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父亲进城卖猪途中救孕妇，没想到其丈夫是新来的县领导

“爹，大黑真不卖了？”

我扒着猪圈的栏杆，踮着脚尖，看着那头油光水滑的大黑猪，忍不住又问了一遍。

大黑正埋头在食槽里吃得欢，屁股一拱一拱的，尾巴卷成个漂亮的圈儿。

我爹蹲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杆旱烟，烟锅头里的火星一明一暗。他没看我，也没看猪，眼睛瞅着院子外头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

“卖。”

他嘴里吐出一个字，烟雾跟着飘出来，呛得我往后缩了缩脖子。

那是1986年的秋天，我们村里，谁家要是能养出一头超过三百斤的肥猪，那绝对是十里八乡都得竖大拇指的事儿。

我爹的这头“大黑”，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贝。

为了喂它，我娘把家里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掺进了猪食里。我自己的口粮，都匀了不少给它。

我爹更是把它当成了眼珠子，天不亮就起来给它割猪草，半夜里还得爬起来看看它睡得安不安稳。

这头猪，不只是三百多斤的肉，它是我明年开春的学费，是娘一直念叨着想扯几尺新布做衣裳的钱，是家里漏雨的屋顶要换的新瓦，是我们家一整年的盼头。

所以，当爹说“卖”的时候，我心里头，一半是舍不得，一半又是说不出的兴奋。

卖了它，我就能有新的文具盒了。

娘也能有新衣服了。

爹也能换掉那杆抽了十几年的、裂了纹的旧烟枪。

“石头，去，再给大黑添瓢水，里头多搅点糠。”爹终于把烟锅头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来。

他的背在夕阳下，被拉得好长好长，像山一样。

我应了一声，跑去舀水。我知道，这是大黑在我们家的最后一顿饭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院子里就响起了悉悉索索的声音。

我爹和我娘，两个人，正费力地想把大黑往那辆吱呀作响的板车上赶。

大黑好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四只蹄子死死地扒着地，哼哼唧唧地，就是不肯挪窝。

我娘急得满头是汗，手里拿着根竹条，却怎么也舍不得往大黑身上抽。

还是我爹，他没说话，走到大黑跟前，蹲下来，粗糙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挠着大黑的下巴。

大黑渐渐安静下来，用鼻子拱了拱我爹的手心。

“走吧，老伙计。”爹的声音很低。

说来也怪，大黑竟然真的就跟着我爹的牵引，一步一步，自己走上了板车。

爹用粗麻绳把它固定好，又在车上铺了厚厚的稻草，生怕把它给颠坏了。

娘往我怀里塞了两个还是温热的煮鸡蛋，又往我爹的布兜里揣了几个干巴巴的窝窝头。

“路上慢点，别着急。”娘的眼圈有点红。

“嗯。”爹应了一声，套上板车的拉绳，那绳子深深地勒进了他黝黑的肩膀。

“爹，我帮你推。”我跟在车子后面，使出吃奶的劲儿。

板车的轮子在土路上压出两道深深的辙，我们爷俩，就这么拉着我们家一整年的希望，往三十里外的县城走去。

路很长，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一点点爬上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越来越短。

爹很少说话，只是埋着头，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汗水很快就湿透了他后背的衣衫，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他脊背的轮廓。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脚上那双磨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解放鞋，心里头发酸。

我知道，爹是舍不得大黑的。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

走了差不多一半的路，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晒得人皮肤发烫。

我们经过一个叫“黄泥坡”的地方，那里的路特别难走，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沟。

爹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板车的方向。

就在这时，我看见前面的路边，好像躺着一个人。

“爹，你看。”我指着前面喊。

爹也停了下来，眯着眼睛往前看。

那是一个女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碎花褂子，肚子高高地隆起，显然是个孕妇。

她就那么躺在路边的草丛里，一动不动。

爹把板车停稳，快步走了过去。

我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走近了才看清，那个女人的脸白得像纸一样，嘴唇干裂，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她的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肚子，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好像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同志，同志，你咋了？”爹蹲下身，轻轻地推了推她。

女人缓缓地睁开眼睛，眼神涣散，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水……肚子……疼……”

