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嫌弃二婚妈妈，不让她进家门，昨天查到一份陈年遗嘱才明白！

人常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可有些破碎的婚姻，恰恰成就了更好的人生。这话，在我们县城里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叫李小梅，今年42岁，是江南小县城人民医院的护士长。1982年那年，我才五岁，母亲带着我改嫁到了现在父亲的家。

那时候的县城，还是土路居多。记得第一次去继父家，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母亲穿着件补了又补的蓝布褂子，我穿着邻居送的红格子裙子，沿着县城西街慢慢走着。

继父在供销社当会计，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就是我婶婶。婶婶在县城副食品店当老板娘，那时候开副食品店可是个肥差事。

记得第一次去继父家，婶婶正坐在店门口嗑瓜子。她穿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烫得又黑又亮。看到母亲牵着我进门，她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噗”地吐出一口瓜子皮。

“哥，你怎么找了个二婚的？”婶婶的声音特别尖，“还带着个拖油瓶！”

继父站在一旁，搓着手说：“小玲，人家小芳挺好的，孩子也懂事。”

“懂事？”婶婶冷笑一声，“二婚带着孩子的，能有多好？”

就这样，我和母亲在这个家庭里的日子开始了。继父对我们很好，可婶婶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住在县城，家家户户都不富裕。继父每月工资就那么点，母亲在纺织厂做工，工资也不高。可婶婶家不一样，做副食品生意，那时候能挣不少钱。

婶婶家住在县城最好的砖瓦房里，我们家却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每次去爷爷家，婶婶总要显摆她家的好东西：红木家具、进口电视机、德国收音机。

最难熬的是过年。

每年除夕，全家人都要在爷爷家吃团圆饭。婶婶总会挑这个时候说些难听的话。什么”二婚的命”啊，“扫把星”啊，说得母亲抬不起头来。

可母亲从不还嘴，只是默默低头扒饭。继父坐在一旁，脸涨得通红，却也不敢说什么。倒是爷爷，常常偷偷塞钱给母亲，让她给我买些新衣服。

就这样，在婶婶的白眼和嘲讽中，我一天天长大。

1995年，我考上了市里的卫生学校。这可把婶婶气坏了，她到处造谣说母亲偷了她家的钱给我交学费。明明是爷爷给的钱，她却硬说是母亲偷的。

当时爷爷已经病重，躺在床上。听说这事后，他让人把母亲叫到床前，非要单独说话。婶婶在门外又哭又闹，说母亲会害死爷爷。

那天晚上，爷爷和母亲说了很久的话。后来母亲出来时，眼睛红红的，却什么也不肯说。

三个月后，爷爷去世了。婶婶把爷爷所有的遗产都霸占了，连爷爷生前住的那个老宅子也归了她。她说，二婚的媳妇没资格分遗产。

日子就这么一年年过去。我从卫校毕业，在县人民医院当了护士，一步步熬到了护士长。县城也越来越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条坑洼的土路了。

去年冬天，婶婶查出胃癌晚期，偏偏分到了我管的病区。 那天查房，看到病床上的婶婶，我差点认不出来。曾经趾高气扬的副食品店老板娘，如今瘦得只剩皮包骨。她见到我，眼神闪躲，把头扭向一边。

我翻开她的病历本，意外发现夹着一张发黄的纸。那是爷爷的遗嘱，日期是1995年，就是他临终前写的。

遗嘱上写着：“我知道小玲一直克扣我的退休金补贴。这些年，我每月省下的钱都给了小芳，因为她虽是二婚，却比谁都孝顺。老宅的地契我早就让律师转到小芳名下，就放在老宅西厢房的地窖里。”

看完遗嘱，我浑身发抖。原来爷爷什么都知道，他一直在暗中观察。他看到了婶婶的势利，也看到了母亲的善良。

我把遗嘱拿给婶婶看。她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突然失声痛哭：“我对不起爸，也对不起你妈。我一直以为她是贪图家产才嫁给你爸，没想到是我太坏了。”

那天晚上，婶婶让护工扶她下床，非要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里，她向母亲道歉，说了很多年轻时的糊涂事。母亲在电话那头哭着说：“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婶婶住院三个月后去世了。临终前，她把自己的房产证交给我，说要补偿这些年对我们娘俩的亏欠。我不肯要，她就含着眼泪说：“就当是姑姑给你攒的嫁妆。”

如今，我们把老宅子重新装修了一遍。母亲和继父住在一楼，我和丈夫住在二楼。每到周末，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不断。

前几天收拾旧物时，我又看到那张遗嘱。突然想到，在原生家庭与后天亲情之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婶婶当年的偏见，是否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结？这个问题，或许值得每个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