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的闺蜜今早凌晨去世了，54岁，一辈子没结婚没生子

电话是在凌晨四点半响起来的。

那种老式座机的、能穿透人骨头的尖锐铃声，把我从黏稠的梦境里直接拽了出来。

我妈几乎是翻下床去接的。

客厅里传来她“喂”的一声，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被这通电话吓破了胆。

然后就是死寂。

一种比铃声更让人心慌的寂静。

我竖着耳朵，连呼吸都忘了。

过了大概半个世纪那么久，我听到了一声被压抑到极致的，像小猫爪子挠玻璃一样的抽泣。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完了。

我掀开被子，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身体里的血好像也跟着一起凉了。

我趿拉着拖鞋走到客厅，我妈还举着电话听筒，但那只手抖得像秋风里的最后一片叶子。

她的脸在手机屏幕幽暗的光线下，白得像一张纸。

“妈？”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她没理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虚空中的某一点，好像魂被抽走了。

电话那头的人还在说着什么，语速很快，带着一种公式化的冷静。

我凑过去，隐约听到“……已经尽力了……心源性猝死……家属过来一下……”

我妈手里的听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塑料碰撞声。

“李……李姐……”她嘴唇哆嗦着，吐出两个字。

李阿姨。

我妈妈的闺蜜，李静。

那个一辈子没结婚，没生孩子，活得比谁都潇洒的李阿姨。

我妈就这么瘫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无声地掉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我走过去，捡起听筒，对着那头说：“我们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我蹲下身，想扶我妈起来。

她的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妈，起来，咱们得去医院。”我的声音也抖得厉害。

她好像没听见，只是喃喃自语：“怎么会呢？昨天……昨天我们还视频了啊……”

“她说她新买的那个羊毛衫，颜色特别好看，非要穿给我看……”

“她说等周末，我们一起去吃那家新开的蒸汽海鲜……”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种绝望的呜咽。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穿着新买的羊毛衫，兴致勃勃地在视频那头问她“好看吗”了。

也没有人会陪她去吃那家她念叨了很久的蒸汽海鲜了。

我把我妈从地上拖起来，给她胡乱套上一件外套，自己也随便抓了件卫衣。

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深蓝色的天幕上挂着几颗残星。

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妈一路上都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路灯。

那些光影打在她脸上，忽明忽暗，像她此刻起伏不定的命运。

到了医院，太平间的走廊白得晃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死亡混合在一起的，冰冷而甜腻的味道。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接待了我们，表情很疲惫，也很无奈。

“我们是凌晨三点接到120电话的，是邻居发现的。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54岁，太可惜了。”他摇了摇头。

我妈的身体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

“可以……可以看看她吗？”我妈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

医生点点头，带我们往里走。

那是一条很长的走廊，两边是一排排冰冷的金属柜子。

我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不真实，又无比沉重。

医生拉开其中一个柜子。

李阿姨就躺在那里，脸上盖着白布。

我妈的呼吸瞬间就停了。

医生把白布掀开一角。

那张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

很安详，像是睡着了。

只是脸色是青灰色的，嘴唇也没有一丝血色。

我妈“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那种积攒了半辈子的情谊和此刻天人永隔的痛苦，全都在这一声里爆发了。

她扑过去，想抓住李阿姨的手，却被冰冷的温度给吓得缩了回来。

“李姐！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你不是说要看着我抱孙子吗！”

“你不是说等我们老了，就一起去养老院，互相做个伴吗！”

“你说话不算话啊你！”

她的哭喊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听得我心脏一阵阵抽痛。

我别过头，不敢再看。

我怕我也会跟着崩溃。

我记忆里的李阿姨，永远是那个画着精致的淡妆，踩着小高跟，身上有淡淡香水味的，时髦的女人。

她会带我吃麦当劳，给我买最新款的芭比娃娃。

她会教我怎么区分口红的色号，告诉我女孩子要活得漂亮。

她是我童年和少女时代，关于“独立女性”这个词汇的全部启蒙。

可现在，她就这么冷冰冰地躺在这里，成了一具需要家属签字认领的，冰冷的尸体。

我走过去，把我妈从李阿姨身上拉开。

“妈，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

我妈不肯，死死地抓着那个金属柜子的边缘，指甲都抓白了。

“我不信……我不信她就这么没了……”

