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我帮一个孕妇接生，20年后，她儿子开着坦克来报恩

1970年，北京。

夏天像一口烧红的铁锅，倒扣在皇城根儿下。

我叫李卫东，红星轧钢厂三车间的钳工，二十出头，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和耗不尽的烦躁。

刚下中班，一身的铁屑味混着汗臭，脑子里还嗡嗡响着机器的轰鸣。

我只想赶紧钻回我们家那大杂院里，喝口凉水，躺尸。

路过酱油厂那条黑乎乎的窄巷子时，出事了。

一阵压抑的、像小猫被掐住脖子似的呻吟，从巷子深处传出来。

接着，是一个男人带着哭腔的哀求。

“同志，同志，帮帮忙，求求你们了……”

我停下脚，往里瞅了一眼。

一个孕妇，肚子大得像要炸开的西瓜，瘫在地上，身下洇开一小滩水。

旁边一个瘦得像麻杆的男人，急得团团转，见人就拜，可路过的人都像躲瘟神一样，绕着走。

七十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万一沾上，人死你家门口，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心里那点所剩无几的善心，被疲惫和烦躁压得死死的。

走吧，李卫东。

我对自己说。

你不是大夫，不是活雷锋，你就是个臭钳工。

我抬腿就想走。

可那女人的脸，惨白惨白的，在昏暗的巷子里，像一张泡发的纸。她死死咬着嘴唇，一声不吭，汗水把额前的头发黏成一缕一缕。

那眼神，不是看我，是穿过我，在看一个渺茫的希望。

那股子劲儿，让我想起了我妈生我弟弟时，疼得在炕上打滚，却愣是没哭出声的样子。

操。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脚下像灌了铅。

“看什么看！赶紧搭把手啊！”我冲那麻杆男人吼了一嗓子。

他像是见了救星，扑过来就要给我跪下。

“别他妈来这套！”我一把薅住他，“找个能躺的地方！快！”

他就知道哭了。

我环顾四周，酱油厂早就下班了，黑灯瞎火。旁边有个废弃的传达室，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

我没多想，退后两步，卯足了劲，一脚踹上去。

“哐当”一声，锁应声而落。

一股子霉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

“还愣着干嘛！把人弄进去！”

我俩连拖带拽，总算把孕妇弄到了传达室里一张破桌子上。

“去！烧热水！找干净的布！剪刀！”我像个指挥官一样对他下命令。

“没……没有啊……”他六神无主。

我气得想抽他。

“我不管你偷还是抢，去弄！你老婆孩子要没命了！”

他被我吼得一哆嗦，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我和那个女人。

她疼得开始发抖，牙齿咯咯作响。

“嫂子，你撑住。”我嘴里干巴巴地安慰着，心里其实慌得一批。

我哪会接生啊！我连鸡都没杀过！

我只记得我妈零星说过，生孩子最怕的就是“难产”和“脐带绕颈”。

“你……你叫什么？”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李卫东。红星轧钢厂的。”

“我男人……姓张……”

她的话被一阵剧烈的宫缩打断，整个人像一张拉满的弓，猛地绷紧，又无力地瘫软下去。

我看着她身下，血水越来越多。

我急了。

那个废物男人怎么还不回来！

“嫂子，你得用力，听见没？像拉屎一样，往下使劲！”我学着电影里看来的台词喊。

她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恐惧和绝望。

“我……我没力气了……”

“不行！”我吼她，“你想让孩子憋死在里头吗？你想让你男人下半辈子戳着脊梁骨活吗？”

也许是我的话太糙，太难听，反而刺激到了她。

她眼里突然迸发出一股凶狠的光。

“啊——！”

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在小黑屋里炸开。

就在这时，那个姓张的男人终于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暖水瓶，还有几块不知道从哪扯来的、灰不溜秋的布，和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

“热水！快！”

我用热水把手和剪刀反复烫了几遍，心里念着阿弥陀佛，但愿别感染。

“看到头了！嫂子，再加把劲！”我其实什么也看不清，就是瞎喊，给她鼓劲。

她又是一阵猛烈的用力。

突然，我感觉手里一滑，一个黏糊糊、软塌塌的东西就出来了。

是个孩子。

但我心里“咯噔”一下，沉到了底。

那孩子浑身发紫，一声不吭。

更要命的是，我看见一圈紫黑色的脐带，像条毒蛇，死死地缠在他的脖子上。

脐带绕颈！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完了。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姓张的男人扑过来，声音都在发抖。

