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自述：孩子喊着“妈妈”跳进水井，这是我一生的罪孽

一个日本兵的自述：我叫金子安次，1918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的一个小渔村，1940年被征召入伍，后来被分到了日军第59师团第10旅团44大队，1941年春天，我作为新兵被派到了中国山东莱芜县颜庄，在这里接受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说句实话，刚到中国的时候，我心里还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服从命令，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成了我后来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噩梦，尤其是那个喊着“妈妈”跳进水井的孩子，成了我一生都赎不清的罪孽。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日本兵到了中国战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新兵，根本没有什么人性可言。

部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手上没沾过血的新兵，不算真正的兵，老兵会逼着我们拿中国平民开刀，美其名曰“练胆”，其实就是把我们变成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我后来才明白，那根本不是练胆，是把我们骨子里的人性一点点磨灭，让我们习惯杀戮，习惯作恶，就像我后来经历的那样。

1941年春天的一天中午，大队本部突然发来命令，说有八路军在莱芜和新泰交界处的一个村子里休整，让我们第1中队赶过去把他们全部歼灭。

接到命令后，我们中队80个士兵赶紧集结，晚上12点整准时出发，没多久就到了那个村子附近，找地方埋伏了起来。

与此同时，驻扎在新泰县的第2中队也从另一个方向赶了过来，把整个村子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村子不算大，大概有300多户人家，一共600多个村民，村子周围围着四五米高的土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大门，看着还挺严实。

我当时是重机枪班的弹药手，我们把九二式重机枪架在距离围墙两三百米远的地方，就安安静静待着，等着长官下攻击命令。

那时候我心里还有点紧张，毕竟是第一次要参加真正的战斗，可我根本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战斗，是一场针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屠杀。

等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天快亮的时候，长官朝村里发射了一发枪榴弹，那就是总攻击的信号。

可没想到，村里的八路军早有准备，我们的步兵冲上去想翻过围墙，被八路军打得连连后退，围墙下面很快就躺了10多具我们日本兵的尸体。

我们中队的中队长见攻不进去，急了眼，直接下令朝墙里发射了10多枚瓦斯弹，没过多久，毒气就炸开了，烟雾把整个村子都笼罩住了，村里的反击声渐渐就停了下来。

这时候，村子的三个大门已经被我们封锁了，村民们只能从唯一还没被占领的大门逃生。

我远远地看着，逃出来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他们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脸上全是恐惧，有的哭着喊着，有的拉着亲人的手，拼命地想往外跑，可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一场致命的杀戮。

紧接着，两个中队的中队长同时下了命令：“逃出者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语气里的残忍，没有一点人性。

我作为弹药手，只能听从命令，把一排子弹塞进重机枪里，机枪手一扣扳机，“嗒嗒嗒”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向那些逃生的人群。

周围的轻机枪、步枪也跟着响了起来，村民们像割麦子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大门前很快就堆起了尸体，大概有100多具，有老百姓，也有几个没来得及突围的八路军士兵。

我们中队长挥舞着指挥刀，站在我身边大声喊：“女人会生孩子，该杀！孩子长大了会反抗我们，该杀！老人已没有几天活头了，该杀！”

现在想想，这简直是畜生不如的话，可那时候，我们这些士兵已经被洗脑了，竟然觉得他说的是对的，甚至还跟着一起疯狂扫射。

重机枪打了一千多发子弹，村子里的哭声、惨叫声渐渐消失了，我知道，村子里的人，差不多已经被杀光了。

之后，我在老兵川岸的带领下，进了村子搜查，说是搜查残余的八路军，其实就是趁机烧杀抢掠。

川岸是个老兵，在部队里，老兵就相当于长官，我们新兵只能听他的，哪怕心里不愿意，也不敢反抗。

我们一户一户地搜，屋子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尸体和血迹，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瓦斯弹的臭味，让人作呕。

就在一间泥土房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怀抱小孩的妇女，她躲在屋子的角落里，浑身发抖，眼睛惊恐地瞪着我们，手里紧紧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生怕我们伤害他。

川岸一看，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像条嗅到骨头的野狗一样，转头对我命令道：“你到外面去警戒，好事情老兵优先。”我心里气得直骂他欺负人，可我不敢反抗，只能乖乖地走到门外，站在那里，听着屋里的动静。

没过几分钟，屋里就传来了打斗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哭喊声和反抗声，我刚转过身，就看到川岸抓着那个女人的长发，把她从屋里拖了出来。

