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遗孀同桂荣，曾为贺子珍接生，李敏亲昵的称她为：刘妈妈

1936年冬天的陕北，风一到夜里就像刀子一样往人身上割。窑洞门口的几棵酸枣树被寒风刮得直响，守夜的战士缩着脖子，在火堆旁哈着白气。这一年，红军东征正打得紧，一边是前线的枪炮声，一边是后方的哭声、笑声、婴儿的啼哭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背景音。

对很多后来被称为“共和国元勋”的人来说，这一年极其关键；对一个普通的陕北妇女同桂荣来说，这一年则是一生中最沉重、也最不平凡的转折点：4月，丈夫刘志丹牺牲；冬天，她却要亲手迎接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艰难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年里，她既是新生生命的接生人，也是牺牲烈士遗志的守护者，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都被她默默扛在了肩上。

一、寒冬岗楼里的“产房”

1936年冬，同桂荣刚收拾完手里的活，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窑洞外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一阵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声：“刘嫂子！快去，贺大姐要生了，主席让你赶紧过去！”

喊话的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脸上冻得通红，胡乱抹了一把额头的汗，又用力跺了跺脚。那神情，说是着急，其实更像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同桂荣没多问一句，随手抓起早已准备好的小衣服、小鞋子和棉被。这些东西，她是从夏天就开始攒的，心里清楚，按照月份算，年底差不多就该用上。她一边往外走，一边在脑子里飞快过了一遍：开水要赶紧烧，干净的布要提前准备好，孩子生下来后还要赶紧保暖。

岗楼离窑洞有一段路，还没到跟前，她就听见楼里传出女人忍着疼痛的呻吟声，夹杂着冷风穿过石缝发出的呜呜声，听得人心里发紧。

进了岗楼，她看见贺子珍蜷缩在石头垒成的地铺上，脸色蜡黄，身子又瘦又单薄，身下铺着的，只是几层单薄的东西。寒气从石缝里往外冒，连呼出的气都能很快冷下去。

她下意识抬眼看了一圈，眉头一下子就皱成了一团。这哪里像个生孩子的地方，更像是个前沿的哨位。石墙粗糙冰冷，房顶是泥和高粱杆糊成的，风一灌进来，四面透寒。

“怎么能在这地方生孩子呀？”这句话没等她忍住，就脱口而出。

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见这话，略带歉意地解释：“石窑里有点潮，是子珍自己跑到这里来的。”那一刻，他的神情里有明显的心疼，也有几分无奈。转头又低声问同桂荣：“现在怎么办？”

“来不及了，就在这里吧。”她答得干脆，语气却不由得紧了几分。

她一面吩咐身边的人赶紧去烧水、找干净布，一面把贺子珍扶起来，先灌了半碗热水，让她身子暖一点，又用冻得僵硬的手慢慢给她按着肚子。没有多余的条件，也没有精密的器械，能依靠的，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土办法和一个妇女的经验。

不得不说，在那样的环境下，能让生产过程尽量平稳，本身就是一种本事。等到孩子平安落地的时候，外面的风还在呼呼地刮，可岗楼里，却多了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声。

医生在孩子出生后才赶到，简单处理好脐带，众人七手八脚地把贺子珍抬回窑洞。身为“接生婆”的同桂荣，抱起那个刚出生的小女婴，用热水仔细擦洗，又一层层把小衣服、棉被裹紧。那一刻，她的眼神明显软了下来，连动作也格外轻。

毛泽东站在一边，看着这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脸上露出了压抑不住的欢喜。风雪、征战、艰苦，仿佛在这一瞬间都被压到了后面。

同桂荣心里也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毕竟，在战争的日子里，一条新生命的到来，总带着一点难得的暖意。她突然想到前些天还攒着几个鸡蛋，想给产妇补补身子，急匆匆跑回去找，却怎么也想不起鸡蛋被放到了哪。