“别过来！”我厉声喝止他。

我看着手里这个小小的、毫无生机的生命，一股说不出的邪火从心底冒了出来。

老子今天费了这么大劲，还踹了一扇门，你他妈就这么死了？

凭什么？

我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用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插进脐带和婴儿脖子的缝隙里。

很紧。

我一点点地往外抠，感觉像在拆一枚炸弹。

我的手在抖，汗水滴到孩子身上。

快，快，快！

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地催促。

终于，我感觉那圈“绞索”松动了。

我用尽全身的巧劲，把它从孩子的头上褪了下来。

可孩子还是一动不动。

“打他屁股！”我脑子里闪过我妈的“最高指示”。

我把他倒提起来，对着那两瓣小小的、紫色的屁股，咬着牙，“啪”地就是一下。

没反应。

“啪！”又一下。

还是没反应。

我急疯了，也顾不上轻重了。

“啪！啪！啪！”

我像在跟阎王爷抢人。

“哇——！”

一声石破天惊的啼哭，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这死寂的黑屋。

那一瞬间，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活了。

我看着手里这个满脸皱巴巴、哭得惊天动地的小东西，突然就想笑。

“是个儿子！”我冲着已经呆若木鸡的张家男人喊。

他“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我，冲着孩子，冲着那张破桌子，一边哭一边磕头。

我把剪刀在蜡烛火上燎了燎，凭着感觉，剪断了脐带，胡乱打了个结。

然后用那块还算干净的布，把孩子包起来，塞到他爹怀里。

“看好你儿子。”

我累得快虚脱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点上一根“大前门”，手还在抖。

烟雾缭绕里，我看着那一家三口。

女人虚弱地笑着，男人抱着孩子傻乐，孩子闭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

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巷子里开始有了人声，是巡夜的街道大妈。

“该走了。”我对姓张的说。

“同志，您的大恩大德……”他抱着孩子，又要跪。

“行了行了，”我摆摆手，站起来，“我叫李卫东，保卫的卫，东方的东。别记错了，以后孩子不听话，就拿我吓唬他。”

我就是随口一句玩笑话。

他却当了真，一脸严肃地说：“同志，这孩子是您救的。就让他跟您一个名儿吧，也叫卫东！我姓张，他叫张卫东！让他记一辈子，您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跟我一个名儿？

倒也不必。

“随你吧。”我懒得跟他掰扯，只想赶紧回家。

我走出那间传达室，外面的风一吹，才觉得后背凉飕飕的，全是冷汗。

回到家，我妈看我一身的狼狈，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吓了一跳。

我三言两语把事儿说了。

我妈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给我盛了碗热汤。

“傻小子，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不过……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

我喝着热汤，心里却不以为然。

积德行善？

在这个年头，能保全自己就不错了。

第二天，我忘了这事，继续去轧钢厂跟那些铁疙瘩较劲。

过了几天，那个叫张立民的男人，提着一网兜鸡蛋和两尺的确良布，找到了我们家。

他看见我，又激动得不行。

我把他拉到一边，把东西硬塞回去。

“大哥，你拿回去给你媳妇补身子。我什么都不缺。”

“这不行！卫东兄弟，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兄弟，就拿回去。”我板起脸。

他拗不过我，眼圈红了。

从那以后，张立民一家，就成了我们院里的常客。

他老婆，叫王秀莲，出了月子，抱着孩子来感谢我。

那孩子，就是张卫东。

长得挺壮实，不像那天晚上那个紫皮耗子。

王秀莲是个话不多，但心里有数的人。她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了感激。

小卫东一天天长大，会爬了，会走了，会含糊不清地喊“东……东……叔”。

他好像天生就跟我亲。

每次我下班回来，他只要看见我，就会摇摇晃晃地跑过来，抱住我的腿。

张立民在酱油厂上班，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王秀莲没有工作，就在家糊纸盒，补贴家用。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们两口子总是乐呵呵的。

