就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换上了新的床单被套，又去超市买了一大堆他可能喜欢吃的菜，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我甚至还破天荒地去做了个头发，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总觉得自己哪里还不够完美。

我妈看着我忙前忙后的样子，笑着打趣我：“真是女大不中留，老公要回来了，魂儿都没了。”

我脸一红，嘴上却不承认：“我这是为了迎接家里的男主人，表示尊重。”

按照他邮件里说的航班时间，我提前两个小时就开车到了机场。这是我第一次来机场接人，心里紧张又激动。我站在国际到达的出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块显示屏，心跳得厉害。

航班显示“已到达”后，人流开始陆陆续续地从出口涌出。我伸长了脖子，在人群中使劲地寻找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我看到了他。

他比走的时候更黑了，也更瘦了，脸颊都有些凹陷下去。下巴上冒出了青黑的胡茬，显得有些不修边幅。他穿着一件厚重的深色夹克，背着那个半旧的帆布包，步履匆匆，眼神里带着一丝近乡情怯的迷茫和寻找。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他所有的疲惫和迷茫都瞬间消散了，黝黑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孩子般灿烂的笑容。

他快步向我走来，每一步都踩得那么用力，仿佛要踏平我们之间这一年的距离。

我迎上去，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却只说出了一句：“你回来啦。”

“嗯，我回来了。”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他放下行李，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他的怀抱，宽阔而温暖，带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和海风的咸味。我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心里那块悬了一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家的路上，他像个好奇的孩子，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不停地问：“这栋楼是新盖的？”“这条路拓宽了？”“变化真大啊。”

当车子开进我们住的那个崭新的小区时，他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

“我们就住这儿？”他看着窗明几净的楼房和整洁的绿化，有些难以置信。

“是啊，我们的家。”我说。

打开家门，我爸妈早已等在门口。看到他，我妈激动得眼圈都红了，拉着他的手嘘寒问暖。我爸也拄着拐杖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他看着焕然一新的家，看着精神矍铄的二老，又看了看站在一旁微笑的我，眼眶也红了。他放下行李，对着我爸妈，深深地鞠了一躬：“爸，妈，我回来了。”

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这个家，完整了。

在他回家的这短短三周里，我们就像一对最普通的夫妻，过着最平凡的日子。

他似乎想把这一年缺失的时光都弥补回来。他每天都起得很早，笨拙地在厨房里学着给我做早饭，不是把鸡蛋煎糊了，就是把粥熬干了，弄得厨房里一片狼藉，却乐此不疲。

他会耐心地陪我爸下棋，明明棋艺很臭，却总能把我爸逗得哈哈大笑。

他会跟在我妈身后，听她絮絮叨叨地讲着邻里街坊的八卦，帮她提菜，扛米。

他会拉着我的手，去逛人挤人的超市，会认真地记住我喜欢吃的零食，然后把购物车堆得满满的。晚上，他会陪我一起复习考研的功课，虽然他一个字都看不懂，却会给我端茶倒水，削好水果，然后静静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一看就是一整夜。

他话依然不多，但他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这个家。

我们也会有独处的时间。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带我去公园散步。我们并肩走在落满枯叶的小路上，他会把我的手揣进他温暖的衣兜里。

他跟我讲海上的事。讲他见过最大的风浪，十几米高的巨浪像山一样拍过来，整艘船都快要被吞没了；讲他在赤道线上看到的璀璨星河，美得让人窒息；讲他在异国港口遇到的趣事，那些不同肤色的人，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

他的讲述，依旧是那么朴实无华，但这一次，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他话语里，那份对大海的敬畏，和对家的深深眷恋。

我也跟他讲我的生活。讲学校里的鸡毛蒜皮，讲父母的身体状况，讲我学习上的困惑。他总是听得那么认真，像个学生一样，时不时点点头。

我们就像两块被生活打磨了许久的拼图，终于找到了彼此，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了一起。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三周的假期，转瞬即逝。

离别的前一晚，我们都没有睡。我们躺在床上，静静地抱着彼此，听着窗外的风声。

“小因，”他忽然开口，声音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委屈你了。”

我把头埋在他胸口，摇了摇头。

“跟着我，让你受苦了。一年到头守着个空房子，什么事都得你一个人扛。”他收紧手臂，把我抱得更紧了，“等我再跑几年，等我把这辈子该挣的钱都挣够了，我就不跑了。我申请调到陆地上来，或者干脆退休，天天在家陪着你，哪儿也不去。”

我听着他笨拙的承诺，心里像被什么温暖的东西填满了。我抬起头，在他的下巴上亲了一下，轻声说：“不委屈。”

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以前，我觉得家是一个房子，里面有我爱的人，朝夕相伴。现在我才知道，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有你在，在哪儿都是家。哪怕你远在天边，只要我知道你在那里，我就心安。”

他愣住了，黝黑的眼眸里，瞬间氤氲起一层水汽。他这个在海上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硬汉，此刻却像个孩子一样，把脸深深地埋进了我的颈窝里，肩膀微微地颤抖。

第二天，我依然是开车送他去车站。这一次，我的心里没有了去年的不安和空落，只有满满的笃定和不舍。

临上车前，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用丝绒包裹着的盒子，塞到我手里。

“这是什么？”我问。

“去年靠岸的时候，在一个港口买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打开看看。”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款式简单的钻戒。钻石不大，但在冬日的阳光下，却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我……我没求过婚，也没给你办婚礼，委屈你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愧疚，“这个，就当是……补给你的。”

我笑着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大小正合适。我朝他扬了扬手，说：“很好看，我很喜欢。”

他笑了，如释重负。

汽车发动了。他隔着车窗，对我用力地挥手。我也微笑着，对他挥手告别。

我知道，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漫长的别离。但我不再害怕。

因为我嫁给的，从来不是那遥远的五百万年薪，也不是那每年仅仅三周的相聚。我嫁给的，是这个叫陈建国的男人，是他那颗最质朴、最真诚的心。

他用他全部的力量，为我撑起了一片天，一个可以让我安心读书、安心追梦、安心做自己的世界。而我，会守着我们的家，等他，等他每一次的远航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