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带病卖菜供儿上学，如今儿子回乡建诊所：不让妈妈再受苦了

高中那会，我和李小江住一个宿舍。他总是第一个起床，不管冬夏。

那时候学校还没装空调，夏天的寝室热得像蒸笼。李小江的床位在门口，风扇转一圈到他那儿已经没劲了。他枕头下常年垫着一块毛巾，醒来就是一个湿印子，乍一看还以为漏雨了。

“你怎么老早起？”我有一回问他。

他收拾着书包，肩膀微微一耸：“习惯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妈——就是大家口中的张大嫂，天不亮就得去菜市场摆摊。小江从小跟着，帮着择菜搬货，日出而作这四个字刻在骨子里了。

张大嫂在县城西边的自由市场卖菜。那会儿还没有正规菜市场，就是一条街，早上五点多，一群人推着三轮车来，往地上一铺，蹲那儿卖。

李小江他爸年轻时是矿上的工人，一次事故后落下了腰伤，后来病越来越重，四十出头就走了。张大嫂守着个半大小子，没有一技之长，卖菜成了唯一的出路。

我第一次见张大嫂是高二那年。她来学校送菜苗给食堂。瘦瘦小小的一个人，花布衣服洗得发白，脖子晒得黝黑，跟手腕形成鲜明的分界线。李小江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趁着课间跑出去，帮她把菜搬完。

“同学，帮了大忙了啊。”她笑着递烟给食堂师傅，压根没认出站在旁边的是自己儿子。

李小江就站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直到她转身要走，才轻轻叫了声：“妈。”

张大嫂愣了一下，然后笑容更大了：“哎呀，小江啊，妈眼花了都没认出来。”她想摸摸儿子的头，又觉得不合适，手在半空顿了顿，最后拍了拍他的肩膀：“长高了啊。”

那天下午上课，李小江一直咳嗽。班主任问他要不要去医务室，他摇摇头，说花粉过敏。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抬头时通红的眼睛。

高三那年冬天，李小江发烧了，烧到39度多。班主任给张大嫂打电话，她赶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不用去医院，”李小江推开医务室的门就说，“快考试了，不能耽误。”

张大嫂站在走廊灯光下，白毛衣领口绽着线头，袖口沾着菜叶的绿色。她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里还有泥。

“要去，”她少见地强硬，“耽误两天没事。”

李小江摇头，固执得像头小牛：“不去。妈，我没事。”

最后是值班老师打圆场，说先吃药观察，明天再说。

张大嫂没走，在医务室的椅子上坐了一夜。我半夜去接水，看见她靠在椅背上，眼睛半闭着，手里还握着个温度计。水杯磕碰出响动，她立刻惊醒，顺手把温度计塞进衣兜，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是小江同学吧？”她认出我来，眼睛里有种奇怪的期待，“他学习怎么样？”

我不由自主挺直了背：“挺好的，年级前十。”

她笑了，露出两颗不太整齐的门牙：“那就好，那就好。”

后来我回到宿舍，看见李小江的书桌上放着一堆药盒。青霉素、板蓝根、感冒灵…放得整整齐齐，边上还有个褪了色的小熊水杯，杯身的花纹已经看不清了，就剩个轮廓。

那个杯子不知为什么让我鼻子一酸，好像看到了十岁的李小江，捧着这个杯子，在某个发烧的夜晚喝下苦涩的药。

高考前两个月，李小江消失了三天。

班主任问起来，他低着头说家里有事。我坐在旁边，发现他左手上缠着纱布。

“怎么弄的？”下课后我问。

他不在意地耸耸肩：“没事，帮我妈干活不小心的。”

但他晚上写作业时，我注意到他经常甩手腕，好像很疼的样子。

直到高考结束，我才从他同村的同学那里听说了真相。那几天张大嫂病了，不是普通的感冒，是胆结石发作，疼得直不起腰。正赶上春菜大上市，错过这几天就没收入了。

李小江请假回家，天不亮就去镇上进菜，然后一个人撑起了摊位。他不会挑菜，被骗了几次，买回来的菜蔫了一半。又不会砍价，东西卖不出去。第二天他找村里老手讨教，学会了挑菜的门道，还在小本上记下各种菜的行情。

那三天，他累得够呛，手上的伤是搬箱子时碰的，伤口不浅，但他硬是没去医院，怕花钱。

高考结束那天，李小江请我去他家吃饭。他家在城郊的一个村子，泥土路，两间平房，门口种着几棵葱和一小垄香菜。

张大嫂铺了块蓝白格子的塑料桌布，煮了一大锅面，卤子是肉末炸酱，香得让人流口水。墙上挂着李小江的奖状，从小学到高中，密密麻麻贴了一面墙，最上面几张已经泛黄了。

吃饭时，电视机开着，是本地台的新闻。李小江和张大嫂谁都没看，我时不时瞟两眼。忽然画面上出现一个熟悉的地方——西边的自由市场。

“要拆了？”我指着电视问。

“嗯，下个月，”张大嫂手里的筷子顿了顿，表情有点茫然，“说是不卫生，影响市容。”

李小江安静地吃面，没说话，但我注意到他看了眼墙上的日历——那是赠药的日历，停在去年12月，上面用红笔圈了几个日子，写着”复查”二字。

高考成绩出来后，李小江被省医学院录取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没见到他，听说他在县医院做临时工，打点滴、换药水、测血压，什么杂活都干。

报到前一天，我去他家找他。张大嫂在院子里洗衣服，洗衣粉的泡沫顺着她粗糙的手流下来，在阳光下泛着彩色的光。

“小江去帮人送菜了，马上回来，”她朝屋里指了指，“你先坐。”