他们对我，好得有点过分。

我家换煤气，张立民跑得比我还快。

我妈病了，王秀莲熬了鸡汤，端过来。

有一年冬天，我跟车间主任闹了别扭，被穿了小鞋，心情差到极点，喝多了，在院子里撒酒疯。

是我爸和张立民一起把我架回屋的。

第二天醒来，王秀莲已经帮我把吐脏的衣服都洗干净了。

院里的邻居都开玩笑，说我给自己捡了个亲弟弟。

我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挺别扭的。

我总觉得，我当初就是一念之善，或者说，一念之烦，不想看着人死在面前。

他们这么掏心掏肺地对我，我受之有愧。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小卫东上了小学，学习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

他个子蹿得很快，性格却越来越沉稳，不像别的半大孩子那么疯。

但他还是喜欢黏着我。

我修自行车，他就在旁边给我递扳手。

我看报纸，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我脚边，安安静静地看小人书。

有时候我会问他：“小卫东，长大了想干什么？”

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当兵！当解放军！”

“为什么？”

“解放军能保家卫国，最厉害！”他眼睛里闪着光。

我笑了，摸摸他的头。

每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绿军装的梦。

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厂子开始搞承包，人心惶惶。

我也结了婚，娶了我们车间一枝花，叫赵静。

赵静人长得漂亮，就是心气高，有点看不起我这帮穷亲戚。

尤其对张立民一家。

她觉得他们家太穷，又老是上我们家来，像是打秋风。

“李卫东，你跟他们家非亲非故的，犯得着走那么近吗？”她不止一次地抱怨。

“我乐意。”我每次都这么怼回去。

为此，我们没少吵架。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儿子，叫李昂。

赵静的心思，就全在儿子身上了。

再后来，北京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我们这片大杂院，被划入了拆迁范围。

张立民他们家住的那个巷子，最先被拆。

他们分到了一套南城的楼房，要搬家了。

搬家那天，张立民和王秀莲请我过去吃饭。

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新家里请我吃饭。

两室一厅，刷着白墙，亮堂堂的。

王秀莲做了一大桌子菜。

已经上初中的张卫东，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校服，坐在我旁边，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

他还是那么沉默，但眼神里的依赖，一点没变。

那顿饭，吃得很沉闷。

张立民喝了很多酒，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卫东兄弟，没有你，就没有我们这个家。”

“以后，我们就是搬到天边，也忘不了你的恩情。”

我心里酸酸的。

其实，这些年，他们对我的好，早就远远超过了我当初那一脚踹门的“恩情”。

人与人之间，处久了，哪还算得清那些。

他们搬走后，联系就少了。

那时候没有手机，只有单位和家里的座机。

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忙着忙着，就淡了。

我们家也很快拆迁，搬到了东边的居民楼。

我的生活，被老婆的唠叨、儿子的学业、工厂的效益填满。

我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中年男人。

学会了看领导脸色，学会了喝酒说场面话，学会了把那点不多的血性，藏在心里。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闷热的夏夜，那个浑身发紫的婴儿。

想起那个叫张卫东的少年，那双清澈又执拗的眼睛。

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了？

这个念头，也就是一闪而过。

生活像一辆沉重的卡车，推着你往前走，没时间让你回头看。

一晃，就到了1990年。

这一年，对我来说，糟透了。

我儿子李昂，上高中了，正处在叛逆期，跟我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赵静更年期提前，看什么都不顺眼，尤其看我。

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已经开始有下岗的传言。

我这个副车间主任的位置，坐得摇摇欲坠。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拧到最紧的发条，随时都可能断掉。

那点所谓的“积德行善”，早就被现实磨得连渣都不剩了。

我甚至开始有点愤世嫉俗。

好人有好报？

我呸。

老子当年救了人，又怎么样？还不是活得这么憋屈。

那天，是个星期三。

我因为一批零件的质量问题，被厂长指着鼻子骂了半个小时。

回到家，赵静又因为我忘了买醋，跟我大吵一架。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抽着闷烟，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就在这时，窗户玻璃突然开始“嗡嗡”作响。