在短暂的慌乱间，一个身影忽然在她脑子里一晃而过——刘志丹。

半年前，也就是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五军，在东征时的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三岁。那天的消息传来时，她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一样。如今，怀里抱着的，是别人家的新生命，心里藏着的，却是自己的巨大空缺，这种反差感，让人说不出是苦是甜。

二、从“包办婚姻”到生死与共

如果把时间往前拨，拨到1910年代的陕北，同桂荣的人生起点，其实平凡到了不能再平凡。

同家和刘家两家，早年就是世交。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同桂荣的祖父同锡瑞，是那种能在茶桌边坐一下午、什么都能聊到一块去的老朋友。孩子还没长大，两位老人就把婚事定下，算是典型的“娃娃亲”。

1918年，刘志丹跟着祖父到同家“见未来岳父岳母”。那时的他，刚进私塾不久，算是有点读书人气质。两人第一次见面，很短，没说上几句话，礼节一过，长辈便把三年后的婚期定下。

1921年，两人正式成婚。那一年，刘志丹考上了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在当地算得上“有出息的学生”。同桂荣就完全不同了，没上过私塾，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只因为家中排行老三，被叫作“三秀子”。

结婚后，刘志丹给妻子起了正式名字——“桂荣”。“桂”字取自他原名“刘景桂”中的一字，多少带着一些期望；“荣”则是希望她这一生能有自己的光彩。随后，他开始教她识字。白天忙学业、忙工作，晚上有空就给她写几个字、认几个字，在当时那个陕北小村子里，这样的“丈夫教妻子认字”的场景并不常见。

说起来，这是包办婚姻。可婚后的相处，却不僵。刘志丹性子温和，少年时就有理想，担任学生会主席，组织学生运动，与地方军阀井岳秀对抗。这些活动难免要奔走忙碌，他在家里待的时间本就不多，但对妻子，却始终温和有礼。

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他奉组织安排，南下报考黄埔军校，准备走一条更危险、也更坚定的路。

临行前，他看得出妻子的笨拙心意：同桂荣想给他做双鞋，手里拿着布和针，却总是下不了针。她平日里主要在地里干活，针线活并不熟练。这一点小小的窘迫，落在刘志丹眼里，只觉得心里发软。他干脆把自己的脚印描下来，笑着递给她：“你照这个样剪布，就差不了。”

这一段很日常，但往往就是这种细节，能让一段婚姻从“指腹为婚”走向“真心挂念”。

随着革命斗争不断深入，“在家时间少”几乎成了所有革命者的常态。刘志丹也不例外。他很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条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路，也担心把祸水引到家里来。有一次他回到家，语气有些沉重：“干革命是要冒风险的，家里也难免要受牵连。要是有一天敌人把你抓走，你怎么办？”

同桂荣没有读过很多书，却明白个大概，她知道丈夫所做的事情，是为了那些穷苦人能翻身。她只简单说了一句：“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我啥也不知道。”这话不华丽，却很决绝。

刘志丹当时把她搂进怀里，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你跟着我，受苦了。”

话虽简单，态度却很清晰：革命路上，他对家人的愧疚，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不久之后，这句“要杀就杀”的硬话，就被现实按在了她面前。

那一次，她带着女儿去看望丈夫，等回到家，庆阳军阀头目谭世麟就带人抄家。幸亏乡亲提前通风报信，她紧急带着孩子躲进山里。敌人扑了个空，恼羞成怒，放火烧了刘家老屋，还毁了祖坟。

那一段在山洞里躲藏的日子，后来女儿刘力贞回忆起来，都觉得心里发冷。母女俩藏在大渠沟的山水洞里，八天八夜见不到天日。孩子饿了，母亲就用炒面糊兑一点水喂她，自己八天连一口粮食都没吃上，只靠喝冷水撑着。那时的同桂荣，还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

