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大扫除时发现一张老照片，妈妈想找回那些年的好姐妹

大扫除时，我在母亲衣柜底层发现一张泛黄的纺织厂合影。

母亲盯着照片第三排左起第五个身影，突然红了眼眶：“找了她三十年……”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六个名字——其中五个都被划去，唯独剩那个没打叉的，墨迹新鲜得像昨天刚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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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的灰尘，在午后斜射进来的光柱里打着旋儿。春节前的这次大扫除，阵仗比往年都大。母亲发了话，犄角旮旯都得清理，像要铲除积压了半辈子的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我戴着口罩，头发用旧毛巾包着，身上套着父亲留下的宽大工装，正跟客厅那个塞得变形的三门衣柜较劲。

这衣柜是老家什了，暗沉的红漆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木头的原色，合页有些锈了，拉开时发出悠长而痛苦的“吱呀——”声。里面挤挤挨挨，全是旧时光压实的味道。母亲的衣服并不多，几件半新的叠得整齐，占了一小半空间，更多的是陈年旧物：用线绳捆扎的旧杂志、我小学到高中的成绩单和奖状、一铁盒零零碎碎的纽扣和顶针、几床半新不旧的棉絮……我一件件往外腾挪，灰尘在光线里惊惶起舞。

最底层，压着个扁平的硬纸壳，尺寸不小，用一张泛黄、印着模糊牡丹花的旧床单仔细包裹着。我抽出来，沉甸甸的。解开系着的布条，剥开床单，里面是一个同样老旧的相框，玻璃蒙着厚厚一层灰，几乎不透明了。我对着光，用抹布的一角小心擦了擦。

灰尘簌簌落下，一张大幅的黑白合影逐渐清晰。

背景是那种典型的八十年代工厂大门，拱形门楣上挂着褪了色的横幅，字迹模糊，依稀可辨“安全生产”几个字。门前空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怕是有上百号。一律穿着深色的、样式近乎统一的工装，男女都有，年纪看起来从二十出头到四十不等。每个人都站得笔直，表情是那个年代照相时特有的郑重，甚至有点紧绷，嘴角努力上扬，眼睛里却映着那个质朴年代特有的、混合着希望与艰辛的光。照片整体泛着陈旧的黄褐色，边角有些许霉斑，像时光无声啃噬的痕迹。

“看啥呢？”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端着一盆清水，臂弯搭着抹布，正要擦窗框。

“妈，柜子底下翻出张老照片，你们厂里的吧？”我把相框递过去。

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相框。她的目光落在照片上，那一瞬间，仿佛有电流通过她不再年轻的身体。她背微微佝偻下去，凑得很近，手指无意识地拂过冰凉的玻璃面，从第一排那些清晰的面孔上缓缓移过，移到第二排，然后停在第三排。

她的呼吸似乎屏住了。眼睛一眨不眨，死死盯着第三排左起第五个位置。

那是个年轻的女子。工装穿在她身上显得有些宽大，但身姿挺拔。两根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垂在胸前，额前有柔软的刘海。眼睛很大，即使在模糊的黑白影像里，也能看出那眼神清亮亮的，带着点未经世事的羞涩，又有着投身火热生活的坚定。嘴角微微抿着，是个很浅很温柔的笑。站在一群同样年轻的面孔里，她并不特别起眼，却有一种干净、蓬勃的气息，隔着几十年的尘埃，扑面而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母亲就那么站着，像一尊突然被定住的雕塑。只有她微微颤抖的手指，泄露着内心的惊涛骇浪。客厅里安静极了，能听见窗外远处零星提前响起的鞭炮声，和水盆里抹布被拧干时滴滴答答的水声。

然后，我看见了眼泪。

毫无预兆，大颗大颗的泪珠，从母亲迅速泛红、爬满细纹的眼眶里滚落，沿着她不再光滑的脸颊，急急地淌下来。她没有出声，甚至没有抬手去擦，任由泪水汹涌。那泪水浑浊，冲开了她脸上刚刚沾染的一点灰尘，留下蜿蜒的痕迹。她的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一点气音。捧着相框的手，抖得厉害，玻璃相框边缘磕碰着她的指节，发出轻微的“咯咯”声。

“妈？”我吓了一跳，赶紧扶住她的胳膊，“您怎么了？这人是谁啊？”