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凝重。

他解下腰间的水壶，拧开盖子，小心地喂到女人嘴边。

女人喝了几口水，精神似乎好了一点。

“我……我要生了……走不动了……”她断断续续地说。

我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县城的医院，少说还有十几里路。

靠她自己走，是肯定不行的。

我爹站起来，看了看那个女人，又回头看了看我们板车上的大黑。

板车就那么大，拉了三百多斤的猪，就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还有大黑在车上不耐烦的哼唧声。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路边的野草都蔫了。

爹的脸上，汗水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滴进滚烫的尘土里，瞬间就没了踪影。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板车上，一边是人命，一边是我们家一年的活路。

怎么选？

我紧张地看着我爹，连呼吸都忘了。

他没有犹豫太久。

他转过身，走到板车旁边，开始解绳子。

那绳子系得很紧，是他早上亲手打的结，一个一个，结结实实。

现在，他又亲手，一个一个地把它们解开。

他的动作不快，但很稳，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

“爹？”我小声地喊他。

他没理我，只是专注地解着绳子。

当最后一根绳子被解开，我爹拍了拍大黑的背。

“下去吧。”

大黑晃了晃脑袋，从板车上跳了下来，站在路边，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们。

我爹从路边扯了一根结实的藤条，把大黑拴在了旁边的一棵老槐树上。

他绕着树干，一圈一圈，把藤条系得很牢固。

做完这一切，他才直起身，对我说道：“石头，过来帮忙，把你娘给的草垫子铺好。”

我愣愣地“哦”了一声，赶紧把车上的稻草铺得更平整些，又把娘给我们坐的那个旧草垫子铺在最上面。

爹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孕妇扶上了板车。

女人的身体很沉，爹的额头上青筋都冒了出来。

安顿好女人，爹重新套上拉绳。

“爹，大黑咋办？”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先救人。”

爹丢下这三个字，拉起板车，脚步比刚才更快了。

板车吱呀吱呀地响着，我跟在后面，一步三回头。

大黑被孤零零地拴在老槐树下，它看着我们远去的方向，发出了几声低沉的哼叫。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揪住了，难受得紧。

那可是我们家的大黑啊。

就这么……不要了？

我不敢再想下去，只能埋着头，拼命地跟着我爹的脚步往前跑。

路边的风景在飞快地后退，我爹的脊背像一张拉满的弓。

他没有再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拉车上。

到了县城医院，爹的嗓子已经哑了，他冲进医院大厅，喊着：“医生！医生！快来人！”

很快，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推着一个担架车冲了出来。

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那个女人抬上担架，推进了急诊室。

一个护士过来登记信息，问我爹：“你是她什么人？”

我爹摇摇头，喘着粗气说：“路上碰见的。”

护士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家里人联系方式有吗？”

我爹还是一问三不知。

护士看了看我们爷俩，一身的尘土，满脸的汗水，也没再多问，只说：“行了，你们也辛苦了，先去旁边歇歇吧。”

我爹摆摆手，拉着我走出了医院。

医院里那股浓浓的来苏水味，让我有些透不过气。

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人来人往，我突然觉得特别茫然。

人是救了，可我们的大黑呢？

我们卖猪的钱呢？

我明年的学费呢？

“爹，我们……回家吗？”我小声问。

爹从口袋里摸出那个干巴巴的窝窝头，掰了一半给我。

“吃吧，吃了我们回去。”

我接过窝窝头，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回去的路上，板车是空的。

来的时候，我们爷俩还觉得有些吃力。

回去的时候，爹一个人拉着，却好像比来时沉重了千百倍。

他的脚步很慢，脊背也有些佝偻了，不再像来时那么挺拔。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走到黄泥坡的时候，那棵老槐树下，已经空空如也。

只有一截被挣断的藤条，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大黑，不见了。

它可能是自己挣断了绳子跑了，也可能是被路过的人给牵走了。

总之，它不见了。

我爹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他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摸出烟杆，装上烟叶，点着了，一口一口地抽着。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只知道，我们家一年的盼头，彻彻底底地，没了。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天已经全黑了。

娘在院子里点了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一直在等我们。

看见我们拉着空空如也的板车回来，娘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

“猪呢？”她问。

爹没说话，放下板车，默默地走到水井边，一瓢一瓢地往自己头上浇着凉水。

我把路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娘说了。

我说得很小声，越说，头埋得越低。

娘听完，也没说话。

她就那么站着，煤油灯的光跳动着，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

那顿晚饭，谁都没有吃下去。

屋子里的气氛，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第二天，我爹为了救人把猪丢了的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