追兵逼近的一次，她被赶到了悬崖边，眼看就要被抓住了，她猛地一咬牙，喊了一句：“我是刘志丹的婆姨，我就是死也不能让敌人抓住！”说完，人就往下跳。多亏半山腰的灌木挡了一下，才侥幸捡了一条命。

敌人撤走后，亲戚来山上找她，劝她先回家躲一躲。就这样，一家人辗转流离，一直到1934年4月，党组织才把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和同桂荣母女接到了南梁根据地。

那一年，她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一家团聚的时候，刘志丹的心情可以想见。他一把搂住妻子，带着几分放松地说：“我早就想把你接过来一起干革命了，现在好了，咱们在一块儿，以后不用老彼此挂念。”

到了根据地，她被分到部队里，做的是洗衣、缝补、照顾伤员这些繁琐却必不可少的工作。她对战士们极热情，说话直爽，做起事来一声不吭，久而久之，几乎没人叫她名字，都亲热地称她“刘嫂子”。

战争年代的家务，常常与危险同在。1935年初春，她生了一个儿子，刘志丹匆匆给孩子取了名字，又去前线。没过多久，两个孩子先后发起高烧，她只好请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军医来给孩子看病，喂药。谁知道那人趁机逃跑，留下的药却没能救下这个未满周岁的男婴。儿子夭折，女儿刘力贞好不容易挺了过来。

儿子的离去，对她是沉重打击。可战火之中，她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悲恸里，只能咬牙往前撑。

1935年10月，刘志丹被机会主义分子诬陷，一度遭到关押。她跟着受了不少委屈。好在1935年10月底至1936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局面逐渐扭转，刘志丹获释，重新走上指挥岗位，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务。

风波暂平之后，她的人生，又被带向了一个新的交汇点——与毛泽东、贺子珍一家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缘分。

三、从“刘嫂子”到“刘妈妈”

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在陕北安顿下来。一天，他提出想见见刘志丹一家，同桂荣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后来为全国人熟知的领袖，以及他的妻子贺子珍。

两位女人见面，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年龄上，同桂荣比贺子珍大四岁；经历上，一个一路在陕北根据地坚持，一个从南方红军部队一路长征而来，走过雪山草地，渡过大江大河。一个讲的是南梁、南泥湾、瓦窑堡的故事，一个讲的是湘江战役、四渡赤水、翻越夹金山的细节，不知不觉间，两人就拉近了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同桂荣的眼睛，始终盯得很细。第一次到毛泽东住处，她一眼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单鞋。那时已是陕北的十一月，风冷得厉害，本地人早就换上厚实的棉鞋了。

她忍不住问贺子珍：“这么冷的天，他咋还穿着单鞋？”

这个问题，让贺子珍印象很深。当时红军刚刚会师，部队缺衣少食，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很多战士连棉衣都凑不齐，更别提又暖又结实的棉鞋了。毛泽东自己当然也没有多余的棉鞋。只是，当着外来人的面，贺子珍不好把困难全盘托出，就解释说：“他脚在长征路上冻坏了，天冷一肿，原先那双棉鞋穿着太紧，只好先穿单鞋。”

话说得委婉，可意思也算清楚。只是同桂荣心里“犯劲”的地方，在于“这么冷，咋能穿单鞋”。她回去后，找来一张纸，对着毛泽东留下的脚印，小心剪了个鞋样，又上街买了布和棉花，用了三天时间，给他做了一双又大又软、好穿又保暖的棉鞋。

毛泽东收到这双鞋时，明显很高兴，连声道谢。后来有一次，他在火盆边聊天，不经意间把鞋烤得太近，竟在鞋帮上烤出了一个洞。同桂荣一听，二话不说，又做了一双新的送过去，还顺手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各做了一双。看似只是女红活计，其实是用手艺，把自己的心意缝进了棉鞋里。