最后还是医生和护士过来，半劝半拉地把我妈带了出去。

我在一堆文件上签了字，脑子一片空白。

死亡证明，遗体火化同意书……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刀，在我心上划拉。

我拿着那一沓纸走出去，我妈正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眼神空洞地看着地面。

天已经亮了，晨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给冰冷的墙壁镀上了一层虚假的温暖。

“妈，我们……得去给李阿姨收拾一下东西，找件衣服。”我说。

我妈没反应。

“妈？”

她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你说，她一个人在那边，会不会冷？”

我的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

李阿姨住的那个老小区，没有电梯。

我和我妈爬上五楼，两个人都气喘吁吁。

我妈拿出钥匙，在锁孔里插了半天，手抖得怎么也对不准。

我接过来，替她打开了门。

一股熟悉的，属于李阿姨的味道扑面而来。

是那种淡淡的兰花香，混合着书本和阳光的味道。

屋子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她昨晚离开时的样子。

沙发上搭着一条她织了一半的毛线围巾，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开的杂志，旁边是半杯已经凉透了的柠檬水。

阳台上的那几盆绿植，叶子绿油油的，精神得很，好像不知道它们的主人已经永远不会回来给它们浇水了。

一切都太有生活气息了。

这种生活气息，和死亡形成了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反差。

我妈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好像怕一脚踏进去，就会踩碎这个李阿姨用一生构建起来的，完整的世界。

“妈，进去吧。”我轻轻推了她一下。

她这才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迈着僵硬的步子走了进去。

她走到沙发边，拿起那条没织完的围巾，用手指摩挲着上面柔软的毛线。

“这条围巾，她是给我织的。”

“她说我冬天怕冷，要给我织一条长长的，可以绕好几圈。”

她说着说着，眼泪又开始往下掉。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能走进卧室，打开衣柜。

李阿姨的衣柜，就像一个小型商场。

春夏秋冬，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衣服，挂得满满当当。

每一件都熨烫得平平整整，散发着好闻的樟木和洗衣液的清香。

我挑了一件她最喜欢的，一件深紫色的，领口带点蕾丝的羊绒连衣裙。

她总说这个颜色显白，有气质。

我还给她配了一条她最宝贝的珍珠项链。

我拿着衣服和项链走出去，我妈还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条围巾。

“妈，你看这件行吗？”

她抬起头，看了看我手里的衣服，点点头。

“她喜欢。”

我们开始着手处理后事，第一步就是通知亲友。

这绝对是整个过程中最残忍的一环。

每打一个电话，就意味着要将那份冰冷的讣告，亲口复述一遍。

“喂，是三大爷吗？我是小静的……家人。她今天早上，走了。”

“对，很突然。心梗。”

“追悼会时间定下来再通知您。”

我妈负责打给那些上了年纪的亲戚，她每说一遍，就像是把自己的伤口重新撕开一次。

说到后来，她的声音已经沙哑得不成样子，只能由我来接替。

我负责通知李阿姨的朋友和同事。

电话那头，有的人是震惊，有的人是沉默，有的人直接就哭了出来。

我像一个没有感情的AI，机械地重复着那些关于死亡的冰冷词汇。

我打给李阿姨单位的领导，一个听起来很精明的男人。

他问：“那李静的后事，主要是谁在负责？”

我说：“是我和我妈。”

“你们？你们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妈妈最好的朋友。”

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的，我知道了。单位这边会派人过去慰问的。另外，关于抚恤金和遗产的问题，你们……方便处理吗？毕竟，没有直系亲属。”

遗产。

这个词像一根针，突然刺破了我麻木的神经。

是啊，李阿姨没有丈夫，没有子女，父母也早已过世。

她这一辈子积攒下来的所有东西，她的房子，她的存款，她的那些宝贝首饰和衣服，现在都成了没有主人的“遗产”。

我挂了电话，看着我妈。

她正坐在李阿姨的书桌前，翻看着一本相册。

那是她们年轻时候的照片。

两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喇叭裤，笑得一脸灿烂。

“你看，”我妈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对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

“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的。”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

“妈，别想了。”