母亲仿佛没听见，她的全部魂魄都被照片上那个年轻的影子吸走了。过了好半晌，那阵剧烈的颤抖才稍稍平复，她极其缓慢地、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找了她……三十年……”

每一个字，都像从肺腑最深处，挤过干涸的河床，裹着血丝和沙砾，艰难地滚出来。三十年的重量，压在这短短五个字上。

她把相框翻过来。背后是硬纸板，用图钉固定着。我帮她取下已经锈蚀的图钉，揭下纸板。

照片的背面彻底暴露在眼前。纸张比正面更黄更脆，边缘有些粉碎。空白的背面上，靠近顶部，有一行褪色的蓝色钢笔字，是当年拍照时的题记：“国营红星纺织厂一九八五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表彰大会留念”。

而在照片底部，另有一行稍小的、同样用蓝色钢笔写下的人名，竖着排列，六个名字：

王秀兰

李秀珍

张桂枝

赵美华

孙丽萍

周晓慧

这行名字的书写风格，与顶部的题记明显不同，更随意，也更有力些。但真正让我后背窜起一股凉气的，是这些名字现在的状态。

前面五个名字——王秀兰、李秀珍、张桂枝、赵美华、孙丽萍——每一个名字上，都被人用钢笔，狠狠地、反复地划上了粗重的“叉”。墨水是那种纯蓝墨水，年代久远，已经变成一种暗淡的蓝黑色。划叉的力道如此之大，有些地方甚至划破了脆弱的相纸，透出细小的裂痕。那一道道叉，像一道道沉默的伤疤，又像一道道决绝的封条。

只有最后一个名字——周晓慧——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标记。

而在“周晓慧”这三个字的旁边，空白的相纸处，有一点极其细微的、新鲜的墨迹。像是有人最近，或许就是昨天，或许就是今天早上，用同一支、或者同一种型号的蓝黑钢笔，在这里轻轻点了一下，又或许只是笔尖无意中扫过。那墨色的鲜润，与照片正面陈旧的黄褐、与其他五个名字上那黯淡的蓝黑划痕，形成了刺眼的、令人心悸的对比。

像一道刚刚裂开的、新鲜的伤口。又像一个无声的、固执的句读，强调着这个名字的唯一性。

母亲的手指，颤抖着，抚过那五个触目惊心的黑叉，最后，极其轻柔地，停留在“周晓慧”三个字上，停留在那点新鲜的墨迹旁。她的眼泪，又一次无声地滚落，滴在相纸背面，迅速洇开一小团潮湿的阴影。

“周晓慧……”母亲喃喃地念出这个名字，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柔，“是她。第三排，左起第五个。辫子最黑最亮那个。”

我看向照片正面，那个有着清亮眼神的年轻女工。周晓慧。

“妈，这……这些划掉的……”我指着前面五个名字，心头满是惊疑。

母亲抬起泪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照片，长长地、颤抖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吸进足够的勇气，才能掀开记忆沉重的闸门。

“她们……都不在了。”母亲的声音空洞，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秀兰姐，乳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走了快二十年了。秀珍，车祸，厂里组织去旅游，大巴翻了……桂枝和美华，前后脚，都没熬过退休后那几年，一个脑溢血，一个肺癌。丽萍……丽萍是自杀。”

最后三个字，她说得很轻，却像重锤砸在我心口。

“为什么？”

母亲摇摇头，泪水更多了：“还能为啥？下岗了，男人也跑了，孩子正上学……她性子又烈，想不开。”她用手背狠狠抹了把脸，却抹不净那源源不断的湿意，“我们六个，当年在一个班组，最好的姐妹。说好了，一辈子都要好，谁也不能掉队……可你看看，你看看……”

她的手指再次划过那些黑叉，每一道，都像划在她自己的心尖上。

“就剩她了。周晓慧。就剩她了。”母亲重复着，眼神却逐渐从悲痛中凝聚起一点微弱却执拗的光，“可我把她弄丢了。三十年前，厂子不行了，大家各奔东西，乱哄哄的。她家情况最复杂，搬了家，断了联系。头几年还互相打听，后来，人海茫茫，就……就真的丢了。”