几十年后，新中国已经成立二十多年，毛泽东在北京再见同桂荣，还特意提起这件事：“刘嫂子在瓦窑堡给我做的那双棉鞋，又软又结实，穿上可暖和喽。”这句话不长，但足够说明那段记忆在他心中的位置。

接生贺子珍的孩子，是1936年冬天的事；为这对夫妇缓和矛盾，则发生在1937年。

那年，贺子珍和毛泽东因为一点家庭琐事拌了嘴。博古在一旁劝了几句，发现说了也不见效，干脆跑去请“外援”，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同桂荣。

同桂荣放下手里的活，一路小跑到贺子珍住的窑洞。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婴儿响亮的哭声。推门一看，才几个月大的“娇娇”——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李敏——正被放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赶紧上前把孩子抱起来，嘴里忍不住埋怨：“你们吵架，咋还能把娃撂地上？”一句话说得不重，却直戳心窝。毛泽东难免有点过意不去，赶紧接过孩子来哄。

过了一会，同桂荣又接过孩子，一边轻轻拍着，一边转头对毛泽东说：“你们男子汉的心就是铁，不晓得管娃有多难。”又扭头对贺子珍说：“你也别顶嘴太狠，你看主席熬夜熬得眼睛都红成啥样了，娃哭成这样，他还能工作吗？”

这几句带着乡音、带着生活气的“唠叨”，比大道理好使得多。两口子尴尬一笑，脾气也就消了。

这种“打圆场”的功夫，不需要读多少书，却非常见功力。战争年代，许多紧绷的神经，就是靠这样一点一点松开。同桂荣在这一家人心目中的角色，也在这样的细节中慢慢变化：从“刘嫂子”变成了“刘妈妈”。

这种变化，在一个细节里体现得很清楚。建国后，她在西安生活，突然收到一封挂号信，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背后写着一句话：“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署名用的是童年小名，却加上了“敬赠”二字，这种亲昵里带着敬重的称呼，已经不只是一家人的私人感情，更掺杂着一代人的记忆。

1979年，她赴上海，再次见到了贺子珍和李敏母女。多年不见，大家都已满头华发，可提起当年瓦窑堡那个寒冬、那个简陋的岗楼，谁也没有忘记。贺子珍握着她的手说：“多亏了你当年帮我接生。”这句话，说给别人，可能只是客套；说给她，却是发自内心。

四、一生淡泊，母女两代人的选择

战争结束了，新的国家建立起来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改变。同桂荣却没有顺着“烈士遗孀”的光环走向个人享受，而是几乎本能地，把“照顾孩子”当成了终身事业。

刘志丹牺牲的那一刻，对她来说是项沉重的打击。1936年4月，东征前，刘志丹对她说：“你要好好把孩子抚养大，让她好好念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明天一早部队出发，你带上力贞来送送我。”她原本答应了，谁知第二天一早，家里来了位老同志，她忙着接待，耽误了时间，等赶到集合地点时，队伍已经出发，只留下远去的尘土。

这成了她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

刘志丹临行前，特地留下一封信。信中写得很明白：这次上前线，是为了心中的信念而战，为国家、为人民、为党，他可以付出一切。他也坦承，过去对妻子和孩子关心不够，希望她能够体谅。信写得不冗长，却带着明显的诀别意味。

后来事实证明，这几乎就是一封绝笔。

牺牲消息传来后，组织上问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她沉默了一会，只说了两句：“我就是把孩子养大，让她将来继承他的遗志。我虽然文化不高，还能为革命做点事。”

从那之后，她一边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扯大，一边主动承担起照看烈士子女、战士后代的任务。在根据地里，哪家女同志刚生了孩子，缺羊奶、缺米汤，她总是帮着四处打听、想办法；哪个同志因为要上前线，需要把孩子寄养在农户家，她就认真挑选可靠人家，一次次地上门沟通。

周围的姐妹们常说：“多亏了刘嫂子。”她只淡淡一句：“我喜欢娃，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

