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父亲去城里卖猪，路上救了个孕妇，她丈夫竟是新任市长

“爹，这头猪，真能卖上二百块？”

我跟在爹身后，看着那头哼哼唧唧的大白猪，心里头直打鼓。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们村里，二百块钱，那是一笔能让好几家人眼红的大钱。

爹没回头，只是用手里那根磨得光溜溜的柳木棍，轻轻敲了敲猪屁股，声音跟石头一样稳：“二百，只多不少。”

这头猪，是我们家一年的指望。

我开春就要上高中，学费、书本费，还有在学校的伙食费，都得从它身上出。我娘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常年要吃药，那药罐子里的苦味，好像也得靠这头猪的膘来冲淡。

为了把它喂得肥肥壮壮，我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细粮都掺进了猪食里。我放了学，第一件事就是去地里割猪草，两只手掌被草叶子割出了一道道细小的口子，密密麻麻的，像是地图上的纹路。

爹更是把这猪当成了宝贝疙瘩。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它收拾猪圈，猪圈里比我们住的屋子都干净。他总说，咱庄稼人，没别的本事，就是实诚。养猪也一样，你对它好，它就用一身好膘头回报你。

去城里卖猪那天，天还没亮透，我娘就起来给我们爷俩做早饭。两个掺了玉米面的窝窝头，一碟咸菜，还有一人一碗滚烫的米汤。

她把一个布兜子塞到我爹怀里，里面是两个烙得金黄的饼子，那是给我们爷俩的午饭。

“路上慢点，看着点路。”我娘的嘱咐，跟往常一样，没什么特别的话。

“知道了。”爹应了一声，把布兜子往腰里一掖。

我们爷俩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板车，猪在车上的笼子里，显得有些不安分，时不时用鼻子拱着木栏杆。

从我们村到县城，有三十多里土路，坑坑洼洼，全是石子。爹在前面拉着车，我在后面推着，爷俩的脚步，踩在凌晨微凉的土地上，一步一个印。

爹的背，被板车的拉绳勒出了一道深深的印子，汗水很快就浸湿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我看着他弓着的身子，觉得那不是一辆板车，而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沉甸甸的，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走了差不多一半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路边是一片望不到头的玉米地，玉米秆子已经干枯，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就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我爹突然停住了脚。

“爹，咋了？”我从后面探出头问。

爹没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不远处。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路边的沟坎底下，躺着一个人。

那是个女人，穿着一身城里人穿的干净衣裳，肚子高高地隆起，显然是有了身孕。她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人像是昏过去了。旁边倒着一辆自行车，车筐里的东西撒了一地。

“是个孕妇。”爹的声音很低。

那个年代，村里人对城里人，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感。我们爷俩站在路上，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

猪在笼子里哼唧了两声，好像在催我们快走。

我心里也有些急。去晚了，城里的屠宰场和贩子就都收满了，猪价会往下掉。这头猪，少卖十块钱，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就没了。

爹蹲下身，仔细看了看那女人的情况，又伸手在她鼻子底下探了探。

“还有气。”他说。

他站起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看看那个女人，又回头看看板车上的猪。

我能感觉到他的为难。

救人，板车上的猪怎么办？这荒郊野岭的，把猪扔在这儿，一准丢。拉着猪去救人，更是耽误工夫。

时间一点点过去，太阳越升越高。

我小声说：“爹，要不……咱们去前面村子找个人来帮忙？”

爹摇了摇头：“等找到人，黄花菜都凉了。看她这情况，怕是等不及。”

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得让我觉得连风都停了。他从兜里摸出烟叶，卷了一根旱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最后，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踩灭。

“狗蛋，把猪从车上弄下来。”

我愣住了：“爹？”

“弄下来，拴路边树上。”他的语气不容商量。

“可是……猪要是丢了……”我急了。

“人命比猪金贵。”爹说完，就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去扶那个女人。

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盼头啊。可看着爹那坚决的样子，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们爷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头二百多斤的猪从板车上弄下来，用绳子牢牢地拴在了路边一棵大杨树上。猪好像知道自己的命运要转弯，叫得特别响。

然后，爹把那个女人抱上了板车，让她躺在原本属于猪的位置上。

“去县医院。”爹说。

他拉起板车，调转了方向。来的时候，我们是往东走，去县城。现在，我们是往西走，去离这里最近的乡卫生院。

板车吱呀吱呀地响着，爹的脚步比来时更快，也更沉重。我跟在后面，心里五味杂陈。我看着那头被拴在树上的猪，它还在那里不安地刨着地，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心里清楚，今天这猪，怕是卖不成了。

