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妈妈为还债送我进工厂 十五年后厂长递给我本存折 你妈留给你的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早当家的背后，往往藏着一个不得不早熟的故事。

我叫林小慧，今年三十五岁。要说起我的故事，还得从二十年前说起。那时的浙江，到处都是服装厂。我们县城最大的金龙制衣厂，就在一条小河边上。

1995年的夏天，蝉鸣声格外响亮。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了金龙制衣厂的大门。那天的天气闷热，铁皮房顶被太阳晒得发烫，车间里弥漫着布料和机油混杂的气味。

母亲的手很凉，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她紧紧攥着一个旧皮包，里面装着我的户口本和初中肄业证明。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母亲借了高利贷，整整三十二万。

王德明厂长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脸上总带着笑，说话轻声细语。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电风扇，嗡嗡作响。

“小慧才十五岁，能进厂吗？”母亲问得小心翼翼。

厂长看了看我的证件，又看了看我：“按规定是不行的。不过…”他顿了顿，“可以先进来学着。”

就这样，我成了金龙制衣厂最小的女工。车间里有四十多台缝纫机，整天轰鸣不停。第一次踩缝纫机，我的脚不听使唤，车针差点儿穿透手指。

那时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熟练工一个月能挣七八百。我刚来时，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块。记得第一次发工资，母亲来厂里，和厂长谈了很久。

车间里有人说闲话：“看见没，又来了。”

“谁知道攀上什么关系了，十五岁就能进厂。”

我低着头，假装没听见。母亲每次来都会带些水果，说是给厂长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水果都是借钱买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学会了车布，从最简单的口袋，到复杂的领子。指头上的茧子越来越厚，但工资也从一百多涨到了四百。

母亲每月都来，风雨无阻。有时候天还没亮，她就在厂门口等着。和厂长谈完话，总是red着眼圈出来。

那年冬天特别冷，河面结了薄冰。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发现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厂里。起初我以为她感冒了，可是一连半个月都没有消息。

高利贷的人找上门来，说母亲失踪了，要我还钱。他们站在车间门口，大声嚷嚷。其他工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王厂长出面了。他把高利贷的人叫进办公室，谈了整整一下午。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来过。

车间里的流言更甚了。有人说我和厂长有不正当关系，有人说我母亲是个骗子。我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干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干到深夜。

三个月后，我在更衣柜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邮局汇款单。抬头写着：林小慧收。金额是三千块。

我拿着汇款单去邮局，查到是从邻省汇来的。可具体地址和寄款人都是模糊的。这样的汇款，每月都会准时出现在我的更衣柜里。

工人们的态度更奇怪了。有人说我偷东西，有人说我勾引客户。我开始习惯独来独往，午饭时一个人躲在楼梯角落里吃。

那年夏天，一个意外的电话改变了一切。母亲生病住院了，在省城的医院。我请假赶过去时，她已经昏迷不醒。

医生说需要做手术，费用要五万多。我站在病房外，手里攥着工资卡，里面只有两千多块钱。

就在这时，王厂长来了。他拿出一本存折，直接去缴费处付了手术费。那一刻，我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

母亲的手术很成功，但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王厂长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原来这些年，母亲一直在厂里做夜班清洁工。

“每天晚上十一点，她来打扫车间。天亮前离开。这是她唯一的要求，不能让你知道。”王厂长说着，声音有些哽咽。

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我发现了她的日记本。原来那些年，她一直在还债。白天在其他工厂打工，晚上来这里扫地。每个月的汇款，都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

“你的手这么嫩，千万别学我扫地。”日记里写着，“妈妈一定要让你活得体面。”

十五年过去了。我从一线女工做到了车间主任。在母亲去世十周年那天，王厂长退休了。临走前，他交给我一本存折。

“这是你母亲的积蓄。这些年，她把所有工资都存了起来。她说，要等你成家立业时再给你。”

我打开存折，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存款记录，最早的一笔是我刚进厂那年。二十年的时光，浓缩在这薄薄的一本存折里。

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不幸。可我要说，拥有一个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孩子有尊严的母亲，是这世上最大的幸福。

那么，当我们在指责父母的选择时，是否想过他们背后的苦衷？当我们轻易评判他人的处境时，是否感受过他们心中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