她的目光落回“周晓慧”旁边的那个新鲜墨点上，眼神变得复杂，有哀伤，有悔恨，还有一种被时间淬炼过的、近乎偏执的渴望。

“这墨点……”我试探着问。

“是我。”母亲承认得很干脆，甚至有点倔强，“前几天收拾东西，想起这张照片，就翻出来看了看。看着看着，心里堵得慌，就拿了笔……我想划掉晓慧的名字，跟她们五个凑整齐算了。反正，这辈子大概也找不着了，就当她也……也在别处过完这辈子了。”

她的声音低下去，带着无尽的疲惫和认命般的苍凉：“可笔尖挨着纸，我就是划不下去。名字没划，不知怎么，点了这么一下。鬼使神差。”

她抬起头，看向我，那双被泪水反复冲刷过的眼睛，此刻清晰得可怕，里面翻涌着三十年沉淀下来的所有情绪：遗憾、思念、愧疚、不甘，还有一丝小心翼翼、不敢触碰的希望。

“儿啊，”她叫我，声音很轻，却重重撞在我耳膜上，“妈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现在，妈想求你件事。”

我似乎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喉咙发紧。

“帮我找找她。”母亲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冰凉，用力很大，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帮我找找周晓慧。不管她在哪儿，变成什么样了，我就想……就想再看她一眼，跟她说句话。就一句。”

她的眼神近乎哀求，又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我不能让这背面，最后一个名字，也带着问号进棺材。我得知道她的下落。好坏，我都得知道。”

窗外，又一声遥远的鞭炮炸响，像是旧年尾声不甘的叹息。屋子里，尘埃在光柱里继续缓缓沉浮。那张泛黄的老照片，静静躺在母亲颤抖的手中，背面的六个名字，五个被粗暴地判处了“过去”，只有一个，连同那个新鲜的墨点，顽固地指向一个迷雾重重的“现在”。

三十年时光的重量，母亲眼眶里摇摇欲坠的泪水，还有那墨迹未干的“点”，都在这一刻，沉甸甸地压上我的肩头。

我看着母亲的眼睛，点了点头。

“好，妈。我帮你找。”

寻找的第一步，自然是那早已消失在城市地图上的“红星纺织厂”。

母亲提供的线索有限：厂子原址大概在现在的“东升路”一带，但具体门牌号她记不清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厂子效益就一路下滑，先是半停产，后来干脆被合并，再后来地皮卖掉，机器拆的拆卖的卖，原来的厂房区早就推平，建起了新的住宅小区和商业街。昔日的轰鸣与热气，化作尘埃，深埋在钢筋水泥之下。

我驱车来到东升路。这里已经是城市次中心，车水马龙，两旁是整齐的居民楼和各类商铺，快餐店、房产中介、便利店、药房……招牌琳琅满目，充满当下生活的喧嚣。我放慢车速，试图从这片崭新而陌生的繁华中，抠出一点三十年前的印记。

几乎徒劳。道路拓宽过，行道树是新栽的，连路边的邮筒都是现代化的款式。我问了几个在街边晒太阳的老人，提起“红星纺织厂”，他们大多要愣神想一想，然后摇摇头：“红星？好像听说过，早没了吧？这一片改造好些年了。”

一位看起来年纪颇大的修鞋匠，在听到“纺织厂”时，抬起了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纺织厂啊……以前这后面，是有个大厂子，烟囱老高。后来拆了，建了那个‘阳光花园’。”他用下巴指了指马路对面一片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六层板楼小区。“你要找厂里老人，去那儿问问？那边好像还住着几个原来厂里的退休的。”

阳光花园小区，典型的九十年代末建造的职工福利房，外观朴素，甚至有些破败。我在小区里转悠，看到几个老人在墙角下棋，另几个带着孙辈玩耍。我凑上前，递烟，客气地打听。

“红星纺织厂的？有，有，老钱头就是，以前厂里的电工，住三号楼二单元。”一个热心的老爷子给我指了路。

老钱头看上去七十多了，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正在自家一楼小院里侍弄几盆蔫蔫的菊花。听我说明来意，是想打听一个叫“周晓慧”的原来纺织厂女工，他眯起眼睛，摘下老花镜擦了擦。

“周晓慧？”他咂摸着这个名字，眉头皱起，“这名儿……有点耳熟。哪个车间的？”