到了乡卫生院，医生一看，说情况严重，可能是大出血的前兆，他们这里处理不了，必须马上送县医院。

爹二话不说，又拉着板车往县城的方向赶。

这一折腾，等我们满头大汗地把人送到县医院，已经是中午了。

医生护士推着车子把人接进去，急匆匆地就进了急救室。一个护士过来，让我们先去办手续，交押金。

“押金，五十块。”

我爹从怀里掏了半天，把他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那都是准备卖了猪再添点凑整的钱，皱巴巴的，有大团结，也有一毛两毛的，数来数去，也才十几块钱。

“同志，我们……钱不够。”爹的脸涨得通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窘迫。

护士看了我们爷俩一眼，一身的土，一身的汗，眼神里有些不耐烦：“钱不够怎么看病？你们是她什么人？”

“我们……路上碰见的。”

护士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不是家属？那你们图啥？”

爹没说话，只是把那十几块钱往前又递了递：“同志，求求你，先救人。钱，我们想办法。”

也许是爹的眼神太恳切，那个护士犹豫了一下，拿着钱走了。

我们在医院的长廊里等着，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心里发慌。爹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我知道，他心里不比我平静。他惦记着那个女人，也惦念着那头猪。

过了很久，一个医生从急救室里出来，摘下口罩，说：“送来得还算及时，大人和孩子暂时保住了。不过还要留院观察。”

我们爷俩都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一个穿着干部服的男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后面还跟着刚才那个护士。

“林婉！林婉怎么样了？”男人冲着医生喊。

“周……周科长，您来了。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医生看到他，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

那个被称为周科长的男人，这才注意到我们爷俩。

护士指着我们说：“周科长，就是这两位同志把您爱人送来的。”

男人走到我们面前，他的手还在微微发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看着我们，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爹的肩膀。

“谢谢，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他说不下去了。

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人没事就好。我们……就先走了。”

“别啊，同志！”周科长拉住我爹，“你们的钱，还有……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不用了，谁碰上都会搭把手的。”爹执意要走。

我们爷俩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我问：“爹，那猪……还回去找吗？”

爹抬头看了看天色，叹了口气：“找。总得去看看。”

等我们紧赶慢赶回到那个拐弯处，天都快黑了。

大杨树下，空空如也。

只有一截被挣断的绳子，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猪，没了。

我爹站在那棵树下，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天边的晚霞，红得像血，映在他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我心里一下子就空了。

二百块钱，我娘的药，我的学费……全都没了。

那天晚上，我们爷俩是摸着黑走回家的。三十多里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板车空了，我的心也空了。

回到家，我娘看我们两手空空，车上也空着，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凝固了。

“猪呢？”

爹没说话，默默地拿起水瓢，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我把路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跟我娘说了。

我娘听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没骂我爹，也没抱怨，只是坐在小板凳上，用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那一夜，我们家的灯，亮了很久。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听见我爹在院子里，一下一下地劈着柴火，那声音，像是要把心里的憋闷都劈开一样。

第二天，爹照常下地干活，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是我知道，事情不一样了。家里的空气，变得很沉。我娘的咳嗽声，好像比以前更重了。我爹吃饭的时候，总是把头埋得很低。

村里人不知道我们家出了什么事，只看到我们家那头最肥的猪不见了，钱也没见着，都觉得奇怪。有些嘴碎的，就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

“老李家那口子，怕不是把卖猪的钱拿去赌了吧？”

“看着挺老实个人，没想到啊……”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爹的心上。他是个一辈子都要脸面的人，现在，他觉得自己的脊梁骨都被人戳断了。

他开始变得更沉默，一天到头也说不了几句话。

我的学费，没了着落。开学的时间一天天近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甚至想，要不，就不念了，出去打工，也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爹说了。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对我发了火。

“混账话！”他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拍，“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你念书！我们李家，不能再出睁眼瞎了！”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不敢再说话。

过了几天，爹把我叫到跟前，递给我一个布包。

打开一看，里面是五十块钱。

“爹，你哪来的钱？”我问。

“你别管。拿着，去把学费交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家里那头老黄牛，卖了。

那头牛，跟了我们家快十年了，爹一直把它当成家人一样。家里的地，全靠它。卖牛的那天，爹一个人在牛棚里坐了半天，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

我拿着那五十块钱，觉得手上沉甸甸的。这哪里是钱，这是我们家老黄牛的命，是我爹的骨头。

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让我爹我娘过上好日子。

就在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突然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那可是小轿车啊，在我们村里，比大熊猫还稀罕。

车子在我们家门口停下，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

车门打开，下来的，正是那天在医院见到的那个周科长。他手里提着网兜，里面装着苹果、罐头，还有一包白花花的点心。

他一进门，就握住我爹的手，一个劲地说：“老哥，可算找到你们了！”