桌上的茶杯，也跟着一起跳舞。

紧接着，一阵低沉而巨大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仿佛一头钢铁巨兽，正在地底下咆哮。

“地震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我冲到窗边，往下一看，瞬间就傻眼了。

楼下那条不算宽敞的马路上，停着一个绿色的庞然大物。

履带，炮塔，还有那根黑洞洞的、直指天空的炮管。

是……是一辆坦克？！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

没错，千真万确，是一辆坦克。

它就那么霸道地停在路中间，发动机还在轰鸣，排气管喷着淡淡的柴油烟味。

周围的邻居，全都从窗户里探出头，一个个目瞪口呆。

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全都停下来，远远地看着，没人敢靠近。

这是怎么回事？

军事演习？跑到我们居民区来了？

还是哪个部队的领导疯了，开着坦克出来兜风？

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

就在我发愣的时候，坦克的顶盖“咔”地一声打开了。

一个穿着一身笔挺军装的年轻军官，从里面钻了出来。

他戴着军帽，身姿挺拔，动作干净利落。

他跳下坦克，整理了一下军容，那双锃亮的军靴，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们这栋楼上扫视。

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在了我家的窗户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会是……找我的吧？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啊？

难道是厂里那批零件的问题，捅到军队上去了？

我越想越怕，冷汗都下来了。

我看见那个军官，迈开大步，径直朝着我们这个单元门走来。

完了完了。

这下死定了。

赵静也凑到窗边，吓得脸都白了。

“李卫东，这……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在外面闯什么祸了？”

“我闯什么祸了！”我心烦意乱地吼了一句。

“咚咚咚。”

敲门声响了，不轻不重，但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脏上。

赵静吓得躲到了我身后。

我咬了咬牙，走过去，打开了门。

门口站着的，就是那个年轻军官。

离近了看，他更高，肩膀很宽，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

眼神，锐利得像鹰。

他身上有股说不出的气势，压得人喘不过气。

“请问，您是李卫东同志吗？”

他的声音，洪亮，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

“我……我是。”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那眼神，不像是在审视犯人，倒像是在确认一件失而复得的宝物。

然后，在我和赵静惊愕的目光中，他猛地挺直了身体，双脚“啪”地一声并拢，对着我，敬了一个无比标准的军礼。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员大队，张卫东，前来报到！”

张……卫东？

我的大脑，瞬间宕机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英武的军官，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张卫东？

哪个张卫东？

我的记忆，像一台生锈的放映机，咯咯吱吱地开始倒带。

倒回了二十年前。

那个闷热的夏夜，那个黑乎乎的传达室，那个浑身发紫、差点憋死的婴儿……

“你……你是……小卫东？”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他咧开嘴，笑了。

这一笑，那股子军人的冷峻瞬间融化了。

露出一口白牙，和他小时候一样。

“东叔，是我。”

“我妈让我来的。”

我的天。

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赶紧扶住了门框。

赵静在后面，也是一脸的不可思信。

“快……快进来坐。”我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张卫东走进屋，局促地站在客厅中央，似乎不知道该把手脚放在哪里。

这个在外面能驾驭钢铁猛兽的男人，在我家这小小的客厅里，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叔，婶儿。”他憨憨地叫人。

“哎，哎，快坐，快坐。”我拉着他坐到沙发上，自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那坦克……”赵静指着窗外，小声问。

“哦，那是我们学院的教学车。我们部队在附近有任务，搞野外拉练。我跟领导请了半天假，顺路……顺路过来看看您。”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顺路？

开着坦克顺路？

这路顺得也太惊天动地了。

我看着他，二十年前那个软塌塌的小东西，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穿着军装，开着坦克。

这种感觉，太魔幻了。

“你爸……你妈……他们好吗？”我问道。

“好，都好。我爸退休了，我妈还在家。他们天天念叨您呢。我妈说，我这条命是您给的，等我出息了，一定要好好报答您。”

报答……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一个快要下岗的糟老头子，能让他报答什么？

“你这孩子，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我摆摆手，“都过去多少年了。”

“不行！”张卫东突然站了起来，一脸严肃，“我妈说了，救命之恩，大过天！我这次来，就是来报恩的！”