那个女人大概二十五六岁，长得很瘦弱，可性子却很刚烈，一边哭一边拼命反抗，川岸的脸上有一道很深的血口，鲜血都染红了他的脸颊。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趁川岸不注意，用一把剪刀刺穿了他的脸，还用力拉了一道口子，川岸恼羞成怒，没占到便宜，就想把她杀掉。

“金子，赶紧把这女人扔到井里！”川岸咆哮着，眼神里全是杀气，泥巴房子前面正好有一口水井，井口不宽，有一米多高。

川岸拽着女人朝水井走去，一边走一边催我动手，那个女人拼命抵抗，用指甲抓破了川岸的手，指甲盖都抓翻了，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不是川岸的对手。

川岸像一头疯了的恶狼，双眼血红，狂叫着把女人拉到井沿边，然后命令我抓住她乱蹬的脚，我当时心里很害怕，也觉得很残忍，可我不敢不听他的话，只能伸手抓住女人的脚。

我们两个人一起用力，把女人头朝下扔进了深井里，“哎呀”一声惨叫从女人嘴里喊出来，紧接着就是“扑通”一声落水的声音，然后井里就传来了女人扑腾的声音，没过多久，就安静了下来。

我和川岸累得气喘吁吁，坐在井台上，各自拿出一支烟抽了起来，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可我心里却乱得很，总觉得刚才做的事情，太不是人了。

可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屋里就跑出来一个小男孩，就是那个女人的孩子，大概四五岁，穿着破旧的衣服，脸上全是泪水和灰尘。

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妈妈！”，围着水井不停地转来转去，他个子太小了，根本够不着井沿，急得直跺脚，然后又跑回屋里，搬出一个小凳子，爬到凳子上，趴在井沿上，撕心裂肺地喊着“妈妈！妈妈！”，那声音，我到现在想起来，还会浑身发抖。

我和川岸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就在我们以为他会一直喊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突然纵身一跃，跳进了井里。

我当时都看傻了，大脑一片空白，川岸也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扔掉手里的烟头，说了一句：“这太可怜了，你给我扔个手榴弹进去！”我当时心里特别抗拒，觉得这太残忍了，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已经跳进井里了，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可川岸见我不动，抓起手里的刀鞘就朝我打来，一边打一边骂我没用，我害怕极了，只能从身上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引线，朝井里扔了进去。

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在井里响起，紧接着，井里就再也没有了任何声音，那个孩子扑腾水花的声音，还有他喊妈妈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歼灭八路军主力，村里其实只有20几个八路军伤兵在休养，那些伤重的、留下来掩护村民的八路军士兵，都牺牲了，伤势较轻的，趁着混乱成功突围了。

我们两个中队的日军，在村子里烧杀抢掠了一番，把村民的粮食、财物都抢走了，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村子。

更可笑的是，回去之后，我们长官把杀死的村民，全都当成八路军上报，换取了所谓的荣誉和奖励。

那时候，我还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可后来，我才明白，我们抢来的荣誉，全是用中国老百姓的鲜血换来的，是多么的可耻，多么的肮脏。

没过多久，报应就来了，有仇必报的八路军，袭击了我们这支屠村的队伍，指挥屠村的中队长被杀死了，川岸也受了伤，被俘后被枪决了。

而我，因为当时得了伤寒，留在后方治疗，侥幸躲过了这次伏击，捡回了一条命，可我知道，这不是幸运，是上天让我活着，让我一辈子都承受罪孽的折磨。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了，我在东北向苏军投降，后来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关押了10年。

在管理所里，没有人欺负我们，也没有人逼我们杀人，我才慢慢找回了自己的人性，才明白我们当年在中国做的那些事情，是多么的罪恶滔天。

中国人民对我们太仁慈了，没有把我们全部处死，而是给了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我心里的罪孽，却永远都洗不掉。

我今年已经快70岁了，被遣返回日本也很多年了，可我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那个喊着“妈妈”跳进水井的孩子，总是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常常在梦里惊醒，浑身是汗，耳边还回荡着他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知道，我这辈子，都欠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一条命，欠那些被我们杀死的中国老百姓一条命。

我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不是为了博取同情，也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我只是想告诉所有人，当年的我们，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疯狂，是军国主义把我们变成了没有人性的恶魔。

我也想告诉那些否认侵华历史的日本人，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否认我们犯下的罪行，因为那些罪孽，是永远都无法掩盖的。

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奢望，只希望能得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的原谅，哪怕只是一句原谅，我也能稍微安心一点。

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那个喊着“妈妈”跳进水井的孩子，再也不会长大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个孩子趴在井沿上喊妈妈的样子，想起他纵身跳进井里的瞬间。

那是我一生的罪孽，是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会带着这份罪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此来忏悔我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也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希望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再也没有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