“你说，”她忽然问我，“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呢？”

“她一辈子没亏待过自己，吃好的，穿好的，到处旅游，活得比谁都精彩。”

“可到头来呢？走的时候，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就这么孤零零地，在一个凌晨，无声无息地就没了。”

“你说，她后悔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悔吗？

我看着照片里那个眼神明亮，笑容里带着一丝不羁的年轻女孩，再想想那个躺在冰冷柜子里，安详得没有一丝波澜的妇人。

我不知道。

也许，这个问题，连李阿姨自己，都没有答案。

整理遗物，是一件比想象中更磨人的事。

李阿姨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里面的东西却多得惊人。

每一件物品，都像是一个记忆的切片，记录着她生命中某个闪光的瞬间。

我们从她的书架开始。

满满一墙的书，从世界名著到网络小说，从烹饪大全到旅行攻略，五花八门。

我妈抽出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书页已经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

“这本书，是她上大学的时候，用半个月的饭票换的。”

“那时候她就跟我说，女人不能活得像安娜，为了个男人，把自己的一切都毁了。”

“她说，女人得为自己活。”

我妈把书放回去，又抽出一本《一个人的好时光》。

“后来，她就真的活成了一个人。”

我拿起一本相册，里面是李阿姨这些年去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

她在巴黎铁塔下笑靥如花，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里奔跑，在圣托里尼的蓝顶白房子前喝着咖啡。

照片里的她，永远是一个人，但她的笑容里，没有一丝孤单，全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世界的好奇和热爱。

“她总说，世界那么大，她要替我也去看看。”我妈的声音幽幽地传来。

“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一堆乱七八糟的纪念品，把我家都快堆满了。”

“现在，这些东西都还在，可送东西的人，却没了。”

我们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很旧，上面的雕花都磨平了。

我妈看着那个盒子，眼神很复杂。

“这是她的‘潘多拉魔盒’。”

“她说，里面装着她所有的秘密，谁也不能看。”

我问：“那……要打开吗？”

我妈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不了。”

“让她带着她的秘密走吧。”

“这辈子，她活得太明白了，也太累了。有些事，忘了就忘了吧。”

我把盒子放回原处。

那一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妈和李阿姨之间的那种感情。

那是一种超越了普通友谊的，近乎亲情的，互相懂得和互相成全。

我妈也许并不完全认同李阿姨的生活方式，但她尊重她，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她。

就像现在，她选择不去触碰那个可能藏着李阿姨一生伤痛的“潘多拉魔盒”。

这是她能给她的，最后的温柔。

下午，李阿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来了。

来了三个人，一个副主任，两个人事科的。

那个副主任，就是早上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那个男人。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眼神里透着一种精于算计的 shrewdness.

他跟我妈握了握手，说了一堆“节哀顺变”之类的官话。

然后就开始切入正题。

“是这样的，大姐。关于李静同志的后事，单位这边会尽力协助。但是呢，有些程序上的问题，还是要跟您明确一下。”

我妈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李静同志没有直系亲属，按照规定，她的遗产……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她有留下遗嘱吗？”

我妈摇头：“没听说过。”

副主任推了推眼镜：“这就不好办了。如果没有遗嘱，那她的财产，原则上是应该收归国有的。”

我妈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收归国有？”

“对。当然，单位会考虑到你们家属……哦不，是朋友，这么多年的情谊，以及你们在处理后事上的辛苦付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他的语气，就像是在谈一笔生意。

我心里的火“蹭”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什么叫收归国有？这是她辛辛苦苦一辈子挣来的东西！凭什么！”

副主任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屑。

“小姑娘，这都是有法律规定的。不是我说了算。”

“再说了，你们和她，没有法律上的继承关系。”

我妈拉了我一下，对我摇了摇头。

然后她对那个副主任说：“领导，我知道规定。我们也不图她的钱。”

“我们就是想……好好地送她最后一程。”

“她的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替她处理掉？比如，捐给有需要的人？”

副主任沉吟了一下：“这个……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要办很多手续，很麻烦。”

“不怕麻烦。”我妈说，语气很坚定。

副主任又看了看我们，然后点点头：“那好吧。你们先把追悼会办了。后续的事情，再跟我们人事科对接。”