他这架势，把我跟赵静都吓了一跳。

“你……你想怎么报恩？”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生怕他一激动，说要开着坦克帮我把我们厂长给平了。

“东叔，我听我爸说，您最近在厂里……不太顺心？”他问道。

我心里一沉。

这张立民，真是个大嘴巴，什么都跟孩子说。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都正常。”我强撑着面子。

“还有，李昂弟弟，是不是学习上有点跟不上，还老跟您犟嘴？”

我愣住了。

这他都知道？

“东叔，您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张卫东的眼神很真诚，“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说，有什么难处，您尽管开口。我虽然就是个当兵的，但我们部队，还是有点能量的。”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开着坦克来，说要为我解决中年危机。

这事儿，怎么想怎么荒诞。

可看着他那双没有一丝杂质的眼睛，我又觉得，他是认真的。

是那种，最纯粹，最炽热的认真。

“卫东啊，”我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有这份心，叔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叔没什么难处，真的。你好好在部队干，给咱老张家，也给咱‘卫东’这个名字争光，就是对叔最好的报答了。”

他定定地看着我，好像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

“东叔，您要是拿我当外人，那我现在就走。”他脾气还挺倔。

就在这时，我儿子李昂放学回来了。

他一进门，看见家里坐着个军官，也愣住了。

“爸，这谁啊？”

“叫……叫哥。”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介绍。

“李昂弟，你好，我叫张卫东。”张卫东主动站起来，伸出手。

李昂瞥了他一眼，一脸的桀骜不驯，理都没理，径直回了自己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我脸上火辣辣的。

张卫东却没在意，他收回手，对我笑了笑：“东叔，男孩子嘛，这个年纪都这样。”

他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看看人家的儿子，再看看我自己的。

人比人，气死人。

张卫东没待太久，部队有纪律，他得归队。

临走前，他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得方方正正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东叔，这是我攒的津贴，不多，您给李昂弟买点学习资料。”

我死活不要。

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

“东叔，我还会再来的！”

他走到楼下，跳上坦克。

那钢铁巨兽发出一声咆哮，履带转动，在邻居们敬畏的目光中，轰隆隆地开走了。

我打开报纸包。

里面是厚厚一沓钱，大部分是十块的，还有一些一块两块的。

码得整整齐齐。

我数了数，整整五百块。

1990年的五百块，是我好几个月的工资。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赵静在旁边，也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把那五百块钱放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地想。

想那个夏天的晚上，想那个叫张立民的老实男人，想那个叫王秀莲的坚强女人。

想那个叫张卫东的孩子，从一个紫色的婴儿，长成一个开坦克的军人。

二十年。

我以为早就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磨灭了记忆。

可今天，这辆坦克的出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一把生锈的锁。

让我记起了，我曾经，也是个热血上头的愣头青。

也曾在一瞬间，选择过善良。

从那天以后，张卫东真的成了我家的常客。

只要部队一放假，他就往我这儿跑。

有时候提着部队食堂的馒头，有时候提着几斤肉。

他话不多，来了就帮我干活。

换灯泡，修水管，扛煤气罐。

比我这个亲爹还像亲爹。

最神奇的是，他好像有种魔力，能治我那个叛逆的儿子李昂。

李昂一开始对他爱答不理，满脸不屑。

张卫东也不生气，就默默地看他。

有一次，李昂又因为考试不及格，跟我大吵一架，把自己锁在屋里。

张卫东敲了敲门。

“李昂，开门，我跟你聊聊。”

里面没动静。

张卫东就在门口站着，站了足足一个小时。

最后，门开了。

我不知道他俩聊了什么。

只知道从那天起，李昂看张卫东的眼神，变了。

从不屑，变成了好奇，最后，变成了崇拜。

张卫东会给他讲部队的故事，讲坦克，讲大炮，讲边疆的风雪。

那些故事，是李昂在书本上永远看不到的。

他会教李昂做俯卧撑，练引体向上。

他告诉李昂：“男人，可以学习不好，但不能没有骨气。”

李昂像是被点通了任督二脉，整个人都变了。

不再跟我顶嘴，不再沉迷游戏机。

开始早起跑步，开始把课本翻得哗哗响。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爸，我也想当兵。”