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

有的人，当着我们的面不说，背地里却指指点点。

“老实了一辈子，咋办了这么一件糊涂事？”

“三百多斤的猪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值当吗？”

“我看啊，就是读书读傻了，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这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心里，也扎在我娘心里。

娘的话越来越少，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

我爹呢？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

只是，他抽烟抽得更凶了，人也更沉默了。

家里的米缸，一天比一天见底。

我上学的学费，也没了着落。

一天晚上，我听见东屋里传来娘压抑的哭声。

“他爹，这日子可咋过啊？眼瞅着就要开学了，石头的学费还没凑齐呢。”

“我明天……我明天去你弟弟家借点。”爹的声音沙哑。

“你弟弟家也不宽裕，上次他家孩子生病，不还跟我们借了钱吗？这怎么好开口？”

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剩下我爹一声接一声的叹息。

我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我开始怀疑，爹做的是不是对的。

如果那天，我们没有停下车，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这些烦恼？

我们卖了猪，拿了钱，我的学费，娘的新衣服，就都有了。

可是，那个躺在路边的阿姨呢？

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村里的风言风语，家里的窘迫，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爹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傻子”。

连我的那些小伙伴，有时候都会在背后学着大人的口气，叫我“傻子的儿子”。

每次听到，我都想冲上去跟他们打一架。

可我爹拉住了我。

他看着我，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只说了一句：“石头，别理他们。咱自己心里头干净，比啥都强。”

我看着我爹，他的腰杆，好像又挺直了一些。

可我知道，他心里苦。

那天，我舅舅来了。

舅舅是村里少有的“能人”，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见多识广。

他一进门，就黑着一张脸。

“姐夫，我听说了。你这事办的，也太……”舅舅想了想，还是把那个“蠢”字咽了回去，“太实在了。”

我爹给他倒了杯水，没说话。

“人救了，是好事。可那猪呢？三百多斤，好几百块钱呢！你就这么扔了？”舅舅的嗓门大了起来，“你知道现在猪肉多紧俏吗？县里食品站的收购价，又涨了两分钱！”

“姐，不是我说你，你也该劝劝姐夫。咱们庄稼人，过日子不容易，哪能这么干事？”

我娘低着头，不停地搓着衣角。

“人命关天。”我爹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人命是关天！可你也不能把自家的活路给断了啊！”舅舅一拍大腿，“你救的那个人是谁？叫啥名？家住哪？你问了吗？人家回头能记着你的好？万一是个没良心的，你这猪，不就白扔了？”

我爹沉默了。

是啊，我们连那个阿姨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去找过。”我突然插了一句嘴。

舅舅和我爹娘都看向我。

“前几天，我去镇上交作业，偷偷跑到县医院去了。”我鼓起勇气说，“我去问了，那天送来的孕妇。护士说，人已经出院了，母子平安。但是……但是她们也不知道那家人住哪，只知道男的是个干部，好像是新调来的。”

我说完，屋子里又是一片死寂。

“干部？”舅舅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了下去，“新调来的干部，那更找不着了。县里那么大，上哪找去？”

舅舅唉声叹气地走了。

他走后，家里的气氛更加压抑了。

连唯一的希望，好像也断了。

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多嘴去医院打听。

不打听，可能心里还有个念想。

现在，这个念想也没了。

我不再被动地等待，我开始想，我能为我爹做点什么。

我不能让他一直被村里人戳脊梁骨。

我爹没错。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慢慢发芽。

我开始利用每个周末，偷偷跑到县城去。

我不知道那个叔叔是哪个单位的干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调来的”。

我就在县政府、县委大院门口转悠。

我想，新来的领导，总会有人认识吧。

可我一个半大的孩子，谁会理我呢？

门卫的大爷看我的眼神，都带着警惕。

我一次又一次地去，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有时候，我真想放弃了。

可一想到我爹那沉默的背影，一想到娘那发愁的眼神，我就又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我必须为我爹做点什么，我必须证明，他做的是对的。

这天，我又一次站在县政府大院的门口。

看着那一扇气派的大铁门，我心里头有些发怵。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去问问的时候，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好像是出来散步的，步子不快。

我鬼使神差地，就跟了上去。

我不知道要跟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跟上他要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不像坏人。