我进屋随便转悠，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信。抬头写着”医学院助学金申请表”，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最后一行赫然写着：“家庭年收入：14280元”。

按现在的标准，这个数字连温饱线都够不上。

李小江回来时，我正坐在他的床边发呆。他放下背包，从抽屉里拿出几张药方递给我。

“我妈的。”

我接过来看，上面记录着”胆囊切除术后注意事项”，开药日期是去年11月。

“去年9月发现的，10月做的手术，”他声音很平静，“她没告诉我，怕影响我学习。我高考完才知道。”

“那她现在…？”

“好多了，但得定期复查。”他低头整理书包，“我妈这人，宁愿自己扛着也不麻烦别人。”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李小江选择医学院。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在医院打工。

大学期间，我和李小江联系不多。偶尔在校友群里看到他的消息，总是很简短。他不像其他同学，假期很少回家，听说一直在学校附近的医院实习。

五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回县城办事，意外在医院看到了张大嫂。她比以前更瘦了，但脸色红润，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袖口依然有些磨损。

“阿姨，”我叫住她，“还记得我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记得，小江同学。”

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小店喝了碗面，她告诉我自由市场拆了后，她改行在附近小区做保洁。一天三个单元楼，每天早上四点起，干到九点，然后回家做饭，下午有时去镇上帮人照顾孩子。

“小江怎么样？”我问。

“好着呢，”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显出几分骄傲，“在省城医院工作，专门看胆的。”

我心里一动：“胆外科？”

“对，就是胆外科，”她点点头，“他从小就说，长大了要做医生，给我看病。”

她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好像儿子从小的梦想成真了，就足够了。

又过了几年，我回县城探亲，偶然听说县医院旁边开了家新诊所，专看消化系统疾病。

出于好奇，我转了过去。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仁心诊所”，下面一行小字：“专注胆胰疾病二十年”。

推门进去，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墙上贴着各种健康知识海报，还有一张放大的证书照片——李小江穿着白大褂，站在首都一家大医院前，笑得很自信。

正出神，诊室门开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下一位。”

李小江站在门口，蓄了短须，眼神比从前更加坚定。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老同学？”

晚上，我们在诊所后面的小房间喝酒。那里布置得很简单，一张床，一个书柜，角落里放着几个纸箱，似乎刚搬来不久。

“怎么想起开诊所了？”我问，“省城医院不是挺好的？”

李小江给我倒了杯茶，自己却拿出两罐啤酒，一口气喝了半罐，舔舔嘴唇才说：“妈的病总复发，我不放心。”

原来张大嫂胆结石手术后一直断断续续有不适，但她不想麻烦儿子，总是自己扛着。去年她突然昏倒在单元楼里，差点没抢救过来。

“医生说胰腺也出了问题，需要长期观察，”李小江的声音有些发抖，“我申请了调动，回来开这个诊所，专门看这类病。”

我忽然注意到桌角放着一个褪了色的小熊水杯，还是那个我在宿舍里见过的。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嘴角微微上扬：“妈妈给我买的第一个水杯，小学入学那年。她说喝水要喝热的，不然对胃不好。”

水杯旁边放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是张大嫂，站在诊所门口，穿着一件簇新的红色羽绒服，笑得像个孩子。

“这是新址开业那天拍的，”李小江轻声说，“她第一次穿这么贵的衣服，不好意思了半天。”

第二天一早，我去诊所找李小江吃早饭。推门进去，却发现候诊室已经坐了好几个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

一位老大娘认出我来：“你找小江医生啊？他去给他妈送早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在一旁等着，听她们聊天。

“张大嫂有福气啊，儿子这么有出息。”

“是啊，听说小江医生在省城医院待遇可好了，为了照顾他妈，硬是回来了。”

“不光照顾他妈，对咱们这些老乡也好啊。你看我这腿脚不方便，他隔三差五就上门给我换药，一分钱不收。”

“听说诊所里有个’张大嫂爱心基金’，专门给困难户减免费用。”

我正听着，李小江推门进来了。他穿着白大褂，手里提着个保温桶，脸上还带着笑意。

见到我，他招招手：“来，带你去个地方。”

李小江带我去了县城西边，那里已经不是当年的自由市场了，变成了一片漂亮的小广场，中间有个凉亭。

“我妈现在每天都来这儿，”他指着凉亭，“早上锻炼，晚上跳广场舞。”

凉亭里坐着几位老人，张大嫂在其中，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运动服，头发剪得利落，手里拿着一根编了一半的毛线。看见我们，她高兴地挥手。

“妈，给你带早饭。”李小江把保温桶递给她。

她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碗白粥，配着几样小菜，还有一个鸡蛋。她笑着说：“你忙你的去，我一会儿吃。”

李小江摇摇头：“您先吃，趁热。”

他站在那里，目光柔和地看着母亲吃早饭，像当年张大嫂看着他吃药一样。

周围几位老人笑着打趣：“张大嫂，你儿子这么孝顺，你前世修来的福啊。”

张大嫂脸微微红了，低头吃粥，但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的场景——瘦小的张大嫂在寒风中蹲着卖菜，为了能多挣几块钱给儿子交学费。而现在，她的儿子回来了，在她身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她。

临走时，李小江对我说：“我妈这辈子没享过福，以前我觉得对不起她，现在终于能做点什么了。”

他的声音很轻，却坚定无比：“不让妈妈再受苦了。”

日光照在他脸上，和二十年前教室里那个倔强的少年渐渐重合。我忽然明白，他的选择从来就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儿子最深刻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