我看着他，眼泪差点掉下来。

而张卫东对我工作上的“报恩”，更是让我始料未及。

他不知道从哪打听到，我们厂要跟一个军工企业搞合作，但一直没搭上线。

他回去跟他领导提了一嘴。

没过多久，那个军工企业的领导，竟然亲自到我们厂来考察了。

我们厂长，那个平时鼻孔朝天的家伙，在对方面前，点头哈腰，恭敬得像个孙子。

合作项目，就这么谈成了。

厂子起死回生，我的位置，也保住了。

厂长看我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他大概以为，我上面有什么通天的关系。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那个我几乎已经忘记的夜晚。

源于那一脚踹开的门，和那几下打在婴儿屁股上的巴掌。

我开始相信，我妈说的是对的。

积德行善，或许不会立刻兑现。

但它会像一颗种子，在你不知道的角落，悄悄发芽，生长。

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为你遮风挡雨。

1991年夏天，海湾战争爆发。

电视里，每天都是关于那场战争的新闻。

沙漠，石油，还有……坦克。

我看着电视里，美国的M1A1坦克在沙漠里驰骋的画面，心里总会想起张卫东。

那年冬天，张卫东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北方的一个王牌装甲团。

他走之前，来跟我告别。

我们爷俩，喝了一顿酒。

他告诉我，他要去的地方，很苦，很偏。

但他不怕。

“东叔，我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得用这条命，去守着这个国家，才算对得起您。”

我拍着他的背，说不出话。

他走了。

像一只雄鹰，飞向了属于他的天空。

我们又渐渐失去了联系。

他所在的部队，保密级别很高。

信件，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电话，更是奢望。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李昂在张卫东的影响下，高中毕业，真的考上了军校。

走的时候，我去送他。

在火车站，看着他穿着新军装，一脸的朝气，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张卫东。

我跟赵静，也老了。

头发白了，皱纹多了。

吵架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们从工厂退休，拿着不多的退休金，过着平淡的日子。

北京城，变化越来越大。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当年那个踹门救人的小胡同，早就消失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连一丝痕迹都找不到了。

张卫东一家，也再没有了消息。

我有时候会想，他们是不是早就忘了我。

忘了那个叫李卫东的钳工。

这样也好。

人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

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以为，我的故事，也就这样了。

直到2008年。

那一年，举国欢腾，奥运会在北京召开。

也是那一年，汶川发生了大地震。

我和赵静，天天守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撕心裂肺的画面，跟着一起掉眼泪。

新闻里，解放军冲在最前面。

那些绿色的身影，在废墟中，用双手刨出一个又一个生命。

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在一个堰塞湖抢险的报道里。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军官，站在冲锋舟上，拿着喇叭，声嘶力竭地指挥着。

他的脸，被泥浆和胡茬覆盖，显得很憔悴。

但那双眼睛，那股子劲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张卫东！

他已经是上校了。

肩上扛着两杠三星。

电视画面一闪而过。

我的心，却像被重锤敲了一下。

他还活着。

他还在守着这个国家。

我突然觉得无比骄傲。

奥运会结束后，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了我家里。

“请问，是李卫东，李叔叔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稳，但带着一丝疲惫。

“我是。”

“李叔，我是张卫东。”

我的手，猛地一抖。

“卫东……你……”

“叔，我回来了。刚从四川回来。”

“好，好，回来就好……”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叔，我爸……上个月，没了。”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长的沉默。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张立民……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走了。

“我妈，一直想见您一面。”

我挂了电话，跟赵静说了一声，就出门了。

按照地址，我找到了他们家。

还是南城那个老小区。

开门的是王秀莲。

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但看见我，她还是像几十年前一样，露出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的笑容。

“卫东兄弟，你来了。”

屋里，坐着张卫东。

他也老了。

眼角有了皱纹，两鬓也染了风霜。

但他坐在那里，腰杆还是挺得笔直，像一杆标枪。

我们相对无言。

王秀莲给我们泡了茶。

“你爸……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上个月。心梗，走得很快。”张卫东的声音很低。

“他走之前，还念叨你呢。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没能再请你喝顿酒。”王秀莲擦着眼泪。