他们走后，我妈一下子就瘫倒在沙发上，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妈，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那么低声下气？这房子，这钱，都是李阿姨的！他们凭什么！”我气得不行。

我妈看了我一眼，眼神很疲惫。

“孩子，你不懂。”

“人一走，茶就凉。这就是现实。”

“我们现在跟他们争，有什么用呢？我们又不是她的谁。”

“我就是……不想让她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最后变成一堆冷冰冰的数字，被那些不相干的人拿去。”

“我想让她的这些东西，能留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这样，她也算是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我看着我妈，突然觉得，她比我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她的那种强大，不是张牙舞爪的，而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柔软而坚韧的力量。

就像一棵蒲公英。

看起来柔弱，但风一吹，就能把种子，撒向更远的地方。

追悼会定在三天后。

我和我妈忙得脚不沾地。

选墓地，订花圈，写悼词，联系殡仪馆。

每一项，都是在用一种仪式感，来反复确认李阿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事实。

写悼词的时候，我妈拿着笔，对着一张白纸，枯坐了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她说。

“我跟她之间，有太多话可以说，可真要写下来，又觉得哪个词都配不上她。”

我接过笔：“我来写吧。”

我把我对李阿姨的所有记忆，那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全都串联了起来。

我写她年轻时的特立独行，写她工作上的雷厉风行，写她生活中的精致讲究。

我写她带给我的那些关于“自由”和“自我”的启蒙。

最后，我写道：“她用一生告诉我们，一个女人，可以不依附于任何人，不被任何一种身份所定义，依然可以活得热烈而丰盛。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我念给我妈听。

她听着听着，就哭了。

“写得好。”她哽咽着说，“这就是她。”

追悼会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

殡仪馆的告别厅里，摆满了花圈。

哀乐低回。

李阿姨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陆陆续续都来了。

我看到了早上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女同事，也看到了那个说要派人来慰问的副主任。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恰如其分的悲伤。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李阿姨的黑白遗像。

照片是她四十多岁的时候拍的，穿着一件白衬衫，短发，笑得云淡风轻。

那双眼睛，清澈，明亮，好像能看透世间的一切纷扰。

我妈作为家属代表，站在最前面，一一和前来悼念的人握手，鞠躬。

她的背挺得很直，但从她微微颤抖的肩膀，我能看出她正在用尽全身的力气，来支撑自己不要倒下。

轮到我致悼词。

我走到话筒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看着台下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用我练习了无数遍的，平稳的语调，开始念那篇悼词。

当我念到“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时，我看到台下的很多人，都红了眼眶。

包括那个金丝眼镜的副主任。

我妈更是哭得泣不成声。

仪式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去。

最后只剩下我和我妈。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去办理火化的手续。

当李阿姨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我妈终于彻底崩溃了。

她冲过去，拍打着那扇冰冷的铁门，声嘶力竭地喊着“李姐”。

那扇门，隔开的是生与死。

是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灵魂，从此以后，再也无法触及的距离。

我抱着她，任由她的眼泪和哭喊，将我淹没。

我第一次，那么清晰地感觉到，死亡，到底是一件多么残酷，多么无能为力的事情。

它不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也不是书本上的几行文字。

它是一个你深爱的人，在你面前，变成了一捧灰。

两个小时后，我们拿到了李阿姨的骨灰盒。

沉甸甸的。

我妈抱着那个盒子，就像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她用脸颊蹭着盒子上冰冷的温度，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冷了，不冷了。我们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雨停了。

太阳从云层里露出来，照得整个世界都亮堂堂的。

可我知道，我妈心里的那片天，已经永远地，缺了一角。

安葬了李阿姨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她那间空荡荡的屋子。

接下来，是要处理她留下的那些“遗产”。

我妈决定，把她所有的衣服，鞋子，包，全都清洗消毒，然后捐给山区的女孩子。

“让她那些宝贝，去到更需要它们的地方，继续发光发热。”她说。

于是，我们开始了浩大的工程。

把一件件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分类，清洗，晾晒。

阳光好的时候，阳台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像一道彩虹。

我妈一边洗，一边跟我讲这些衣服的故事。

“这件红色的连衣裙，是她去西班牙看弗拉明戈舞的时候买的。她说，要像那些舞者一样，活得热烈。”