他沿着马路走了一段，拐进了一个家属院。

我不敢再跟了，只能远远地看着。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从家属院里走了出来，迎向那个男人。

女人脸上带着笑，男人小心翼翼地从她手里接过婴儿，逗弄着。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那个女人，虽然气色比那天在路边好了很多，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就是我爹救的那个阿姨！

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我激动得想冲上去，可脚下却像生了根一样，动弹不得。

我该怎么说？

说我爹为了救她，把我们家唯一的猪给丢了？

这听起来，怎么像是在上门讨债？

我爹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打断我的腿。

我犹豫了，纠结了。

就在我天人交战的时候，那个男人抱着孩子，和女人一起，转身又走回了家属院。

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我懊恼地蹲在地上，抱着头。

我真是个没用的家伙。

回到家，我没敢把这件事告诉爹娘。

我怕他们知道了，会比我还纠结。

这件事，成了我一个人的秘密。

可这个秘密，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几天后，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

村里开始传一些更难听的话。

有人说，我爹那天根本就没看见什么孕妇，那头猪，八成是被他自己在路上弄丢了，没脸跟家里说，才编了这么个瞎话。

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我爹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把卖猪的钱给花了，才找了这么个借口。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割在我们的心上。

我娘气得病倒了，躺在床上一天都吃不下一口饭。

我爹的脊背，也彻底地被压弯了。

他不再下地了，整天整天地坐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闷烟。

我们家，好像被一团乌云笼罩着，看不见一丝光亮。

那天下午，我舅舅又来了。

他这次来，是来下“最后通牒”的。

“姐夫，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有没有救人这回事？”舅舅的脸色铁青。

我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浑浊。

“有。”

“有？有人给你作证吗？”舅舅的声音拔高了八度，“现在全村都在传，说你撒谎！我们老张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我没有撒谎。”我爹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

“你没有撒谎？那你把人给我找出来啊！”舅舅指着我爹的鼻子，“你找不出来，你就是撒谎！你就是个骗子！”

“我不是！”我爹猛地站了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发这么大的火。

“你不是？好，你不是！”舅舅冷笑一声，“姐夫，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我托人给你在镇上的砖窑厂找了个活，拉砖坯，一天能挣一块五。你去不去？你要是还当自己是这个家的男人，你就去！别整天在这装死！”

说完，舅舅甩手就走了。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看见我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他慢慢地，慢慢地又坐回了门槛上，把头深深地埋进了膝盖里。

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天，塌了。

我爹一辈子的清白和骄傲，好像就在这一瞬间，被人踩在了脚底下，碾得粉碎。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冲出了家门，一路哭，一路往县城的方向跑。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

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让我爹这么被人冤枉下去了。

就算是去要饭，我也要把这个公道给讨回来！

我跑到那个家属院门口，天已经快黑了。

我浑身是土，脸上还挂着泪痕，狼狈得像个小叫花子。

门卫大爷拦住了我，问我找谁。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我总不能说，我找那个被我爹救了的阿姨吧？

就在我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戴眼镜的叔叔，正好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叔叔！”

我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

他停下脚步，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叔叔，我……我……”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囫囵。

“小朋友，你有什么事吗？”他的声音很温和。

我深吸一口气，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

从我爹怎么拉着猪去县城，到怎么在黄泥坡遇见了他爱人，再到怎么把猪扔下救了人，最后到村里人怎么冤枉我爹。

我说的语无伦次，说到最后，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他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表情，从诧异，到凝重，再到动容。

他没有打断我，一直等我哭着说完。

“你叫什么名字？你爹叫什么？”他扶着我的肩膀问。

“我叫石头，我爹叫张大山。”

“张大山……”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看着我，郑重地说道：“石头，你是个好孩子。你放心，这件事，叔叔一定给你爹一个交代。”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我只记得，那位叔叔给了我两块钱，让我坐车回家，还给我买了个面包。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

回到家，我把事情跟我爹娘说了。

我爹听完，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娘抱着我，眼泪掉个不停。

那一晚，我们谁都没有睡着。

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忐忑。

我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家的院门，就被人敲响了。

来的人，是村长。

村长的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我昨天见到的那个戴眼镜的叔叔。

另一个，是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罐头和麦乳精。

村长一看见我爹，就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

“大山啊，你看看，谁来看你了！这位是咱们县新来的赵县长！”