我连忙把母亲的名字和以前的班组情况说了。

“哦！你妈是那个班的啊！”老钱头似乎想起来了，语气活泛了些，“我想起来了，是有个周晓慧，细纱车间的吧？挺秀气一姑娘，话不多，干活麻利。”他顿了顿，眼神飘向远处，像是在打捞深水里的记忆，“不过，她走得早。”

我心里一紧：“走得早？您是说不在厂里干了，还是……”

“调走了。”老钱头很肯定地说，“不是下岗。是调走。具体哪年记不清了，反正厂子还没彻底散架的时候，她就走了。听说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急需用钱，还是有什么别的门路？记不清了。反正是办了调动，不是我们这种后来买断工龄。”

“调到哪里去了？您还有印象吗？”

老钱头摇摇头，爱莫能助：“这可就难说了。那时候调动，有去别的纺织厂的，有去街道小厂的，还有去服务公司的……五花八门。她这一走，就跟厂里大部分人断了联系。那时候又没手机，固定电话都不普及，人一搬走，可不就丢了。”

他看我面露失望，又补充道：“不过，你要真想找，可以去区里的总工会看看，或者档案馆？他们那里可能还有当年的一些老档案，职工花名册、调动关系啥的，说不定能查到去向。不过……这都多少年了，那些纸质档案还在不在，有没有电子化，就不好说了。”

这总算不是一条绝路。我谢过老钱头，留下一点水果，立刻赶往本区的总工会。

总工会的办公楼倒是气派，但一听我要查询近三十年前的国企职工调动档案，接待窗口的年轻工作人员就面露难色。

“同志，这么久的档案，我们这边可能不全，而且查询需要很具体的信息和正当理由，还要办理相关手续。”她公事公办地说。

我费尽口舌，解释这只是为了帮助母亲寻找失散多年的老友，不涉及任何纠纷，只是想知道一个大概去向。或许是我的焦急打动了她，也或许是“三十年”这个时间跨度本身带着某种令人同情的质感，她犹豫了一下，说：“这样吧，我给你个电话，你问问我们负责档案管理的老王主任，他或许知道那些老档案的情况。不过今天他外出开会了，你明天再打电话试试。”

我记下电话，道谢离开。站在总工会门外，望着街上匆匆的人流，一阵无力感袭来。人海茫茫，三十年的时光鸿沟，仅凭一个名字，寻找一个或许早已被生活打磨得面目全非的人，何异于大海捞针？

但我不能放弃。母亲捧着照片流泪的样子，那五个触目惊心的黑叉，还有“周晓慧”旁边那点新鲜的墨迹，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意识里。

我又跑了本市的档案馆。结果类似，查询历史人事档案手续繁琐，且需要明确的单位、年份等信息，我提供的“红星纺织厂”、“大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太过模糊，工作人员表示爱莫能助。

一天奔波，毫无实质性进展。回到家，母亲满怀期待地迎上来，看到我摇头，她眼中的光迅速黯淡下去，但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去厨房，默默地把已经凉了的饭菜又热了一遍。吃饭时，我们谁也没提找人的事，但那种沉重的期待与失落的静默，压得人喘不过气。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老钱头的话在耳边回响：“调走了……家里出了什么事，急需用钱……”

家里出事，急需用钱。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女工的家庭，会出什么事，需要她调动工作，甚至可能因此与所有故友断绝联系？重病？意外？还是别的什么？

我忽然想到，母亲说过，她们六个姐妹当年关系极好。那么，其他几位阿姨的家人呢？她们是否还保持着联系？是否有可能知道周晓慧当年离开的更多隐情？

这个念头让我精神一振。第二天，我再次找到母亲，详细询问了另外五位已故阿姨的家庭情况。母亲努力回忆着：王秀兰的丈夫好像姓陈，也是个工人，秀兰姐走后，他带着孩子回了乡下老家，具体地址不明。李秀珍的丈夫在车祸中一起遇难，孩子被爷爷奶奶接走，后来听说去了外地。张桂枝的女儿好像嫁到了邻市。赵美华的儿子最有出息，听说在南方做生意，但具体在哪儿，母亲也不知道。孙丽萍离婚后，孩子跟了男方，后来男方再婚，孩子也改了姓，更难找寻。

