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走了,爸爸瘫了,5岁男孩一人撑起一个家
发布时间:2025-03-09 06:13 浏览量:5
我叫小东,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了,是一家不大不小的物流公司的经理。每当有人问起我的童年,我总是笑笑,说那是一段既苦又甜的日子。
那是1992年,我五岁那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记得那天,天特别热。妈妈说要去镇上买些东西,临走前摸了摸我的头,说:"东东乖,妈妈去去就回。"我点点头,目送她骑着自行车远去,谁知道,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后来才知道,妈妈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失控的拖拉机。当我被邻居领着去医院时,妈妈已经走了。我那时还小,不太明白"走了"是什么意思,只记得爸爸瘫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嚎啕大哭,一向坚强的他竟像个孩子似的。
噩梦还没结束。一个月后,爸爸在工地上出了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伤到了脊椎。医生说,他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就这样,我家一下子从普通的小康之家,变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可怜户"。爸爸卧床不起,我才五岁,家里突然没了顶梁柱。
我家住在陕西农村,是那种土砖盖的老房子,前面有个不大的院子,种着几棵枣树。妈妈在世时,院子里还养了几只鸡,每天早上它们咯咯哒的叫声特别清脆。妈妈走后,那几只鸡也被卖掉了,院子显得特别空。
最初的日子真的很难熬。爸爸整日郁郁寡欢,有时候我听到他半夜里偷偷哭。那时候,我懂事得有点早,知道爸爸是想妈妈了,也知道他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自责。我常常偷偷地躺在他身边,轻轻地拍着他,就像他小时候哄我入睡那样。
"爸,别哭了,我长大了,能照顾你。"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
爸爸听了,搂住我,眼泪流得更厉害了。
日子总得过下去。村长看我家情况特殊,每月都会送来一些救济粮。邻居张婶子也经常带着菜或者馒头来看我们。但是,这些帮助毕竟有限,而且我知道,我们不能总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
于是,我开始学着照顾爸爸和这个家。
最难的是刚开始那阵子。我个子小,够不着锅台,只能搬个小板凳垫着。第一次自己生火做饭,我把眉毛都给烧焦了,爸爸看了又是心疼又是想笑。我记得那顿饭,米饭夹生,咸菜又咸又酸,爸爸却说好吃,全都吃光了。
洗衣服也是个大难题。我的小手搓不动爸爸的衣服,尤其是粘了土的裤子,怎么都洗不干净。后来,我想出了个办法,先用石头捶打,再用肥皂猛搓,虽然费时间,但总算能把衣服洗干净了。
冬天到了,更艰难的日子来临了。我们那里的冬天特别冷,屋里的炕得每天烧火才暖和。我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柴火堆拿柴,生火烧炕。那些柴火都是夏秋时节,我一根一根从山上捡回来的。
有一次,我在烧炕时不小心被火星溅到了手背,那疼啊,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我忍住没哭,因为怕爸爸担心。后来那个地方留下了一个小疤,直到现在还在,成了我童年的一个印记。
学校是我那时唯一的"奢侈品"。爸爸说,再难,也要让我上学。我们村的小学离家有一里多地,每天早上,我得五点多就起床,做好早饭,喂爸爸吃了,然后自己吃几口,背着书包赶去上学。
我的书包是村里人捐的,已经有些旧了,但我特别珍惜。里面的课本都用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那是爸爸在我上学前教我包的。他说:"书是知识的源泉,要好好爱护。"
班上的同学知道我家的情况,有时候会笑话我,说我是"没妈的孩子",还说我爸是"废人"。每当这时,我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但从不在学校哭,因为我答应过爸爸要做个坚强的孩子。
我们的班主任叫李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头发有些花白,但笑起来特别和蔼。她知道我家的情况后,格外关照我,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故事,有时还会偷偷塞给我一块糖果或是一个小面包。
李老师曾经家访过一次,看到我们家的情况,当场就红了眼眶。她对爸爸说:"老王,你放心,东东在学校我会多照顾。他很聪明,将来一定有出息。"
听了这话,爸爸使劲点头,眼里满是希望和感激。
那段时间,我的日常就是上学、做家务、照顾爸爸,循环往复。虽然辛苦,但我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最让我揪心的是爸爸的身体。他常常因为长期卧床,背上会长褥疮。我看着那些红肿的地方,心疼得不得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教我用盐水清洗,再擦药膏。每次为爸爸翻身换药时,我能感觉到他在强忍疼痛,但他从不喊一声苦。
"爸,疼不疼?"我常这么问。
"不疼,我们东东这么能干,爸爸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呢。"爸爸总是这么回答,然后冲我笑笑。
那笑容里,有太多说不出的心酸和爱。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就这样艰难但温馨地生活着。每天晚上,做完功课后,我会坐在爸爸床边,给他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或者朗读课文给他听。爸爸虽然只上过几年学,但他很重视我的学习,总说知识能改变命运。
村里人都说我懂事,其实是生活教会了我如何长大。六岁时,我就会淘米做饭;七岁时,会用针线缝补衣服;八岁那年,我甚至学会了给爸爸推拿按摩,因为医生说这对他的康复有好处。
1995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村里开始搞"农村住房改造",政府给困难户提供一些补助。村长把我们家的情况上报了,我们获得了一笔资金,加上平时积攒的一点钱,终于把破旧的土房子修缮了一番,门窗都换新的,墙也重新粉刷了。