原来，他叫周文斌。那天我们走得急，没留下姓名地址。他后来多方打听，费了好大劲，才从乡卫生院那里问到了我们村。

他告诉我爹，他爱人林婉生了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

“要不是你们，我们娘俩的命就没了。这份恩情，我周文斌一辈子都记着。”

我爹还是那副样子，摆着手说：“碰上了，就该做的，不用挂在心上。”

周文斌把东西放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爹手里。

“老哥，这是你那天垫的医药费，还有……一点心意。我知道你们那天是为了救人，把猪给耽误了。这个，无论如何你得收下。”

我爹捏着那个信封，感觉很烫手。他推了回去：“医药费，我收下。那是你该给的。剩下的，不能要。救人，不是为了图这个。”

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周文斌叹了口气，说：“老哥，你这脾气，真是……那我也不勉强你。不过，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他说，他刚从地区调到市里来工作，正好是新上任的市长。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们家，在我们整个村子都炸开了。

市长！

那对我们这些祖祖辈辈刨土疙瘩的农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大官。

村里人看我爹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从之前的指指点点，变成了羡慕和巴结。

周市长说，他看我爹是个实在人，身体也硬朗，想介绍他去市里的一个国营工厂当个保安。

“不用干重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比种地强。”

这个提议，让我娘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去城里工作，吃上商品粮，那是我们村里多少人做梦都想的好事。

我爹却沉默了。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沾满泥土的解放鞋，半天没说话。

周市长走了之后，我娘就开始劝我爹。

“当家的，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啥？你去了城里，狗蛋上学离得也近，我也能跟着你去享享福。”

村里人也都在说，老李家这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救了市长夫人，一步登天了。

我心里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我爹太苦了，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累出了一身的毛病。要是能去城里，至少不用再受那份罪了。

在所有人的劝说下，我爹最终还是点了头。

他去城里上班的那天，我娘给他换上了家里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衣裳。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很陌生，好像不认识那个人一样。

爹去了城里，在市第一棉纺厂当了保安。

每个月，他都会准时把工资寄回来。家里的日子，确实比以前好过了。我娘的药没断过，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再没愁过。

我们家，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大家都说，我爹有本事，攀上了高枝。

可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每次爹从城里回来，话比以前更少了。他坐在院子里，看着地里那些庄稼，能看上半天。他的手上，没有了以前那些干农活留下的老茧，变得白净了，可他的眉头，却锁得更紧了。

有一次，我放假去城里看他。

他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一个房间里住了八个人。他的床铺，是唯一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我看到他跟那些工友们，好像说不上什么话。别人凑在一起打牌、吹牛，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烟。

他带我去厂里的食堂吃饭，白面馒头，有肉有菜，比家里的伙食好太多了。

可我爹，却吃得没滋味。

他跟我说：“狗蛋，这里……不好。”

我问他哪里不好。

他说：“这里的人，看我的眼神，跟看贼一样。”

我这才知道，厂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市长介绍来的。大家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背地里，都说他是“关系户”，是“走后门的”。

那些人觉得，他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凭什么能到国营大厂里来拿工资。

有一次，厂里仓库丢了东西，所有人都怀疑是他。虽然最后查清楚了，是个内贼干的，但那种被冤枉、被孤立的滋味，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爹的心。

他说：“我李建国一辈子，没求过人，没占过别人一分钱便宜。现在，倒成了别人嘴里的小人。”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

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

我爹，他是一棵树，他的根，必须长在土里。把他移植到城里这片水泥地上，他活不了。

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爹回来了。

他把一个月的工资，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对我娘说：“这活，我干不了了。我还是回来种地。”

我娘愣住了，急道：“你疯了？多好的工作，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那不是我该待的地方。”爹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在那儿，喘不过气。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咱家的那片地。我心里不踏实。”

我娘哭了：“不踏实？回来喝西北风就踏实了？你不想想你自己，你不想想狗蛋？”

“就是因为想着你们，我才要回来。”爹看着我娘，眼睛里有红血丝，“我在城里，丢了魂。人要是没了魂，挣再多钱，那也是个空壳子。我不想让狗蛋将来有个丢了魂的爹。”

他转过头，看着我：“狗蛋，爹没本事，给不了你城里人的生活。但爹能教你，人，得活得有根。咱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

那一刻，我好像才真正读懂了我爹。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他有他的坚守，有他的尊严。这份尊严，比城里的工作，比每个月的工资，都重要。