每说一个，母亲眼中的愧疚就深一分。“那时候，觉得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见面。后来，人一个个没了，心里难受，就更不敢去打听了，怕勾起伤心事，也怕打扰人家……”她哽咽着，“是我没用，把姐妹们都弄丢了。”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母亲提到，孙丽萍去世前一段时间，情绪极度低落，曾来找母亲哭诉过，好像提到过一些当年的事情，但当时母亲自己也沉浸在下岗的惶惑和对丽萍的担忧中，很多话没听进去，或者听了也忘了。

“丽萍那时候，好像说过一句……说‘晓慧命最苦，我们好歹还撑了几年，她是一下子就被抽了筋骨’。”母亲皱着眉，极力回想，“我问她什么意思，她只是哭，摇头不肯说。后来没多久，她就……”

“一下子就被抽了筋骨”。这个形容，充满了不祥的意味。是什么样的事情，能对一个人造成如此毁灭性的打击？

我决定，从相对可能性大一点的赵美华的儿子入手。母亲记得赵美华的儿子小名叫“大宝”，大名叫赵建国，年龄应该比我大十来岁。母亲曾听说他在南方“做生意”，好像是在广州还是深圳？

我在网络上尝试搜索“赵建国”、“红星纺织厂”等关键词，结果海量，毫无头绪。又尝试在一些寻人网站、老同事联络论坛上发帖，描述情况，留下母亲和我的联系方式，但如同石沉大海。

几天过去了，寻找陷入僵局。母亲虽然不再主动问我，但她的眼神，她时不时望向那张老照片的样子，她夜里辗转反侧的声音，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

就在我几乎要绝望，考虑是否要求助更广泛的社会渠道，比如媒体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

那天下午，我正在整理母亲回忆的、关于周晓慧的点点滴滴（喜欢穿浅色衣服，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唱歌很好听，尤其擅长唱《绒花》，字写得很清秀……），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喂，请问是……张桂枝女士的女婿吗？”电话那头是一个略显沙哑的中年女声，带着不确定的试探。

我一愣：“张桂枝？哦，您是说……我不是她女婿，我是她以前老同事的儿子。您是哪位？”

“啊，抱歉抱歉。”对方连忙说，“我是在一个本地老年互助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转发你的寻人消息，说是找一个原来红星纺织厂的周晓慧。我妈妈以前也是红星厂的，她看到后，说认识周晓慧，也认识你妈妈她们几个。”

我的心猛地一跳：“真的吗？阿姨，您妈妈怎么称呼？她现在方便说话吗？”

“我妈妈叫吴淑芬，退休前也是细纱车间的，可能跟你妈妈她们一个班组不太熟，但都是一个车间，肯定认识。她现在就在我旁边，你等等啊。”

一阵窸窣声后，电话那头换了一个更苍老、但吐字还算清晰的声音：“喂？你是……王秀兰？李秀珍？还是哪个的孩子？”

“吴阿姨您好！我是孙丽萍好姐妹的孩子，我妈叫……”我报上母亲的名字。

“哦！是她啊！记得记得，个子高高的，干活爽利！”吴阿姨的声音透着亲切，“你们在找周晓慧？”

“对对对！吴阿姨，您知道周晓慧阿姨后来去哪儿了吗？我们找了好久，一点消息都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叹了口气：“晓慧啊……那孩子，命是真不好。”

我的心提了起来：“阿姨，您能详细跟我说说吗？我妈惦记她三十年了。”

“我知道的也不一定全。”吴阿姨缓缓说道，“当年晓慧在车间，是顶呱呱的档车工，心细，手稳，不出次品。她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早逝，母亲身体差，下面还有个弟弟。她工资大部分都寄回家了。后来，好像是八八年还是八九年，她弟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听说是跟人打架，还是犯了什么事，挺严重的，要赔人家很多钱，不然她弟弟就要坐牢。那时候一笔巨款啊，晓慧家哪里拿得出？她急得嘴上起泡，上班都没精神。后来，没过多久，她就调走了。”

“调到哪里去了？”

“说是调到一个什么……‘红光服装厂’，是个街道办的小集体厂子，效益听说很一般。但当时传，那边能预支一笔钱给她，解决她家的急事。她就是为了那笔钱才调过去的。调令下来得很快，她走得也急，都没来得及跟车间里姐妹好好告个别。那时候通讯不方便，她一走，就跟我们大部分人都断了联系。”

