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不想去补习班与妈妈动手，走出抑郁的“神童”：我只是“选择坐下”的普通人

世界上有两个王存是。

一个是所谓的“天才少年”、“神童”，另一个是“选择坐下”的普通人。

前者生活在人们的艳羡和夸奖中，跳级念书，比班级同学普遍小两岁，10岁获得天文奥赛二等奖，25岁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做博士后。

后者生活在北京怀柔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为不上补习班和妈妈“打架”，喜欢打游戏，在中学卫生间里偷吃辣条，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陷入抑郁，在大学宿舍整宿睡不着。

在“鸡娃”“内卷”还没有成为热词的时代，“神童”“天才少年”曾是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许多孩子和家长追逐的神话。但长大后，王存是才发现，“神童”标签以外，人生的轨道不只有一种。

以下内容根据王存是口述整理：

“神童制造”工程

从一二年级起，我开始在家附近的学生活动管理中心上天文的兴趣班。我听过许多故事，比如科幻的、历史的、神话的，他们都会告诉你，比较厉害的都是从天上来的。你看哪吒，就总是从天上“噔”地就下来了。

跟着兴趣班老师学了几年，10岁时，我去参加一个天文奥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学科竞赛，主要是为了选拔参加国际天文学奥林匹克竞赛 (IAO)和亚太地区天文奥林匹克竞赛(APAO)的选手。

我获得了天文奥赛二等奖。这是个不错的成绩，反正在当时，我不知道有谁还在同样的年纪拿过这个奖。

当时，我妈对八中少年班特别感兴趣。三年级快结束时，我妈让我去考。我觉得个性化的培养方式挺好，再加上能少上几年学，就说“行”。考试要求是四年级优秀学生的水平，我就把四年级的东西提前学完了。

后来，我没考上。我妈问我，要不四年级就不上了。我当时挺高兴，觉得四年级不上了，可以多玩一年。我妈把我拉到另外一个学校，直接做了四年级期末考试的试卷。当时考的都及格了，就算跳了一级。

我一共考了三回北京八中少年班，参加了三次高考，其中两次是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但都落榜了。

就拿北京八中少年班的三次考试说，我记得，三年级去考时，题目已经考了大量五年级的知识。等我自学了一年，从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觉得第二次考肯定稳了，却发现题目考了大量六年级的东西。等我六年级去考时，连中考题都出上了。

一年比一年卷。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好像自己每次往上蹦，试图越过栏杆，都发现标准在不断提高。

我妈对八中少年班有执念，可能是她觉得自己能培养出一个“天才”吧。

从五年级到高三，我上了各种补习班，书法、天文、奥数、物理、全科补习。我家在怀柔，到市里上课有53公里，要坐2个小时的公交加地铁。周末如果8点上课，我需要6点起床。

知春里、大钟寺、知春路、团结湖、魏公村——我在不少地方上过课。课是随着机构老师走的。

我觉得挺累的，但真正的“反抗”发生在初二。那时候，我在朝阳一所学校上初中。在我印象里，其他中学每天7、8节课，我们学校直接拉到10节，晚自习也晚，等周五回到家，精力基本被榨干。学校的作业量也很大——像数学单科，周末的作业量一般是20页起步。

我跟我妈说，我不想去数学、物理补习班了。我妈不同意，觉得就应该听她的，这样是对我好。我们从吵架到动手，打手，打屁股，哪里都打。基本我们每次干仗，我都得哭一回。

我知道，我不在时，我妈会拿我出去和其他家长显摆，让他们觉得自己培养的孩子很厉害，但我在场时，我妈又会拿一些可有可无的小事打压我，比如每天几点起床，晚上不睡觉，出去玩不回家。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奖牌”，一方面向外人展示，嘉奖我妈教育方面的付出，另一方面被摔毁，来显示我妈对于奖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初二的那次冲突，我最后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我跟我妈说，“你可以报，但我肯定不去。”后来，我妈去查了记录，发现我已经缺了两三次课，就把补习班退了。

