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东京幼儿园的“素养教育”折磨疯了，每天缝抹布做便当，这就是全职妈妈的枷锁

真的，在日本当妈，是一种修行。

尤其是在东京这种地方，孩子一上幼儿园，当妈的“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

来日本之前，我对这里的印象全是动漫里的美好滤镜：樱花、干净的街道、彬彬有礼的路人，还有那些精致得像艺术品的儿童便当。

我天真地以为，把孩子送到传说中注重“素质教育”的日本幼儿园，我就可以解放了，可以有大把时间喝喝咖啡、逛逛美术馆，重拾婚前的文艺小资生活。

结果呢？现实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

我现在每天睁开眼，脑子里就三个字：怎么办？便当怎么办？各种手工作业怎么办？

无数个给学校的袋子怎么办？

所谓的“素ar教育”，对我这个当妈的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堪称变态的“手工艺大逃杀”。

1

先说说最要命的——便当。

你以为日本妈妈做便当，就是把饭菜装进盒子里那么简单？太天真了！

这里的幼儿园，便当已经内卷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它不仅是给孩子吃的，更是妈妈之间无声的战场，是展示你作为母亲是否“合格”的成绩单。

我儿子Aito刚入园那会儿，我傻乎乎地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给他做了营养均衡的番茄炒蛋、清炒西兰花，再配上白米饭。

结果，Aito回来情绪特别低落，小声跟我说：“妈妈，我的便当和大家不一样，他们都笑我。”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去社交媒体上搜“日本幼儿园便当”，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饭团要捏成小熊猫、小兔子的形状，眼睛得用海苔剪，腮红要用番茄酱点；香肠要切成章鱼的脚，西兰花要当成小树，胡萝卜要用模具刻成星星和花朵。

这哪里是做饭，这分明是搞艺术创作！

从那天起，我被迫加入了这场“便当军备竞赛”。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像个雕塑家一样，对着一堆食材精雕细琢。

有一次幼儿园要求做“主题便当”，主题是“海洋生物”。我为了给Aito做出一条像样的“鲤鱼旗”饭团，前一天晚上看教程看到半夜，用食用色素把饭染得五颜六色，第二天早上又剪又贴，折腾了快两个小时，送到幼儿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抽干了。

结果下午接孩子，老师微笑着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委婉地写着：“Aito妈妈，幼儿园为了孩子的健康，不建议使用过多色素哦。另外，为了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米饭最好捏成小一点的、方便孩子自己抓取的饭团呢。”

我当时站在幼儿园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纸，看着身边那些优雅鞠躬、妆容精致的日本妈妈，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原来，这场比赛不仅要好看，还得政治正确——要低油低盐、要营养均衡、要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不能用添加剂。规则之繁琐，堪比米其林三星的后厨标准。

2

如果说便当是对厨艺的考验，那紧随其后的各种“手作”要求，就是对你缝纫、手工、绘画、设计的全方位碾压。

日本幼儿园极其崇尚一种“手作的温暖”。上学需要的东西，最好别买，鼓励妈妈亲手做。

我永远忘不了入园前收到的那份清单，密密麻麻几十项，几乎每一样后面都跟着括号，写着“手作推荐”。

装书本的包、装鞋子的包、装体操服的包、装便当盒的包、装水杯的包、装换洗衣物的包……光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布包，就规定了不同的尺寸，精确到厘米。

我一个连扣子都缝不利索的人，硬是被逼成了“缝纫女工”。我跑去日暮里布料一条街，对着成千上万种布料发愁，还要学着搭配颜色、裁剪、锁边。

东京的房价多贵啊，我那小小的公寓客厅，硬是被我改造成了临时制衣厂，缝纫机一开，布料碎屑满天飞。老公回来看到这景象，开玩笑说：“我以为我走错了，进了哪个昭和时代的家庭作坊。”

玩笑归玩笑，但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你知道最崩溃的是什么吗？是你辛辛苦苦熬了好几个通宵，做出来的东西，在人家日本妈妈眼里，可能就是个“粗制滥造”的半成品。

她们做的包，上面有精致的刺绣，孩子的名字是用一针一线绣上去的，针脚细密得像机器印的。而我的，歪歪扭扭，像狗啃过一样。

Aito有一次指着同学的便当袋跟我说：“妈妈，你看Yuki酱的袋子上绣了一只皮卡丘，好可爱。”

我看着自己做的那个光秃秃的蓝色布袋，心里五味杂陈。亲爱的儿子，不是妈妈不想给你绣，是妈妈真的不会啊！

除了布包，还有更变态的。

比如，幼儿园要求每个孩子带一块“杂巾”，就是抹布。你以为随便拿块旧毛巾就行了？不行！

老师的要求是：用家里废旧的白毛巾，剪成规定大小，由妈妈亲手缝制，并且，要在上面用彩线绣上孩子的名字。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一块抹布而已，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仪式感？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教育理念。他们认为，让孩子用妈妈亲手缝制的抹布擦桌子，能让孩子感受到“物的珍贵”和“劳动的价值”。

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这些本该由学校承担的“素养教育”的准备工作，最后全都压在了妈妈身上？

我每天缝抹布、改衣服、做道具，感觉自己不像个硕士毕业的知识女性，倒像个随时待命的后勤总管。

3

在日本当妈，你还得是个“十项全能”的社交达人。

这里极其注重集体活动，而妈妈们的参与度，是硬性指标。

PTA（家长教师联合会）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就是妈妈们的“义务劳动组织”。开学要选干部，组织各种活动，比如运动会、文化祭、年终捣年糕大会。