我心里堵得难受。

“卫东啊，这次回来，还走吗？”我换了个话题。

“不走了。”张卫东看着我，“我转业了。”

“转业？”我愣了，“你现在都是上校了，前途无量啊！”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我看不懂的沧桑。

“叔，我在部队，待了二十多年。该干的，都干了。剩下的时间，我想陪陪我妈。”

他顿了顿，继续说：“而且，我也该回来，真正地报答您了。”

“又说这个。”我有点不高兴。

“叔，您听我说完。”

他从一个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这是我用转业费和积蓄，在北边买的一套房子。三居室，电梯房，离公园近。您和婶儿，搬过去住吧。”

我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站起来。

“这不行！绝对不行！”

这算什么？

一套房子？

我李卫东成什么人了？

“卫东！你把叔当成什么人了？你这是在打我的脸！”我真的生气了。

王秀莲也赶紧说：“卫东，这事你不能逼你李叔。”

张卫东却很平静。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叔，这不是施舍，也不是交易。”

“我这条命，是您给的。”

“我儿子李昂，能走上正道，是您儿子带的。”我反驳道。

“那不一样！”他站起来，比我高出一个头，“叔，您知道吗？在部队，尤其是在我们装甲兵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什么规矩？”

“坦克，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如果你的坦克在战场上趴窝了，战友拼了命把你拖回来，这叫‘救命之恩’。这个恩，要怎么还？”

他看着我，眼神灼灼。

“不是请他喝酒，不是给他送礼。而是等他的坦克趴窝的时候，你开着你的坦克，哪怕是迎着炮火，也要第一个冲上去，把他拖回来！”

“我这条命，是您从阎王爷手里拖回来的。我这辈子，就是您的那辆‘救援坦克’。”

“二十年前，我开着坦克去见您，那是我年少轻狂，我想让您看看，您救下的那个孩子，有出息了。”

“今天，我给您这套房子，不是因为您缺。是因为，我想让您和我妈，安度晚年。这是我作为您的‘救援坦克’，必须要做的事！”

他的话，像一发炮弹，结结实实地轰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他，这个我看着长大的孩子，这个国家的上校。

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也没欠过人。

可今天，我认了。

我不是认了这套房子。

我是认了这份，跨越了近四十年的，滚烫的情义。

后来，我和赵静，还是搬进了那套房子。

李昂转业后，也回了北京，跟我们住在一起。

张卫东，就在我们小区对面，也买了一套小房子，和王秀莲阿姨住在一起。

他真的像一辆“救援坦克”。

我身体不好，他比李昂还上心，每周都拉着我去医院检查。

赵静喜欢跳广场舞，他就在小区里，跟物业争取了一块最好的场地。

两家人，又像几十年前在大杂院里一样，成了最亲的邻居。

有时候，天气好的傍晚，我和他会一起在公园里散步。

我们会聊起过去。

聊起那个闷热的夏天。

聊起那个老实巴交的张立民。

聊起那个叫李昂的臭小子，现在也成了个稳重的中年人。

有一次，我问他：“卫东，你后悔吗？放弃了那么好的前途，回到这个地方。”

他停下脚步，看着远处的夕阳。

“叔，我这辈子，开过我们国家最先进的坦克，去过最危险的地方，守过最冷的边疆。我该见的世面，都见了。”

“我现在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厉害的，不是开了多少炮，立了多少功。”

“而是当你想守护的人，就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有能力，让他们过得好一点。”

他转过头，对我笑了。

“我现在，就能让您和我妈，过得好一点。所以，我不后悔。”

那一刻，夕阳的余晖，洒在他满是风霜的脸上。

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从坦克里跳下来，对我敬礼的年轻军官。

也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那个在黑屋里，发出第一声啼哭的，紫色的小婴儿。

我突然明白了。

所谓善报，不是你付出了一，就必须收获十。

它是一种回响。

你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对着空谷，喊了一声。

然后，用尽一生，去等待那一声，穿越了岁月，风尘仆仆，却依然清晰的回音。

“叔，回家吃饭了。今天我妈包了饺子，猪肉大葱的。”

“好，走。”

我跟他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