“这条蓝色的丝巾，是她过四十岁生日，我送给她的。她宝贝得不得了，只有重要场合才舍得戴。”

“还有这件……这件白色的旗袍，是她为了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特意定做的。”

我问：“她去参加别人的婚礼，自己不羡慕吗？”

我妈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怎么会不羡慕呢？”

“她也想过，要找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只是……没遇到那个对的人罢了。”

“她总说，宁缺毋滥。不能因为怕孤单，就随随便便找个人，把自己嫁了。”

“她说，婚姻不是女人的必需品，但爱是。”

我看着我妈，突然觉得，她其实什么都懂。

她懂得李阿姨对爱情的执着，也懂得她选择单身的无奈。

她之前说的那些“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与其说是在指责李阿姨，不如说是在心疼她。

心疼她一辈子那么要强，却连生病的时候，都只能一个人扛。

我们在整理书房的时候，又看到了那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这次，我妈犹豫了。

她拿起那个盒子，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看着我。

“你说，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打开看看？”

“万一，里面有什么她想让我们知道的事呢？”

我点点头：“打开吧。”

“不管里面是什么，我们都替她接着。”

盒子的锁很老旧，我用一把小螺丝刀，很轻易就撬开了。

里面没有惊天动地的秘密。

没有情书，没有日记，也没有巨额的存单。

只有一沓厚厚的，用红绳捆着的信。

还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浓眉大眼，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很英俊。

我妈拿起那张照片，看了一眼，手就抖了起来。

“是他……”

“谁？”我问。

“她的初恋。”

我妈告诉我，这个男人叫林峰，是李阿姨的大学同学。

两个人当时爱得轰轰烈烈，是学校里公认的金童玉女。

毕业后，林峰去了部队，李阿姨留在城市里等他。

他们约定，等他退伍回来，就结婚。

“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他去参加一次边境的秘密任务，就再也没有回来。”

“连一封信，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李阿姨等了他很久？”

“很久。”我妈说，“等了快十年。”

“从二十二岁，等到三十二岁。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都等没了。”

“后来，她也试过去相亲，去接受新的感情。”

“但她说，不行。她心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她没办法再爱上任何人了。”

我拿起那沓信。

信封上的邮戳，都来自同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字迹很娟秀，是李阿姨的笔迹。

我抽出一封。

“林峰，见信如晤。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我又老了一岁。你呢？你还是不是我记忆里那个，穿着白衬衫，在阳光下对我笑的少年？

我们分开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

我去了我们以前最喜欢去的那家小饭馆，老板还认得我。他问我，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呢？怎么不跟你一起来了？

我跟他说，他去保家卫国了。他是个大英雄。

老板给我多加了一个荷包蛋。

林峰，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你了。”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

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

整整十年，几百封信。

每一封，都是写给那个杳无音信的爱人。

每一封，都没有寄出去。

这些信，就是李阿姨那段被埋葬的青春，和那份无处安放的爱情的，全部证明。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婚姻不是必需品，但爱是”。

因为她早就把她这一生全部的爱，都给了一个人。

那个人，带走了她的心，也带走了她走进婚姻的，所有的勇气和可能。

我把信重新捆好，放回盒子里。

“妈，这些信，怎么办？”

我妈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烧了吧。”

“烧了？”

“嗯。烧给他。”

“让她在天上，亲口告诉他，她等了他一辈子。”

我们在楼下的一个铁桶里，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烧成了灰。

火光映在我妈的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

那些飞舞的灰烬，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带着一个女人一生的爱与等待，飞向了那个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遥远的天国。

处理完李阿姨的所有遗物，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房子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东西，或捐或卖，都找到了它们新的归宿。

只剩下那些书，我妈决定留下来。

“这些书，是她的命。”她说，“不能动。”

我们联系了李阿姨单位的那个副主任，告诉他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所有的事情。

他说，让我们去一趟单位，办一下最后的手续。

我陪我妈去了。

还是那个副主任，还是那副金丝眼镜。

他递给我们一份文件，让我们签字。

是关于放弃李阿姨房产和存款继承权的声明。

我妈看也没看，直接就签了字。

签完字，副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妈面前。

“大姐，这是单位的一点心意。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辛苦。”