新中国成立后，她没有去争任何头衔，而是投身幼儿教育事业。在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不一定天天站在台前，却要天长日久地跟孩子们打交道。她担任过多家托儿所、幼儿园的名誉院长，更多时候像个亲自带班的老人，尽心尽力地陪着一茬又一茬孩子长大。

那些孩子后来在社会各个岗位上工作，有的成了干部，有的成了普通工人，有的走上专业技术岗位。等到他们在某个会议、某条街道、某次探访里重遇这位老人，下意识冒出来的称呼，是“刘妈妈”。

这种称呼，既有感情，也是一种认可。

她和刘志丹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刘力贞，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成。她继承母亲的坚韧，又有自己的一条路。

解放后，她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成绩优异，被选拔为研究生。按当时的条件，这已是一条很体面的道路。但她后来的选择，更能看出她内心的那根弦。

20世纪60年代，陕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省里决定组织医疗队，赴米脂等灾区巡回医疗。那时的刘力贞身体并不好，患过结核病，尚未完全康复。本可以以此为理由，留在条件相对好的地方工作，她却坚持要求报名。

面对组织的考虑，她说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我要去那儿，那儿有我千丝万缕的根。我是刘志丹的女儿，是父亲让我这样做的。”这句话里有明显的个人情感，也有一份对父亲的理解：为老区群众做一点实事，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到了陕北，她投入工作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几十年前，她父亲在这片土地上战斗、牺牲；几十年后，她以医生的身份回到这里，为父老乡亲看病。当地老百姓一听说是刘志丹的女儿回来了，纷纷赶来看望，有人从家里捧出不多的鸡蛋，硬塞到她手里，说要给她补一补身体。她那时感动得眼圈发红，这种情感，其实是老区百姓对烈士、对烈士后代的一种朴素回报。

她的人生命运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颇值得一提。她原名叫“刘力真”，1980年陕西省人大第五次工作会议上，要补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打印名单时，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把“真”字错印成了“贞”。选举结果出来，她高票当选。既然名字已经在正式文件上用了，她索性就把名字改成“刘力贞”，也算让这次“误打误撞”成了个人履历中的一件小趣事。

1980年代之后，她连续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直在陕西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建设和民生事务上。她受母亲影响颇深，始终保持淡泊的态度，曾说过一句话：“只想为人民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只要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就是对自己的最大认可。”

1993年退休之后，她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家里铺着常见的水磨石地面，墙上挂着父亲刘志丹的画像，一张旧沙发、一张不大的书桌，布置可以用“简单”来形容。对子女，她要求得很直白：“要做端正的、能自食其力的大写的人。”这句看似平常的叮嘱，其实就是她一生的行事准则。

母女两代人，一位选择在战火中守护孩子，在建国后扎根幼教；一位选择在医疗系统辛勤工作、在地方人大尽责履职。她们的共同点，在于对名利并不热衷，却对责任格外看重。

1999年5月4日，同桂荣在西安去世，享年94岁，一生跨越清末、民国、抗战、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她走得安静，却留给很多人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2014年，刘力贞去世。那时，她家中墙上的那张刘志丹遗像，仍在原处。这张照片，成了她留给后人的重要纪念，也默默见证了一家三代人的选择。

回过头看，同桂荣这一生，从陕北农村的“三秀子”，到“刘嫂子”“刘妈妈”，身份不断变化，性格却始终如一：朴实、坚韧、不张扬。她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给无数孩子剪过鞋样、缝过衣服、端过米汤，也在一间简陋岗楼里，接生过那位后来被众人称作“毛娇娇”的小生命。

生命来来往往，历史潮起潮落。对她来说，所谓“伟大”，并不是站在前台，而是在寒风中多抱紧一个婴儿，在危难时刻多为别人想一步，在漫长岁月里，把“为别人着想”当成习惯。正因为如此，“刘妈妈”这个称呼，在很多人心里，显得格外沉稳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