记得搬回修好的房子那天,我扶着爸爸的轮椅(那是村里一位在城里当医生的叔叔捐的),慢慢推进院子。爸爸望着焕然一新的家,眼泪止不住地流。他拉着我的手说:"东东,有你真好,爸爸这辈子值了。"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997年的春节,是我们父子俩过得最热闹的一个年。村里人看我们可怜,都来帮忙贴春联、包饺子。我们的小院子里难得地热闹起来,爸爸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那年,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件新衣服——一件红色的毛衣,是李老师送的。我穿上它,在院子里又蹦又跳,爸爸坐在轮椅上,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东东,你穿这个真精神!"他一遍遍地说,眼里满是骄傲。
学习一直是我的避风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书本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当夜深人静,躺在爸爸身边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我会借着昏暗的灯光读书,梦想着有一天能通过知识改变我们的生活。
村里有个王大爷,是个老教师,退休后在家闲着没事。听说我爱看书,就把家里的旧书借给我看。从《十万个为什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都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暗暗发誓,要像他一样坚强勇敢。
小学毕业那年,我考了全村第一。村长特意来家里祝贺,还带来了一些礼物。爸爸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一直说着:"我儿子有出息,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
上初中后,学校离家更远了,每天要走将近一小时的山路。无论刮风下雨,我从不缺课。有时候放学回来已经很晚了,还要做饭、洗衣服,然后点着煤油灯学习到深夜。
那时候我们家条件稍微好了一点,因为我开始利用周末和假期帮村里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赚点小钱。割麦子、放牛、帮人家挑水,只要有活儿,我都抢着去做。
邻居张叔说我这孩子认死理,明明年纪小,力气小,却偏要跟大人一样拼命干活。其实他们不知道,每当我把赚来的钱交到爸爸手里时,看到他欣慰的眼神,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初中三年,我一直是班上的前三名。1999年,我考入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这对我们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爸爸激动得老泪纵横,村里人也都为我高兴。
上高中意味着要住校,意味着我不能每天照顾爸爸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最后,是邻居李婶主动提出来,说她可以每天过来照看爸爸,我只需要周末回家就行。
李婶是个善良的寡妇,儿子在外地打工。她说:"你爸这些年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咱村里人都看在眼里。你安心去上学,家里的事有我呢。"
我跪在李婶面前磕了三个头,表达感谢。李婶连忙把我扶起来,说什么也不肯受我这个礼。
高中的生活充满挑战,但也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我努力学习,争取每一个能拿奖学金的机会,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仍然很紧张。
每个周末,我都会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爸爸需要的药,一些简单的食物,还有学校食堂省下来的剩菜剩饭(我总是能说服食堂阿姨给我一些)。
高三那年,爸爸的健康状况突然变差了。医生说,长期卧床导致他的身体各项机能都在下降。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有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村里的王医生建议做针灸治疗,说可能会有所改善。但这需要钱,而我们家的积蓄早就在爸爸之前的治疗中花光了。
就在这时,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得知了情况。她悄悄组织了一次班级募捐,同学们都慷慨解囊。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也明白了爸爸常说的话:"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募集来的钱足够爸爸进行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每周末回家,我都能感觉到爸爸的状态在一点一点好转。他能稍微动一动手指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
2002年夏天,我参加了高考。那两天,爸爸天天让李婶扶他坐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村口的方向,等我回来。当我告诉他考得还不错时,他笑得像个孩子,说:"我就知道,我儿子最棒!"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我早早地去邮局等电话。当听到我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的消息时,我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回到家,我扑到爸爸的轮椅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爸爸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突然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东东,你妈泉下有知,一定会很骄傲的!"