过完年，爹真的没有再回城里。

他把那身保安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了箱子底。

然后，他拿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他这几个月攒下的所有工资，一个人去了城里。

他要去见周市长。

我不知道他跟周市长说了些什么。

我只知道，他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轻松了，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他对我们说：“周市长是个好人，他明白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收到过周市长的任何“特殊照顾”。那辆黑色的小轿车，也再没有来过我们村。

村里人又开始说闲话了。

“老李家把大官给得罪了。”

“放着好日子不过，真是个傻子。”

我爹对这些话，充耳不闻。他又做回了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没有了牛，他就用自己的肩膀，拉着犁，在田里一步一步地走。

他的背，又被勒出了那道熟悉的印子。他的手，又重新长满了老茧。

但他的眉头，舒展开了。

他又开始在田埂上，跟我们讲那些庄稼的故事，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我看着他，觉得这才是我的爹，那个脊梁骨比山还硬的爹。

我以为，我们家和周市长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

可没想到，第二年春天，村里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那人自称是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是周市长派他来的。

他说，周市长在全市搞农业改革试点，要推广科学种田。我们村，是第一个试点村。

技术员带来了新的种子，新的化肥，还有一套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种植方法。什么地膜覆盖，什么合理密植。

村里人都不信。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种地的，一个毛头小子，能懂什么？

没人愿意把自家的地拿出来做试验。

这时候，我爹站了出来。

“我家的地，给你用。”他说。

他把我们家最好的一块水田，交给了那个技术员。

那一年，我爹跟着那个技术员，天天泡在地里。他学着用那些新奇的农具，学着计算株距和行距，学着看农药的说明书。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人，硬是把那些技术要领，记得滚瓜烂熟。

村里人都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

秋天，收成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们家那块试验田，水稻的长势，比别家的高出一大截，稻穗又长又饱满，压得稻秆都弯了腰。

最后一算产量，亩产比村里平均产量，高出了整整三百斤！

这一下，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第二年，不用技术员再多说，家家户户都抢着要用新方法。

我爹，因为最早跟着学，技术最扎实，被大家推选为村里的农业技术小组组长。

他不再仅仅是种自家的地，他开始带着全村人一起科学种田。他每天东家看看，西家转转，比管自家的事还上心。

我们村的粮食产量，一年一个台阶。没过几年，就成了全县有名的富裕村。家家户户盖起了新瓦房，有些人家还买上了电视机。

我爹在村里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大家不再叫他“老李”，都尊敬地喊他一声“建国叔”。

他没去城里当工人，却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晚上，爹跟我喝了点酒。

他喝得脸颊通红，话也多了起来。

他跟我说起了当年救人的事。

他说：“狗蛋，那天在路上，看着那头猪，爹也心疼。爹也想过，要不就别管了。可我一闭上眼，就觉得那不是一个人，那是我自家的媳女，要是她躺在那儿，我能不管吗？”

“后来，周市长给了我工作，我也动心过。谁不想让家里人过好日子呢？可我到了城里，才发现，那不是我的日子。我像个没根的葱，飘着。人啊，不能飘，一飘，心就慌了。”

“周市长是个好官。他后来明白了，给我一份工作，那只是帮了我一个人。派个技术员下来，那是帮了我们一个村。这才是真正的大恩情。”

他拍着我的肩膀，眼睛亮晶晶的。

“你以后毕了业，不管当多大的官，挣多少钱，都得记住，咱的根在哪。人，不能忘本。”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里工作。

我时常会想起爹说的那些话。

我也见过周市长几次。他已经不是市长了，退居二线，成了一个和蔼的小老头。

他见到我，总会提起我爹。

他说：“你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犟，也最让我佩服的农民。他教会了我一个道理，真正的帮助，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平等的扶持，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

有一年，我爹生了重病，住进了市医院。

周市长和他爱人林婉阿姨，提着水果来看他。

病房里，两个加起来快一百五十岁的老人，手握在一起。

我爹看着周市长，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他说：“老周，你看，我这辈子，没白活。救了你家两条命，还带着全村人吃上了饱饭。”

周市长眼圈红了，点着头说：“老哥，你活得比我值。”

爹走了以后，我把他安葬在了村子后面的那片山坡上。

站在他的坟前，能看到我们村整整齐齐的田地。春天，是绿油油的麦浪；秋天，是金灿灿的稻田。

我知道，我爹的根，就在这里。他从没离开过。

那头在八六年秋天丢失的猪，像是一个命运的引子。它让我们家失去了一笔钱，却让我爹，也让我，明白了一件比钱重要得多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不是由他的身份和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他的选择和坚守决定的。

我爹，李建国，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但他用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最响亮，也最正直的选择。

他是我心里，永远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