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走在长征路上6位孕妇，孩子或送人或弃路上，2个婴儿活下来
发布时间：2025-10-02 08:08 浏览量：58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5年初冬，云南边境。
一个破旧土房里，几个红军战士急得团团转。
屋外枪声越来越近，敌人就在几百米外。
可是屋里，孩子还没生下来。
有人冲出去找人，有人拎着枪守着门口。
产妇痛得满头是汗，一边喘，一边骂：“邓发你个没良心的，老娘给你生孩子，你倒好，跑得比谁都快！”她叫陈慧清，是当时红军干部休养连的一员，也是邓发的妻子。
生孩子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从来都不是一件私事。
尤其是在长征路上。
那时候的红军，几乎每天都要走几十公里。
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连口热水都难找，更别说接生条件了。
可这孩子，还是得生。
当时的连长侯政站在屋口，一边听着里面的喊叫声，一边紧张地看着天色。
他犹豫，再犹豫。
董老，就是董必武，转头看了他一眼，说：“别急，想想看，还能准备点什么？万一真生不下来呢？”
这不是演习。
这是真枪实弹的生死场。
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怕孩子没生出来，敌人就冲了上来。
后来，董振堂下令让整整一个团顶住敌人，强行阻击两个多小时。
孩子终于出生了。
哭了一声，大家都松了口气。
可接下来的事，谁也不愿提。
陈慧清昏过去了，孩子还在襁褓里哭。
大家没办法，只好把孩子连同一张纸条和几块银元留在屋里。
纸条上写着：“孩子刚出生，母亲是红军，无法带走，如有人愿意收留，感恩终生。”
侯政说，那会儿他连手上的血都没擦干，就得赶紧追上部队。
长征路上，像这样的事儿，不止一桩。
曾玉，是湖南宜章人。
丈夫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
长征开始时，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她本该留在后方，可她不甘心。
偷偷跟着队伍走，没口粮、没马骑，一路靠人帮扶。
她的孩子出生在广西的老山界，山路极其难走。
那天夜里，她突然跟身边的钱希均低声说：“我怕是要生了，你帮我找点草纸。”
后来几位女同志围着她，用干草铺了个窝，一个小生命就在那样的环境下降生了。
可惜，那孩子连眼睛都没睁开，就被留在了山里。
曾玉没时间抱他一下，就被人架着往前走。
几小时后，哭声停了。
没人回头。
那时候，红军刚翻过第一座大山，前有拦截后有追兵。
带着孩子意味着全队减速。
这不是谁的错。
只能说，这就是战争。
曾玉三年后在山东济南牺牲，年仅28岁。
她那个孩子，没人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再说贺子珍。
她是毛泽东的妻子，长征中也生了孩子。
生在贵州的一个山沟里。
接生的是李治，助手是钱希均，用的是毛泽东警卫员的脸盆和一条旧毛巾。
孩子出生后，他们把婴儿交给一个瞎老太太，并塞了一点钱。
那个孩子，是贺子珍的第四个。
前面三个，一个送人、一个夭折、一个留在苏区，后来下落不明。
三十多年后，贺子珍在北京见到侯政的那一刻，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记得我那个孩子吗？”
没人回答得出来。
还有一个人，叫廖似光。
她是广东惠阳人，丈夫是凯丰。
她在贵州早产，生了个男孩。
用毛巾裹好孩子，把字条塞进去，就交给了当地百姓。
她没哭。
当时她说：“我不能死在这儿，我得活着走到陕北。”
她后来的日子也不好过。
到了延安，丈夫移情别恋，把她赶出了家门。
这些女红军，不是“被动的受害者”。
她们每一个人，都在选择中挣扎。
选择留下孩子，就可能死全家；选择放下孩子，心里一辈子过不去。
李建华，江西人，报务员。
她在长征途中怀孕，是因为跟丈夫岳夏短暂相聚。
她尝试用偏方打胎没成功。
后来三军会师，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岳会宁”。
她是幸运的，孩子活了下来。
可她自己，1946年因积劳成疾去世，年仅32岁。
还有吴仲廉。
她的故事更复杂。
她是西路军的一员，生下孩子后，抱着上了马。
后来战败突围，她把孩子寄养在一个保长家，自己随部突围。
她被捕、被押、被营救，三年后才回到延安。
可当时政治气氛紧张，她的经历被误解为“叛变”。1967年，58岁的她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去世。
她的孩子，后来被找回来了。
叫吴长征。15岁时回到母亲身边，几年后考上浙江大学无线电系。
再后来，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三厂。
他是6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被母亲亲手找回的。
1982年，北京。
全国妇联组织了一次休养连老战士座谈会。
当年那些走长征的女红军，大多已是白发苍苍。
她们见到侯政时，很多人都沉默。
有人终于开口：“侯连长，我那时候生的孩子，你有没有听说过？”
侯政低头，没说话。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侯政，《长征中的女红军》，人民出版社，1985年
钱希均口述，李秀文整理，《红色记忆：钱希均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刘英等，《红军长征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贺子珍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