你千万别以为可以躲得过。日本社会那种无形的集体压力，会让你喘不过气。如果你不参加，就会被贴上“不合群”“对孩子教育不上心”的标签。

有一年运动会，要求家长提前好几周就开始准备道具和服装。我在大夏天顶着太阳，跟一群日本妈妈在操场上画线、扎气球、剪彩带。

日本妈妈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从孩子的教育聊到老公的八卦，再到最近哪家百货公司打折。她们的妆容永远精致，说话永远轻声细语，仿佛有使不完的劲。

而我，语言本就不占优势，加上每天被家务和手作折磨得筋疲力尽，根本插不进她们的话题，只能在一旁尴尬地傻笑、卖力地干活。

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外来者，拼命想融入一个看似和谐完美的圈子，却始终隔着一层透明的墙。

最让我感到窒息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观察”。

每天接送孩子，妈妈们都会聚在门口寒暄。你今天的穿着、你给孩子背的书包、你做的便当怎么样，都会成为她们的谈资。

有一次我因为睡过头，来不及化妆，素颜就冲到了幼儿园。一个相熟的妈妈看到我，惊讶地捂住嘴：“哎呀，高桥桑（我的姓），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脸色好差。

”

我只能尴尬地解释说没睡好。从那以后，我哪怕只下楼扔个垃圾，都得化个全妆。

在这种环境下，你被迫活成一个“标准模板”：一个永远精力充沛、厨艺精湛、手工全能、社交满分，还要时刻保持优雅得体的完美妈妈。

一旦你有一点没做好，那种愧疚感和挫败感就会把你淹没。因为大家都在看着你，你的孩子也在看着你。

4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思，这种“素养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它真的像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感恩之心和集体荣誉感吗？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对我这样的母亲来说，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规训和绑架。

它用一种“为了孩子好”的道德高地，将无数女性牢牢地捆绑在家庭的琐碎之中，把母亲的价值，简化为便当做得好不好、手工做得精不精。

我认识一个日本妈妈，她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在顶尖的咨询公司工作。为了孩子，她辞职当了全职主妇。

有一次我们一起喝咖啡，她跟我诉苦，说她感觉自己快要被这些无休止的幼儿园任务给逼疯了。她说：“我每天研究怎么用胡萝卜刻花，比我当年做行业分析报告还认真。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读那么多书，熬那么多夜，难道就是为了今天在这里比谁的饭团捏得更圆吗？

”

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

是啊，我们曾经也是有梦想、有事业的独立女性。我们读过书，走过世界，有过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理想。

但一旦成为母亲，特别是在东京这种社会环境下，仿佛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和积累，都被清零了。我们的价值，只剩下“XX的妈妈”这一个身份。

而评判这个身份是否合格的标准，就是你为家庭付出的琐碎劳动的多少和质量。

这种付出，是不被量化的，也是不被看见的。老公下班回来，看到干净的家和可爱的孩子，会说一句“辛苦了”。但他永远无法体会，你为了缝好那个要求尺寸分毫不差的布袋，拆了又缝、缝了又拆，熬到凌晨两点的绝望。

5.

当然，我不是要全盘否定日本的学前教育。

这里的孩子确实普遍很有礼貌，自理能力也很强。Aito在幼儿园学会了自己穿衣服、自己收拾玩具，也变得更加懂得分享和合作。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我所批判的，是这种将育儿责任过度转嫁到母亲个人身上，并且用一套严苛、琐碎甚至变态的标准来要求母亲的社会文化。

它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对母亲进行着一场无声的、系统性的剥削。它默认了女性应该牺牲自己的事业、时间和精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场育儿的“内卷”之中。

更可怕的是，这种文化是会传染的。

当我看到身边的妈妈们都在拼尽全力做到120分时，我不敢只做60分。因为我怕我的“不努力”，会让我的孩子在集体中被边缘化，会让他从同学羡慕的眼光里，读出对自己妈妈的失望。

于是，我只能被动地加入这场游戏，戴上“完美妈妈”的面具，日复一日地在厨房和缝纫机前消耗自己。

6

最近，我开始尝试“反抗”。

我不再追求便当的“艺术性”，只要保证Aito爱吃、营养均衡就好。我会用可爱的饭团模具，但绝对不会再花一个小时去用海苔剪睫毛。

我也开始直接购买一些尺寸符合学校要求的手作包，而不是所有东西都亲力亲为。

当然，这样做，也招来了一些异样的眼光。PTA开会时，有妈妈会“不经意”地问：“高桥桑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我坦然地回答：“是啊，我在准备一个线上课程，想重新捡起以前的专业。”

那一刻，我看到她们脸上惊讶的表情。或许在她们看来，一个孩子上了幼儿园的妈妈，竟然还想着“自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我不在乎了。

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一个母亲，首先应该是她自己。一个身心俱疲、失去自我的妈妈，不可能给孩子一个真正阳光健康的成长环境。

我希望我的儿子Aito将来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会做便当、会缝纫的妈妈，更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事业、精神世界丰盈的独立女性。

这远比绣在抹布上的名字，或者便当盒里的章鱼香肠，来得更有意义。

真的，如果你身边有从日本幼儿园“幸存”下来的妈妈，请一定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为了孩子脸上那一个普通的笑容，她可能已经在崩溃的边缘，独自熬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