红光服装厂！总算有了一个具体的单位名称！

“那后来呢？红光服装厂后来怎么样了？周晓慧阿姨一直在那里吗？”

“红光服装厂？没几年好像就倒闭了，比我们红星厂倒得还早。至于晓慧后来去了哪儿……”吴阿姨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我倒是在那之后，还见过她一次。”

“在哪儿？！”我急问。

“大概……九二年还是九三年？记不清了。我在市中心医院看病，好像是在住院部楼下，看见一个女的，侧影很像晓慧，推着个轮椅，上面坐着一个很瘦很瘦的老太太，应该是她妈妈。她样子变了很多，很憔悴，穿着也很旧，我差点没敢认。我喊了一声‘晓慧’，她好像听见了，回头看了我一眼，但那眼神……直愣愣的，空空洞洞的，好像不认识我一样，然后很快就把头转回去，推着轮椅匆匆走了。我当时心里挺不是滋味，想着她可能没认出我，或者不想跟旧同事打招呼，就没再追上去。”

医院？轮椅上的母亲？空洞的眼神？

吴阿姨的话，像一块块冰冷的拼图，逐渐拼凑出周晓慧离开红星厂后，一段更为艰辛灰暗的人生轮廓。为了救弟弟，她把自己“卖”到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小厂；小厂倒闭后，她可能辗转打零工，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生活的重压，显然早已将她眼中曾经清亮的光彩磨蚀殆尽。

“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我不甘心地问。

“没有了。人也海了去了，上哪儿见去？”吴阿姨叹息道，“不过，我后来好像听谁提过一嘴，说晓慧她妈妈没多久就去世了。再后来，就一点音信都没了。她弟弟……好像也没落个好，具体不清楚了。”

线索似乎在这里又模糊起来。红光服装厂早已不存在，当年的街道办也几经变迁。但“医院”这个地点，或许还能挖掘一下？市中心医院……三十年前的病历档案？这比查工作档案更难。

我向吴阿姨再三道谢，挂断电话。心里沉甸甸的，既为终于有了一点进展而稍感振奋，更为周晓慧可能遭遇的苦难而倍感压抑。

我把吴阿姨的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久久不语，只是拿着那张老照片，手指反复摩挲着“周晓慧”的名字，眼泪无声地流。

“红光服装厂……医院……”母亲喃喃自语，“她那时候，该有多难啊。”

“妈，吴阿姨说她在医院看见晓慧阿姨时，晓慧阿姨样子变了很多，眼神空洞，好像没认出她。”我小心翼翼地说出最坏的猜测，“您说，晓慧阿姨会不会……精神方面出了点问题？或者，后来去了外地？”

母亲猛地摇头，动作大得吓了我一跳：“不会！晓慧性子外柔内刚，最是坚韧。再难，她也会撑下去。她一定还在这个城市！一定！”她的语气斩钉截铁，像是在说服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可是妈，这么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如果她还在，如果她过得好，怎么会不跟旧同事联系？如果她过得不好……”我没有说下去。

“所以更要找到她！”母亲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不管她过得好不好，我都要找到她！她是我们六个里面最小的，我们都答应过要照顾她……可我，我们都没做到。”

母亲的执念，如同野草，在绝望的荒原上燃烧。我知道，这条路，我必须继续走下去，为了母亲那三十年未竟的寻找，也为了照片背面，那最后一个未被划去的名字。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继续在网上扩大寻找范围，一边开始实地探访。我按照老地图和询问一些老居民，确定了当年“红光服装厂”的大致位置——位于城北的老工业区边缘，那里现在是一片待开发的荒地，杂树丛生，只有几段残破的围墙，还能隐约看出昔日厂区的轮廓。附近的居民早已换了几茬，问起“红光服装厂”和当年的工人，都是一脸茫然。

我又去了市中心医院，试图咨询是否有三十年前的患者或家属信息留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医院的档案管理有严格规定和保存年限，如此久远且信息模糊的查询，根本无从入手。

就在我再次感到山穷水尽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这次，是因为我在一个本地历史爱好者论坛发的求助帖。

一个ID叫“老城记忆”的网友私信我：“你好，看到你在找原红光服装厂的周晓慧。我父亲曾是红光厂的会计，去年刚过世。我整理他遗物时，看到过一些厂里的老单据和通讯录，不知道有没有用。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找找看。不过时间太久，很多东西都破损了，不一定有你要的信息。”