村里人闻讯都来祝贺,他们说我们村几十年没出过大学生,更别说是北京的大学了。村长当即宣布,村里要奖励我家五百元,算是助学金。
但上大学需要的钱远不止这些。学费、生活费、路费,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我和爸爸算了又算,发现即使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差很多。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县里的扶贫办找到了我们。他们说,像我这样的贫困家庭优秀学生,国家有专门的助学贷款政策。此外,学校也有绿色通道,可以先入学,然后通过勤工俭学解决一部分费用。
这个消息如同雪中送炭,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临行前一晚,我和爸爸聊了很久很久。他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也讲了他和妈妈的故事。
"东东,爸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有你这个儿子。你从小就懂事,五岁就开始撑起这个家,任谁看了都心疼。但你从没抱怨过,总是笑呵呵的,让爸爸觉得自己虽然瘫了,但心没瘫。"
我忍不住哭了,爸爸用有些粗糙的手擦去我的眼泪,继续说:
"上了大学,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有空就给家里打个电话,别担心钱,电话费爸爸攒得起。还有,别太拼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第二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李婶包了一大包她拿手的饼子,说是让我在路上吃。王大爷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百块钱,说是他的一点心意。张婶子抱着我哭,说我长大了,要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最舍不得的还是爸爸。他坐在轮椅上,由李婶推着,送我到村口的公路边。临别时,他硬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是你妈留下的一个金戒指,一直舍不得卖。你带着,算是她在保佑你。"
我含泪接过,郑重地放进了衣服内侧的口袋,贴近心口的位置。
坐上开往县城的班车,透过车窗,我看到爸爸在阳光下的身影渐渐变小。他一直举着手,向我挥别,直到车子转弯,再也看不见为止。
在北京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挑战,但也给了我无限的机会。我勤工俭学,做家教,在图书馆辅助工作,节省每一分钱。周末,当同学们约会、逛街时,我常常在宿舍复习功课或者赶作业,为的是能保持良好的成绩获得奖学金。
每个月,我都会寄钱回家,虽然不多,但我知道爸爸会很高兴。每次通电话,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把学校里好的一面告诉爸爸,让他放心。
大三那年,我获得了一个跨国企业的实习机会,每月有不菲的实习薪水。我立刻给家里打了电话,说要带爸爸来北京看看。
电话那头,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东东,爸爸就不去了。北京那么大,我这轮椅多不方便啊。你好好的,有空再回来看爸爸就行。"
我听出了爸爸话中的顾虑——他怕给我添麻烦,怕在我的同学朋友面前给我丢人。但在我心里,爸爸永远是我最骄傲的人。
经过再三坚持,爸爸终于同意来北京。我专门请假,去火车站接他和陪同他的李婶。看到他们从列车上下来,我激动得泪流满面。爸爸看起来比我想象中的要好,脸色红润,还增了点体重。
我推着爸爸的轮椅,带他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天安门、颐和园……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我知道,这次旅行对他意义重大。
在学校里,我郑重地向同学们介绍我的爸爸。出乎我意料的是,同学们都非常尊敬他,有的甚至主动和他交谈,询问他的健康状况。
晚上,在宿舍楼下的小花园里,爸爸拉着我的手,眼含热泪地说:"东东,爸爸今天才真正感到,当年的苦没有白吃。看到你在北京这么出色,交了这么多好朋友,爸爸就知足了。"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了一家知名企业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全部用来给爸爸购买了一套更好的轮椅,这让他在村里活动更方便了。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我的薪水也越来越高。我首先做的事,就是把家里的老房子彻底翻修了一遍,安装了热水器、空调,让爸爸的晚年生活能更舒适一些。
2012年,我创办了自己的物流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业务稳定,收入可观。我立刻着手在县城购买了一套带电梯的房子,这样爸爸可以更方便地出入。
如今,爸爸虽然还是坐在轮椅上,但精神状态特别好。我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回去陪他几天,听他讲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故事,一起回忆那段艰难但充满爱的岁月。
有时,我会想起五岁那年,刚失去妈妈,爸爸又瘫痪的绝望日子。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父子俩能走到今天?正如爸爸常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不放弃,总会看到希望。"
回首这三十多年的人生路,我深深地明白,正是那段苦难的岁月,锻造了我坚强的性格;正是爸爸的爱和村里人的关怀,教会了我感恩和奋斗;也正是那个五岁就开始撑起一个家的小男孩,让我明白了责任和担当的意义。
如今,当我看到自己的儿子,一个健康快乐的五岁男孩,我常常会想,希望他永远不需要经历我曾经的苦难,但我会把那些年学到的人生智慧,一点一点地传递给他。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际遇和挑战。而我,一个曾经的"五岁顶梁柱",对生活充满了感激,因为它教会了我如何在逆境中成长,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爸爸常说:"东东,你是咱们家的福星。"而我知道,真正的福星是爸爸,是他用坚强和爱,撑起了我的整个童年,给了我面对世界的勇气和力量。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中国家庭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亲情可以跨越一切困难,爱可以创造奇迹,而生活,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总会迎来黎明的曙光。
故事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请理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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