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下岗去开出租,拉到一个孕妇,她在车上生了个大胖小子
发布时间:2025-12-02 10:59 浏览量:27
1996年,夏。
天跟个大火炉似的,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都黏鞋底。
我叫王建国,四十二岁,一个多月前,还是红旗纺织厂保卫科的副科长。
现在?
我现在是“的哥”,开着一辆红色的夏利,满城转悠。
“铁饭碗”这个词,一夜之间,碎得跟饺子馅似的。
厂长在全厂大会上念名单,念一个,底下就抽泣一声。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没哭,就是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塌了。
我老婆刘芬,在家里骂了我三天。
“王建国!你个!让你去给新来的厂长送两瓶好酒,你偏不!说那是溜须拍马!现在好了?马屁没拍着,饭碗倒让人端了!”
她骂得唾沫星子乱飞,我一声不吭,就坐在小马扎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屋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眼泪直流。
我不是不想去,是拉不下那张脸。在厂里三十年,从学徒工干到副科长,靠的是一身力气和耿直,不是点头哈腰。
可这年头,耿直值几个钱?
最后还是刘芬拿了主意。
她把家里所有的存折都翻了出来,拍在桌上,一共两万三千六百块。
“买断工龄的钱,厂里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给。这点钱,要么坐吃山空,要么,就干点啥。”
她眼睛红红的,盯着我。
“去开出租吧,好歹是个营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
就这么着,我成了夏利车主,编号1748。
车是二手的,花了我们家大半积蓄,剩下的钱办手续、跑营运证,兜里就没剩几个子儿了。
刘芬把车里车外擦得锃亮,挂了个红色的中国结,说图个吉利。
可这吉利,迟迟没来。
新手上路,抢不过那些老油条,一天下来,刨去油钱和“份子钱”,能剩下二三十块,就算烧高香了。
有时候半夜回家,刘芬已经睡了,桌上给我留着一碗温着的面条。我稀里糊噜吃下去,胃里暖了,心里却跟灌了铅似的沉。
我时常会梦见纺织厂。
梦见那轰鸣的机器,空气里飘着的棉絮味儿,还有下班铃一响,潮水一样涌出大门的人群。
醒过来,身边是刘芬均匀的呼吸声,窗外是凌晨四点的寂静。
我知道,回不去了。
那天晚上,又是闷热。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好像要把一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完。
我从火车站拉了个客人到城西,回来的时候,车里空荡荡的。
已经快十点了,我盘算着收车回家。
路过妇幼保健院附近的一个路口,红灯。
我摇下车窗,点了根烟。
一个男人,瘦高个,戴个眼镜,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汗衫,疯了一样从人行道上冲过来,使劲拍我的车窗。
“师傅!师傅!救命啊!去医院!我老婆要生了!”
他脸上的汗跟水洗似的,眼睛里全是血丝。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女人,挺着个山一样大的肚子,正扶着路边的电线杆,大口大口地喘气。
她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脸白的跟纸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
拉孕妇,这可是出租车司机最怵的活儿。
万一在车上生了,晦气不说,车也弄得一塌糊涂,麻烦事儿一堆。
我刚想找个借口,说要下班了,或者车坏了。
可那男的,几乎是带着哭腔在求我。
“师傅!求求你了!我拦了半天车,没人停啊!再不去医院就来不及了!”
我看着他那张焦急的脸,又看看那个痛苦的女人。
心里那点犹豫,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去他娘的晦气!
我以前是保卫科的,抓过贼,救过火,还能怕这个?
“上车!”
我把烟头往窗外一扔,冲他吼了一嗓子。
男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去扶他老婆。
那女人每走一步都像在针尖上跳舞,嘴里压抑着呻吟。
好不容易把她弄到后座上,男人也跟着钻了进来。
车门一关,一股浓重的汗味和女人身上特有的气息,瞬间充满了整个狭小的空间。
“师傅,快!去市妇幼!”男人催促着,声音都在抖。
“坐稳了!”
我一脚油门踩下去,红色的夏利像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
车刚开出去没多远,我就后悔了。
不是后悔拉了他们,是后悔没多问一句。
这女人,看样子根本不是“快要生了”,而是“马上就要生了”。
她躺在后座上,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嘴里哼哼唧唧的,双手死死抓着座椅的套子。
那套子是刘芬亲手做的,蓝底白花,她说耐脏。
现在,那上面印着两个湿漉漉的手印。
“老婆,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啊?深呼吸,电视里都这么演的。”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除了重复这几句废话,屁用没有。
他自己紧张得比他老婆还厉害,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滴在我的座椅上。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心里直骂娘。
这叫什么事儿啊!
“还有多远啊师傅?”男人问。
“快了,过了前面那个立交桥就差不多了。”我嘴上应付着,心里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是晚上最堵的时候。
马路上的车,一辆挨着一辆,像一串巨大的铁皮罐头,挪都挪不动。
喇叭声,叫骂声,混杂在一起,吵得人心烦意乱。
我的夏利,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后座的呻吟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痛苦。
我能感觉到,那声音像鞭子一样,一下一下抽在我的神经上。
我的手心全是汗,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
“师傅,你快想想办法啊!我老婆她……她好像不行了!”男人带着哭腔。
“闭嘴!你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镇定!”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火气,冲他吼了回去。
也许是这憋屈的交通,也许是这压抑的气氛,也许是我想起了自己下岗时那副没用的样子。
男人被我吼得一愣,果然不哭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给他老婆擦汗。
我开始疯狂地按喇叭。
“嘀嘀——嘀嘀嘀——”
尖锐的喇叭声在拥堵的车流里显得那么无力。
前面的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头来骂:“按什么按!赶着去投胎啊!”