我大喜过望，连忙与他联系，约好见面。

“老城记忆”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我们在一个茶馆见面。他带来了一个褪色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是一些泛黄发脆的纸张：工资单存根、零星的材料采购单、几页破损的职工通讯录。

“红光厂很小，人也不多，八九年左右就半停产了，九二年正式倒闭。这些是厂子最后几年的一些零碎东西，我爸舍不得扔，就留了下来。”他解释道。

我颤抖着手，翻开那几页字迹模糊的通讯录。纸张很薄，用蓝色复写纸誊写的那种，很多字迹已经洇开难以辨认。我一行行仔细寻找。

在标着“1989年”的那一页，我找到了！

“周晓慧”三个字，用蓝黑墨水写着，后面跟着一个地址：“解放桥街道，棉纺新村，17栋302室”。还有一个电话号码，是六位数的，显然是当时的座机。

地址！虽然“棉纺新村”这样的老小区很可能已经拆迁，电话号码更是早已作废，但这毕竟是一个三十年前确切的落脚点！

“太感谢您了！这太重要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别客气，能帮上忙就好。”“老城记忆”温和地笑了笑，“不过，这个地址是快三十年前的了，棉纺新村那片，我记得十年前旧城改造就拆了，原地建起了新的商品楼小区。你恐怕得去街道或者派出所查迁址记录了。”

这依然是个浩大的工程，但总算有了一个确切的起点。我支付了一笔酬谢（他起初坚决不收，在我再三坚持下才勉强收下），带着这个珍贵的地址复印件，离开了茶馆。

我没有立刻告诉母亲这个发现，怕万一后续查找不顺，让她空欢喜一场。我决定先按照这个线索追下去。

解放桥街道办事处在老城区，我去了之后，说明来意，想查询原“棉纺新村”17栋302室住户周晓慧的迁出信息。街道工作人员调取了电子档案，但由于棉纺新村拆迁时间较早，当时的档案电子化不完全，很多信息还是纸质的，且拆迁时住户安置情况复杂，有货币补偿的，有异地安置的，查询需要时间。

我留下了联系方式，焦急等待。同时，我又去了辖区派出所，试图从户籍方面寻找线索。民警同志很负责，但查询同样面临时间久远、信息不完整的问题。周晓慧的户籍在拆迁后是否迁走，迁往何处，系统里没有明确显示，可能她选择了货币补偿，户口挂在了人才市场或者落在了别的什么地方，也可能……出了别的状况。

就在街道和派出所查询都暂时没有结果的时候，一个更直接的线索，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那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街道办那位工作人员打来的。

“同志，我们这边纸质档案里，找到了一点东西。原棉纺新村17栋302室，户主是周晓慧的母亲，王素珍。拆迁时，王素珍的档案备注里写着‘已故’。而周晓慧本人，在拆迁安置登记表上，选择的确实是货币补偿，但她在‘迁往地址’一栏，没有填写具体的新住址，只写了一个工作单位的名称和电话。”

“什么单位？！”我的心跳加速。

“叫‘康乐老年公寓’，后面还有个电话，不过也是老号码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通。”

康乐老年公寓！这会不会是周晓慧当时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她母亲曾经住过的地方？无论如何，这又是一条新的、具体的线索！

我立刻搜索“康乐老年公寓”。同名的机构在本市有好几家。我根据街道办提供的、可能属于那个片区的老号码前缀，锁定了一家位于城西、开办时间较早的“康乐老年公寓”。

事不宜迟，我立刻驱车前往。

这家老年公寓位于城西一个相对僻静的街区，是一栋独立的五层楼，外观有些旧了，但收拾得还算干净。我走进略显昏暗的大厅，前台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穿着护工服的大姐。

我上前，客气地询问：“您好，请问咱们公寓，大概在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有没有一位叫周晓慧的工作人员？或者，有没有一位叫王素珍的老人住过？”

护工大姐抬起头，打量了我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周晓慧？工作人员？你找她什么事？”

她的反应，让我心头一喜！她没有直接说“没有”或者“不清楚”，而是反问，这说明她很可能知道些什么！

我连忙解释，是为家中老人寻找失散多年的故友。

护工大姐听完，沉默了一下，才慢慢开口：“周晓慧……她以前确实在这里工作过，不过，是很久以前了。她不是正式的护工，算是……临时帮忙的吧。那时候她妈妈王阿姨，就在这里住。”

