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占孕妇、夜闯民宅：奸臣江彬的不赦之罪

1512年深秋，一支从战场归来的边军经过北京城。队列中有个满脸是血的将领，他的面颊上还插着一支箭，箭镞从耳后穿出。这个骇人的形象引起了微服出宫的明武宗的注意。这个将领就是江彬，此刻起，他的命运与大明王朝的未来紧密相连。

江彬，北直隶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早年经历史书记载不详。作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的宣府镇，历来是抵御蒙古骑兵的前沿阵地。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江彬，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武艺，尤其擅长骑射。

正德六年（1511年），河北爆发刘六、刘七起义。这场起义声势浩大，一度威胁到京师安全。江彬所在的大同边军被调入内地平叛。在战斗中，江彬身先士卒，面部连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贯穿面颊。

《明史》记载了这骇人的一幕："镞出于耳，拔之更战"。这种悍不畏死的表现，不仅震慑了敌人，更引起了正在观战的明武宗的注意。

武宗朱厚照是明朝最特立独行的皇帝之一。他自幼喜好武事，对循规蹈矩的文人政治深感厌倦，反而对勇武的边将格外欣赏。见到江彬如此勇猛，武宗当即下令将这位边将留在身边，擢升为都指挥佥事（相当于首都卫戍部队副司令员）。

这一决定改变了江彬的命运，也改变了正德朝的政治格局。

江彬能够迅速获得武宗信任，不仅靠勇武，更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很快察觉到这位年轻皇帝的特殊喜好：厌倦宫廷礼制，向往自由放纵的生活。

为此，江彬做了三件事，彻底抓住了武宗的心：

首先，他在北京建造了豪华的镇国府（位于今北京西帅府胡同），将豹房中的珍玩、美女尽数迁移至此。这里成为武宗的"私人会所"，不受宫廷规矩约束。

其次，他经常带领武宗夜闯民宅，强索妇女。这种刺激的夜游活动让武宗兴奋不已，甚至将这种行为称为"回家"。

最重要的是，江彬深知武宗向往军旅生活。他建议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边军调入京师，组成"外四家"，由武宗亲自统领。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江彬的军权，更满足了武宗"御驾亲征"的幻想。

★表：江彬为巩固权力采取的主要措施

在这些活动中，最令人发指的要数强占民女事件。江彬不仅为武宗搜罗美女，自己也趁机渔色。史载他"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这种行径完全违背了为臣之道。

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江彬的怂恿下，武宗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巡游。这次巡游的目的地是宣府，江彬的故乡。

在宣府，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改名朱寿。这种儿戏般的举动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但在江彬的安排下，所有谏言都被置之不理。

更荒唐的是，在这次巡游中，江彬引导武宗强占了延绥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此女不仅善歌能骑射，还通晓外语，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她已经嫁人并怀有身孕。马昂因此被升为右都督，连他的两个弟弟也获得赏赐，朝中权宦甚至称他们为"舅舅"。

此后，武宗又在江彬陪同下多次出巡。最远的一次，他们经大同渡黄河，至榆林（今陕西榆林），再到绥德（今陕西绥德）。在绥德，武宗临幸总兵官戴钦府第，强纳其女。

这些巡游耗费巨大，每次出巡都要携带大量随从和军队，沿途州县苦不堪言。而江彬却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江彬不仅是个弄臣，更是个精明的权术家。他深知，要在波诡云谲的宫廷政治中立足，必须掌握军权。

在他的建议下，武宗将边军精锐调入京城，组成"外四家"。这些部队不受兵部节制，直接听命于皇帝，而实际控制权则在江彬手中。这一举措打破了明朝自建国以来"文武分治"的传统，也破坏了京军的平衡。

为进一步掌控军队，江彬还建立了"镇国府"这一特殊机构。表面上是武宗的办公场所，实则是江彬的私人权力基地。这里不仅存放着武宗最喜爱的珍宝，还驻扎着江彬的亲信部队。

更令人担忧的是，江彬开始排挤其他得宠的宦官。最初引荐他入宫的钱宁，就是被他用计扳倒的。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阴谋，江彬逐渐成为武宗最信任的人，甚至被武宗认为"干儿子"。

然而，这些行为引起了文官集团的强烈不满。首辅杨廷和等人多次上疏，要求严惩江彬。但在武宗的庇护下，所有这些努力都无功而返。

正德十五年（1520年），武宗在南巡途中于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垂钓时落水。这次意外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次年三月，武宗病逝于豹房，年仅31岁。

武宗的突然去世让江彬失去了保护伞。更糟糕的是，武宗无子，皇位继承人需要从宗室中挑选。在这个权力真空期，江彬的政敌们开始行动。

据《明史》记载，武宗去世当日，首辅杨廷和立即下令关闭宫门，严密封锁消息。同时，他密调边军防守京城要地，防止江彬狗急跳墙。

江彬此时也察觉到危险。他试图调动自己掌控的外四家军，但发现这些部队已经被杨廷和事先安排的亲信监视。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入宫一探虚实。

这正中杨廷和下怀。当江彬刚踏入宫门，伏兵四起，当场将他擒获。这个权倾一时的佞臣，就这样戏剧性地倒台了。

嘉靖帝即位后，立即下令将江彬凌迟处死。他的财产被抄没，家人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曾经显赫一时的江彬家族，就这样灰飞烟灭。

江彬的兴亡，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折射出明代政治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边将与宦官的结合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由于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往往借助边将和宦官来制衡文官权力。江彬正是利用了这一政治传统，从一个边军将领一跃成为皇帝最宠信的人。

武宗的个人性格也是江彬得势的重要因素。这位特立独行的皇帝厌倦宫廷生活的束缚，向往自由奔放的边塞生活。江彬准确地把握了皇帝的这一心理，投其所好，最终赢得了绝对的信任。

明朝中期的政治腐败为江彬这类人物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当时的官场，贿赂公行，道德沦丧。江彬的诸多恶行，如强占民女、贪污受贿等，在当时并非个例，只是他做得更加肆无忌惮。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江彬现象在明代历史上屡见不鲜。从英宗时期的王振到武宗时期的刘瑾，再到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佞幸专权几乎成为明朝中后期政治的一大特色。这反映出明代皇权专制制度的深刻危机——当权力过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而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时，就很容易产生这类政治怪胎。

江彬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权力的获得与维持需要制度的约束。依靠个人宠信获得的权力，终究是空中楼阁，一旦失去靠山，就会轰然倒塌。正如江彬，虽然一度权倾朝野，最终却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