我爹和我娘，都愣住了。

县长？

那个戴眼镜的叔叔，竟然是新来的县长？

我爹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一个劲地在自己身上擦着。

“赵……赵县长，您……您怎么来了？快，快屋里坐。”

赵县长笑着摆了摆手。

“不了，大山同志，我就不进去了。”

他走到我爹面前，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大山同志，我替我的爱人和孩子，谢谢你！你救了他们两条命啊！”

赵县长的眼圈，也有些红了。

我爹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天，我爱人从医院出来，就一直念叨着，要找到你。可她当时情况紧急，没记住你的样子，只知道是个拉着板车，要去卖猪的庄稼汉。”

“我派人去医院打听，也去黄泥坡附近问了好多人，都没找到。”

“直到昨天，你儿子石头找到了我。我才知道，为了救我爱人，你把那么重要的一头猪给……”

赵县长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爹手里。

“大山同志，这里是五百块钱。三百块，是你的猪钱，我按市面上最高的价给你。另外两百块，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我爹像被烫到了一样，猛地把手缩了回来。

“不，不，这钱我不能要！救人是应该的，我不能要您的钱！”

“必须收下！”赵县长的态度很坚决，“你救了我的家人，我不能让你因为这份善心，而让自己的家陷入困境。这不光是我的心意，也是一个公道。”

两个人推让了半天，最后，还是村长在旁边劝。

“大山，你就收下吧，这是赵县长的一片心意。”

我爹这才颤抖着手，接过了那个信封。

那个信封，很厚，很沉。

赵县长又跟我爹聊了几句家常，问了问家里的情况。

当他听说我因为学费的事情差点上不了学时，他当即对身后的年轻人说：“小王，你记一下，回头跟教育局那边打个招呼，张大山同志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全免了！”

我爹还要推辞，赵县长却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山同志，这是你应得的。一个连陌生人的性命都看得比自己一年收成还重的人，他的孩子，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好好读书。”

院子里，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

那些前几天还在背后说闲话的人，此刻都伸长了脖子，脸上是羡慕又敬佩的神情。

我舅舅也来了，他挤在人群里，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不敢上前。

赵县长临走前，又一次握住我爹的手。

“大山同志，我们全县的干部，都应该向你学习。你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人民，有多么淳朴和善良。”

说完，他对着我爹，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爹慌忙地想要去扶他，却被他拦住了。

那一刻，阳光正好，洒在我爹的身上。

他的背，不再佝偻，而是挺得笔直。

我看到，有两行浑浊的泪，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那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家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我用上了新的文具盒，娘也穿上了新衣服。

爹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只是，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彻底变了。

那种尊敬，是发自内心的。

再也没有人叫他“傻子”，大家见到他，都会亲切地喊一声“大山哥”。

我也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和别人打过架。

因为我知道，我爹是个英雄。

很多年以后，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小山村。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城里安了家。

我爹和娘也老了，头发都白了。

赵县长后来调去了省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但每年过年，他都会托人给我爹捎来一些年货。

有一年，我回家过年，陪我爹喝酒。

喝得微醺的时候，我问他：“爹，那年，你把大黑扔在路边的时候，你真的一点都没后悔过吗？”

爹端着酒杯，沉默了很久。

窗外，正下着雪。

他看着窗外的雪花，缓缓地说：“后悔。”

我愣住了。

“咋不后悔？那可是三百多斤的猪啊，是你一年的学费啊。”他抿了一口酒，继续说，“我把它拴在树上的时候，我这心啊，就跟拿刀子在剜一样。”

“可是……”他话锋一转，眼睛亮了起来，“我一想到那车上躺着的是两条人命，我就觉得，这猪，扔得值。”

“石头，你记住。钱没了，咱可以再挣。人的良心要是没了，那就真的一辈子都找不回来了。”

我看着我爹，他的脸上已经刻满了皱纹，但他的眼睛，却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那一刻，我好像才真正地，读懂了我的父亲。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他用他最朴素的行动，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这一课，我用了一辈子，去学习，去领悟。

如今，我也成了一个父亲。

我常常会给我的孩子，讲起我父亲和那头叫“大黑”的猪的故事。

我会告诉他，善良，是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

但它最终会回馈给我们的，是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的，内心的安宁和一生的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