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前夫污蔑21年的农村妈妈，重病时翻出一本日记，全村都哭了！

人言可畏这句老话，在农村显得尤为刺骨。一个女人，若是背负上”不贞”的骂名，就像是被按上了烙印，注定要承受一辈子的指指点点。更可怕的是，有时候这些话，往往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

我叫张满仙，今年58岁，是莲花镇大河村的一个普通农妇。1998年那场洪水，不仅冲垮了我家的房子，还冲垮了我20年的婚姻。

那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五月的天，雨水瓢泼而下，仿佛天漏了个窟窿。我和李大江忙着在屋里接漏，孩子们则蹲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水一点点往上涨。

我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李大江是乡镇企业的会计。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两个孩子也懂事，村里人都说我们是个美满家庭。大女儿19岁，已经考上了师范学校。小儿子16岁，在镇上读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那场洪水来得太突然。半夜里，山洪暴发，裹挟着泥沙冲进村子。我们全家被困在二楼，眼睁睁看着楼下的家具、存折、户口本，甚至李大江藏私房钱的铁盒子，全都被洪水卷走。

好在人都平安。可是这场洪水过后，李大江变了。

那阵子他总往镇上跑，说是要处理救灾款的事。作为乡镇企业的会计，他确实要负责这些工作。可是渐渐的，村里人开始在背后议论，说看见他经常出入镇上供销社门口新开的服装店。

那家店是个外来户开的，老板娘年轻漂亮，三十出头的样子，烫着一头大波浪，穿着光鲜亮丽。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安，但想着李大江为人老实，在单位这么多年从没出过差错，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直到有一天，我去镇上买肥料，远远看见李大江和那个女人在店门口说说笑笑。女人还亲昵地帮他整理衣领。那一刻，我的心凉了半截。

回家后我质问李大江，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第二天一早，一个更大的炸弹在村里引爆了：李大江说我和村医老周有不正当关系，还说那笔20万的救灾款被我私吞，给了老周。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老周年过六旬，一把年纪了，在村里行医四十多年，跟我爹是同辈的交情。我去找他看病，那是因为我有长年的关节炎，需要定期针灸。

可是流言蜚语哪里讲得清？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件事。我走在村里，人们或躲或避，指指点点。有人说我”看着老实，想不到是这样的人”，有人说”当了妇女主任，就飘了”。

最让我心痛的是孩子们。大女儿在学校受不了同学异样的眼光，硬是退了学，跑到广东打工去了。小儿子性格内向，被人说闲话就打架，没多久也辍学了。

李大江提出离婚那天，我痛痛快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只要了屋后那块地和一间破屋，其他什么都不要。村里人说我这是不打自招，心虚。

从那天起，我开始写日记。不为别的，就是想给自己和孩子们留个交代。

（未完待续，将继续按大纲展开剧情） 第一本日记本是从供销社买的，蓝色的塑料皮，上面印着一朵大红牡丹。一块钱一本，我买了十本。那时候觉得十本够写很久了，没想到这一写就是21年。

日记第一篇就写下了那20万救灾款的去向。那笔钱是县里拨给我们村的，指定用于帮助困难户重建家园。当时我和村支书挨家挨户走访，登记受灾情况。最后钱都发下去了，每一笔都有收据，都记在村委会的账本上。

可那场洪水把村委会的账本也冲走了。李大江拿这个做文章，说我中饱私囊。我去找村支书评理，可他也不敢得罪李大江，只说让我自己想办法。

日子还得过。我靠种地、养猪，勉强维持生计。农闲时节，我就去镇上捡破烂，一分一厘地攒。村里人躲着我走，不让孩子跟我说话，怕我带坏他们家孩子。

最难熬的是夜晚。躺在床上，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声。我就打开台灯，一笔一画地写日记。写今天的委屈，写对孩子的想念，写那些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

洪水过后第三年，我听说李大江和那个服装店老板娘结婚了。两个人合伙开了家建材店，生意红火得很。李大江在镇上买了房，有时开着面包车经过村口，都不带看我一眼。

那年村里修路，需要占用一点我家的地。村支书来找我商量，说给我补偿。我一分钱没要，只说路修好了，大家都方便。这事我也写进了日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我的日记本从一本变成两本，又从两本变成一摞。每个深夜，我都会翻开日记，重读那些字句。那些年，我默默资助了13个贫困学生，帮助过5个五保户老人。这些事，我都记在日记里，从不对人提起。

直到今年春天，我查出了肝癌晚期。大夫说最多还有三个月。我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树影斑驳，突然想通了：人这一生，受了再多委屈，到头来不也是一场空吗？

那天护士小张整理床铺，发现了我藏在枕头下的日记本。她好奇地翻开看了几页，突然哭了。她说她就是我资助过的学生之一，现在已经是这家医院的护士长了。

就这样，我的日记在村里传开了。那些年我默默帮助过的人，一个个站出来为我说话。当年受助的学生们，有的已经是医生，有的当了教师。他们纷纷回来看我，带着他们的孩子，叫我”满仙妈妈”。

前天，我的大女儿从广东赶回来了。她说看了我的日记，知道这些年我受的委屈。她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求我原谅她不懂事。小儿子也回来了，他在深圳开了家网络公司，现在要接我去深圳治病。

最让我意外的是李大江。他的建材生意早就黄了，那个女人也跟别人跑了。他来医院看我，跪在病房门口，说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还我一个清白。

（继续写作中） 村里人自发给我凑了医药费，说这是我这些年默默帮助别人的回报。那个总爱说闲话的王婶，抱着我痛哭，说她对不起我。

我的日记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家大医院的专家看了报道，说要给我免费治疗。他们说我的病虽然是晚期，但还有治愈的希望。

日记本被整理成书，取名《二十一年的等待》。出版社说，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心灵史，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书稿的收入，全部捐给了村里的助学基金。

现在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医生说只要坚持治疗，还能活很多年。我的儿女要接我去城里住，我没同意。我说我离不开这片土地，这里有我的根。

倒是李大江，听说生意失败后，整天借酒消愁，身体每况愈下。他住在镇上的破房子里，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村里人说，这就是报应。

去年，我们村被评为文明村。村支书特意请我去做了一次报告，讲述这些年的经历。台下坐满了人，他们听我讲那些日记里的故事，很多人都哭了。

现在我还在继续写日记。只是内容不一样了，不再是委屈和痛苦，而是记录身边的温暖和感动。我在日记里写道：“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前几天，我又见到了当年那个服装店老板娘。她在街上卖豆腐，看见我时，低下了头。我买了两块豆腐，还给她抹了零头。她愣住了，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助学基金已经帮助了三十多个孩子完成学业。每年开学季，我都会收到很多感谢信。我把这些信夹在日记本里，这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不奋起反抗，为什么选择默默承受。我说，在农村，一个妇女要维护自己的清白，有时候沉默比呐喊更有力量。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我的日记，就是我对生活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