果然！吴阿姨在医院看到的，就是周晓慧推着母亲！后来她母亲住进了这家老年公寓，而周晓慧很可能为了就近照顾母亲，也在这里找了一份工作。

“那后来呢？周晓慧阿姨和她母亲，后来怎么样了？她们现在还……”我急切地问。

护工大姐叹了口气，指了指大厅旁边一条安静的走廊：“王阿姨……走了有快二十年了吧。至于周晓慧……”

她的话没说完，从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慢慢走出来一个人。

那是一个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旧外套，头发花白，在脑后随意地挽了一个松垮的髻。身形瘦削，背微微佝偻着，步伐很慢，一步一步，挪动着。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无意识地擦拭着走廊的木质扶手，动作机械而缓慢。

她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但一种莫名的直觉，让我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护工大姐压低了声音，对我说道：“喏，就是她。周晓慧。她还在这里。”

她还在这里！

三十年时光，弹指而过。那个照片上眼神清亮、辫子乌黑的年轻女工，那个为了家庭毅然调往未知工厂的女儿，那个在医院推着母亲轮椅的憔悴妇人，此刻，就站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岁月和生活，早已将她打磨成了另一副模样——一个沉默的、苍老的、似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近乎透明的清洁工。

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撞得耳膜嗡嗡作响。无数个问题涌到嘴边，却又都哽在喉咙里。我要说什么？我叫她“周阿姨”？告诉她，我妈找了她三十年？问她，还记得红星纺织厂，还记得那张老照片，还记得王秀兰、李秀珍、张桂枝、赵美华、孙丽萍吗？

她似乎感觉到了这边的注视，极其缓慢地，抬起了头。

目光对上的一刹那，我看到了她的眼睛。

那不是吴阿姨描述的“空洞”。至少，不完全是。那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一口被时光和苦难彻底淘干了的深井，所有的波澜、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光彩，都早已沉降到了最底部，凝固成了坚硬的、冰冷的沉寂。井口只剩下一点点黯淡的、勉强映照外界的微光，那微光里，没有任何好奇，没有惊讶，只有一片漠然的、近乎麻木的平静。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没有任何停留，就像看大厅里的一把椅子，一块地砖。然后，她又低下头，继续用手里的抹布，一下，一下，擦拭着那光可鉴人的木质扶手，仿佛那是她世界里唯一重要的事情。

护工大姐在一旁低声说：“她脑子……好像不太灵光了。好多年前就这样了。不怎么说话，问十句答不上一句，说的也都是些颠三倒四、听不明白的话。但干活还算仔细，也不惹事，院里就让她一直留下来了，做些简单的清洁，算是给她个落脚的地方。她也没什么亲人，从来没见有人来看过她。”

没什么亲人。从来没见有人来看过她。

这句话，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子，慢慢割着我的心。母亲她们寻找了三十年，以为她在人海的某个角落，过着或许同样不易但至少完整的生活。可谁能想到，她就在这里，在这个城市的一隅，以这样一种近乎“消失”的方式存在着，活着，却又好像早已不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我该怎么办？直接上前相认？告诉她关于母亲，关于那张照片，关于那五个被划去的名字？她那沉寂如古井的眼神，能理解吗？能激起一丝涟漪吗？还是只会让她更加困惑，甚至不安？

或者，我应该先告诉母亲？让母亲来决定如何面对这个找了三十年、却已面目全非的姐妹？

我站在老年公寓略显陈旧的大厅里，看着十几米外那个佝偻着背、机械地重复着擦拭动作的苍老身影，第一次感到，找到，或许比找不到，更加残酷，更加令人不知所措。三十年苦苦寻觅的终点，竟然是这样一片无声的、近乎死寂的荒原。

窗外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走廊里的声控灯自动亮起，昏黄的光晕笼罩着周晓慧瘦削的背影，将她与墙壁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孤独的影子。她依旧在那里，一下，一下，擦拭着，仿佛要擦去这三十年，不，或许是更久远的一切尘埃与痕迹。

而我，握着口袋里那张写着旧地址的纸条，如同握着一块烧红的铁，烫得手心发痛，却不知该放下，还是该继续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