“快人一步”的诅咒

虽然跳了级，我从来没有“我比你们都聪明”的优越感。

我也看过很多“天才少年”的例子。比如某神童被父母禁止接触课外书与电视机，某天才少年因生活自理能力差、知识结构不适应等原因，被迫退学。

我觉得“过早开发智力”这个事本身没有问题，但你需要保证他的心智成熟度和他周围的人是相似的。一个人的心智成熟程度和周围人不一致时，就会存在很多问题。

“年龄小”这个标签，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大家会默认允许，你能够犯很多其他人不能犯的错误，相当于你犯错误时，没有人给你纠正。另一方面，大家会因为你“小”去找你乐子，相当于“逗小孩”。

举个例子，高中时，我会直接怼老师。被罚是很正常的，但他不会告诉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平时和同学交流也是，比如你其实说话冒犯到了他，但是他会觉得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是可以容忍的。于是，冒犯还会再次发生。

有时，我也会想，高三那年考砸，跟老早就开始“卷”有关系。一条赛道，普通人匀速前进，在最后阶段冲刺，而我在前半程就全力加速，快到终点时已经累了。

高一时，我拿着中科大少院的邀请函，相当于拿到了“高考体验券”——报考少年班的考生，通过中科大专家组审核后，能凭准考证在当地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我第一年参加高考，因为本身就没打算能直接上，所以可以随便“压力”别人。我把我会写的写完，其他随便写两笔，然后开始趴着睡觉。

高二那年，高考之前，我请了一个星期假，我跟爸妈、老师说我要复习，其实在家关门打了一个星期Dota。因为之前复习得比较完备，我考了630分，超了一本线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年能被中科大少院录取，但因为第二年分数线涨了，我还是没考上。

按理说，高二已经超80分了，高三应该更好，对吧？但高三那年，我疲了，一整年想着法子玩。每天就琢磨怎么躲着老师爬到楼顶去玩跑酷，不然就是撬开每个教室讲台前多媒体的锁，插上U盘打游戏。

当时高中有6个班，1班是看剧的，2班是打炉石传说的，3班是打Dota的，4班是打拳皇97的，5班和6班是看综艺的。我2、3、4班来回窜。

高考分出来，我考了650。这个分数并不理想。我想学天文，但成绩离南大、北师大这些有天文系的学校都差了一些。

最后，我报名了南科大数学系——2015年，南科大第一次在北京招生，我成了第一届。

“成功”，或一无所有

我妈对我的选择很“失望”。她认为一所2012年刚刚建立的学校，没有底蕴，“如果选了这学校，只能是你去给学校创造历史”。

我推测我妈背后的“潜台词”是——“往坏了说，你这样的都能成历史”。

但我不后悔。南科大是我心中“理想大学”的样子——多导师制，教授治校，学术言论自由，学生决定学校的管理和方向。

成为博士后的王存是

作为学生，我们大一就能参与科研项目，同时获得多位导师的指导，而不仅是毕业论文“被指导那么一下”。学校鼓励自由探索，所有的同学，大一大二都上理学通识课（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大学化学、普通生物学，外加计算机课程），大三再选自己合适的专业。

我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天文社的学生社团，学校直接批了10万块钱，让我们买设备，社团的活动课，我们可以请来北大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柯文采(Kouwenhoven)教授来讲行星。

我像是从一个紧绷的环境，突然放松了。在高中，所有女生要剪短头发，上课不允许提问，上学不许吃零食。而到了大学，课上听不懂和老师争论起来，是常态。老师在上头讲，我们在底下聊，老师听见了，说你这么想是不对的，然后上面和下面就开始互动起来。

但张力始终存在。大一时，我想进数学系，打算以后选应用数学当专业，再转天文，但家长想让我学金融，因为“好就业工资高”。大二时，我家长决定折衷，让我学金融数学。

我当时没觉得“好就业的实用主义”有啥问题，大三分专业，半推半就选了金融数学。我发现，数学课很难，每天学得很痛苦，但发自内心的快乐，觉得数学的结构很美。金融方面的课相对简单，我却提不起精神来——从根本上，我并不认同金融学科的底层运行逻辑和价值观。