我妈把信封推了回去。

“不用了。”

“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钱。”

副主任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收回了信封。

“李静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是她的福气。”他说。

从单位出来，我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像卸下了一个千斤重担。

“好了。”她说，“都结束了。”

“我们，终于可以让她，安安心心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都是李阿姨生前最喜欢吃的。

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

她还在桌子对面，给李阿姨摆了一副碗筷，倒了一杯酒。

“李姐，来，吃饭了。”

她对着那个空座位说，笑得很温柔。

“尝尝我做的红烧肉，看是不是还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你总说我做菜手艺不行，今天我可是超常发挥了。”

她一边说，一边往那个空碗里夹菜，不一会儿，就堆成了小山。

我看着她，鼻子一酸。

我知道，她不是疯了。

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她的挚友，做最后的告别。

那一顿饭，我们吃得很慢，很安静。

我妈一直在跟那个空座位说话，说她们年轻时的趣事，说我们家发生的琐事，说她对未来的打算。

她说：“李姐，你放心吧。以后，我会好好活着。”

“我会替你，去看那些你还没来得及看的风景。”

“我会替你，去吃那些你还没来得及吃的美食。”

“我会带着你那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说到最后，她举起酒杯。

“来，李姐，我敬你。”

“敬你这辈子，活得勇敢，爱得坦荡。”

“敬你，来生，可以嫁给你想嫁的人。”

她一饮而尽。

然后，泪流满面。

那天之后，我妈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开始学着像李阿姨那样生活。

她报了一个瑜伽班，每天早上都去练。

她开始研究菜谱，学做各种精致的点心。

她买了很多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她甚至开始计划，要一个人去旅游。

我看着她的变化，心里说不出的复杂。

我既为她感到高兴，又隐隐地有些心疼。

我不知道，她做这些，到底是真的想开了，还是在用一种“成为你”的方式，来纪念你。

有一天，我陪她去逛街。

她看上了一支口红，是那种很张扬的，复古的正红色。

她以前从来不用这种颜色。

她总说，太招摇了。

她拿着那支口红，在镜子前照了很久，然后回头问我：“好看吗？”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李阿姨。

看到了那个总是画着精致的妆，问我妈“我今天这身怎么样”的李阿姨。

“特别好看。”

我妈笑了。

那笑容里，有释然，有悲伤，但更多的，是一种重获新生的，力量。

从商场出来，我们路过一家婚纱店。

橱窗里，一件洁白的婚纱，美得像一个梦。

我妈停下脚步，看了很久。

“你说，李姐要是穿上婚纱，会是什么样子？”她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

“应该会很美。”

“但是，她可能不会喜欢。”

“她那么怕麻烦的人，肯定会觉得，穿这么复杂的衣服，太累了。”

我妈笑了：“也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

我妈突然说：“其实，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没有哪一种选择，比另一种更高级。”

“关键是，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有勇气，去承担你选择的后果。”

“你李阿姨，她就是这样的人。”

“她选择了她想要的生活，并且，用一生，去坚持了它。”

“所以，她不后悔。”

我看着我妈的侧脸。

在阳光下，她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

但她的眼神，却前所未有的，清澈而坚定。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

李阿姨的死，带给我妈的，不仅仅是痛苦。

更是一种，关于生命的，全新的思考和领悟。

她不是在模仿李阿姨。

她是在用李阿姨教给她的方式，去活出，一个更好的，更真实的，自己。

李阿姨走后的一百天，我妈去了西藏。

一个人，一个背包。

她给我发了很多照片。

蓝天，白云，雪山，经幡。

还有一张，是她和一个藏族小姑娘的合影。

照片里，她穿着红色的冲锋衣，戴着墨镜，笑得像个孩子。

她的背后，是布达拉宫。

照片下面，她写了一行字：

“李姐，我替你来看了。这里的天，真蓝。”

我看着那张照片，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我想，李阿姨如果看到，一定会很开心吧。

她这一生，虽然短暂，虽然有遗憾。

但她用她的生命，影响了另一个人。

让那个人，活出了连她自己，都未曾企及的，自由和精彩。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