那段时间，我觉得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每天离想学的东西越来越远。加上和女朋友分手，托福GRE怎么都考不出来，过得很痛苦。连着几个月，我每天都是三四点睡，一周还能通几天宵，瘫在宿舍动不了，那是一种意识上的无力，身体本能地抗拒。我妈不能理解我的状态，觉得我脆弱。

在许多人看来，南科大是教育改革的“先锋”——自选专业，无门槛任意转专业，就算挂科也不影响转专业，提倡学生的国际化、高水平、多元化。这种实验精神也得到了认可——2025年，全国143所双一流高校的最新排名榜单发布，南科大闯入了全国前50。但对于我来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却是我觉得自己最煎熬的一段时间。

“选择坐下”的自由

抑郁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开始主动寻求帮助。

我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去深圳市康宁医院（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开了安眠药和抗抑郁药。我还在朋友的建议下参加了茶社——这也是南科大的一个学生社团，平时，大家在茶社喝茶、看书、写作业。

茶社的第一任社长李岩松要求我每天不上课时，就去茶社打卡。在茶社，没人会主动问你最近怎么样，他们只是陪着你，告诉你，他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找他。

我感觉，茶社创造了一个环境，类似一种自发的“抱团取暖”，让你不那么专注于自己抑郁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单一评价体系带来的孤独。

茶社中的很多人，也是单一评价体系中被定义的“失败者”——GPA不行，科研一般。但在我眼里，这些失败者各有各的“成功”：有专业生物学搞不好，天天琢磨历史，最后考研考到历史系的；有养蜘蛛、爬虫、蜥蜴的；有下棋特别厉害的、有打电竞有天赋的。

茶社第二任社长郑非凡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说得挺好。“茶社的本质更趋近于沙龙和俱乐部，是一个创造话题和讨论的空间，它不光关注技术活动，更多关注人的生活常态”。茶社也为“了解人们的具体处境”创造了空间，“那些失恋的、挂科的、与舍友闹矛盾的事情得到了别人的安慰，而非被敷衍”。

我慢慢从抑郁中走了出来。

大三下半学期，我瞒着父母，自己找教学工作部要了一张转专业申请表，从金融数学转到应用数学。我还是决定学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承认了自己不是“天才”，这辈子或许就是个“普通人”。

“承认”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在这之前，我痛苦了非常久。

大一时，学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我感觉不是很难，在努力的范围内能把握得住。到了大二学抽象代数、实分析、复分析，难度就开始往上提了。我发现，自己还在努力跟的时候，其他同学不仅游戏打得比我好，作业我还老是抄他的，有时候还抄不明白。往往一堂两个小时的课，老师就把1/4本的教材讲完了，疯狂吧？但你要知道，一个班里，有几个同学总能跟上。

学金融时比较简单，我刚有点自信，一回到数学，我又感觉自己被人摁在了地上。

大三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学校老师找到我，说国家天文台的刘继峰教授来南科大研讨。在老师的引荐下，我拉着天文社的小伙伴们见到了刘继峰教授，聊了很多天文的东西，以及国家天文台的招生政策和夏令营。我好像重新找回了当年的目标——我还是要学天文。

后来，我被保送到国家天文台读博。2024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又继续留在天文台做博士后，研究近邻星系巡天智能、CXPD卫星星载模型、星语系列模型、LAMOST的光谱模型等，也曾在之江实验室的大模型班学习。

仍然有人认为，我是“别人家的孩子”“天才少年”，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只是一个“选择坐下”的“普通人”。

家人、学校老师好像都在告诉我，标准就那么高，你踮踮脚，你去跳起来够一够，就能看到光明的远方。一开始，我也选择“较劲儿”，忍受垫脚过程的痛苦。直到我选择一屁股坐下，发现接受“普通人”身份的时候特别放松，好像人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选择坐下，和你在那儿垫脚、蹦跶的时候，本质上不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去衡量的。在蹦跶的时候，你实际是在他的赛道、以他的标准去进行衡量的。

当你坐下了，你的时间会花在其他地方，而那个地方肯定是你喜欢的地方。它会是你自己的赛道。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子伊

编辑 | 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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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 | 赵天嫜

监制 | 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