我把头伸出窗外,用尽全身力气喊:“车上有产妇!要生了!麻烦让一让!”
这一嗓子,喊得我喉咙都破了音。
周围的车,静了一下。
然后,奇迹发生了。
前面的那辆桑塔纳,慢慢地往旁边挪了挪,给我挤出了一条缝。
紧接着,旁边的车也开始动。
大家像商量好了一样,一点一点地,硬是在铁桶一样的车流里,给我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我看到一张张陌生的脸,从车窗里探出来,冲我喊:“快走!”
“师傅,加油!”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操蛋的世道,还是有好人的。
“坐稳了!”
我冲后座喊了一声,把油门踩到了底。
夏利车发出一声咆哮,在狭窄的通道里穿梭。
我这辈子开车都没这么猛过。
后视镜里,那个女人的脸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她开始大声地叫喊,不再是压抑的呻吟。
“啊——!我不行了!我要生了!老公!”
“老婆!再坚持一下!就一下!”
“我看见头了!我看见孩子的头了!”男人突然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
完了。
这下是真完了。
真要在我的车上生了。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
车里,一股羊水破裂的腥味,混杂着汗味,血腥味,弥漫开来。
我下意识地猛踩刹车,把车靠在了路边。
这里是高架桥下面,光线昏暗,只有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
周围的车流呼啸而过,没人注意到这个角落里正在发生着惊心动魄的一幕。
“怎么办?师傅,怎么办啊?”男人彻底崩溃了,六神无主地看着我。
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接生婆!
但我知道,现在慌不得。
我是车里唯一的“主心骨”,我要是也慌了,那真就全完了。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在厂里参加急救培训时学到的一点皮毛。
“别他妈慌了!去后备箱!把我的工具包拿来!里面有干净的布!”
我冲他吼道。
然后,我转过身,看着后座那个已经快要虚脱的女人。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点,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发抖。
“大妹子,你听我说。我是王建国,以前是红旗纺织厂的。你别怕,有我呢。”
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能报上自己的名号。
这好像是我下意识的反应,在厂里,只要报出“保卫科王建国”,就能镇住场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那女人的眼神,稍微安定了一点。
她点了点头,牙齿死死咬着嘴唇。
男人手忙脚乱地从后备箱翻出我的工具包,里面是我平时修车用的几块擦机器的旧棉布,好在都是洗干净的。
“热水!有没有热水?”我想起了电视里的情节。
“有!我带了!”男人从他的包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
“给她!让她喝几口,补充体力!”
我扭动车钥匙,把车里的空调开到最大,又把收音机关掉。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女人的喘息声,和我们三个人“砰砰”的心跳声。
“大妹子,听我的口令。吸气,呼气……对,就是这样。用力!再用力!”
我也不知道我喊的对不对,反正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女人发出一声长长的,撕心裂肺的尖叫。
那声音,像是要把自己的生命都喊出来。
男人在一旁,拿着布,手足无措,只是一个劲儿地流眼泪。
“你他妈倒是接啊!”我急了,又吼了他一句。
他如梦初醒,哆哆嗦嗦地伸出手。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拉得无限长。
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的后背已经完全湿透了,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蜇得眼睛生疼。
我死死地盯着后视镜,心提到了嗓子眼。
突然。
“哇——”
一声响亮的啼哭,像一道惊雷,劈开了这紧张到窒息的空气。
那哭声,清脆,洪亮,充满了生命力。
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一下子瘫在了驾驶座上。
生了。
真的生了。
后座,男人抱着一个浑身黏糊糊、皱巴巴的小东西,傻傻地笑着,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那个女人,我的“大妹子”,已经昏睡了过去,脸上还挂着泪痕,但嘴角,却带着一丝微笑。
我看着后视镜里的这一幕,突然也想笑。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王建国,一个下岗工人,一个出租车司机,今天,在这辆破夏利里,接生了一个孩子。
这叫什么事啊!
这他妈的,叫天大的好事!
短暂的平静之后,是新一轮的兵荒马乱。
“师傅,快!去医院!孩子……孩子还要剪脐带!”男人抱着孩子,总算想起了关键问题。
我一个激灵,回过神来。
对,医院!
我重新发动汽车,这一次,车流好像顺畅了许多。
也许是过了高峰期,也许是我的心情不再那么焦躁。
我开得很稳。
车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味道,血腥味,羊水味,还有一个新生命带来的,无法言说的气息。
很浓烈,但并不难闻。
我甚至觉得,这比我车里挂着的廉价香水好闻多了。
那个小家伙,还在不知疲倦地哭着,声音嘹亮。
我听着那哭声,心里踏实极了。
这哭声,好像在向全世界宣告他的到来。
很快,市妇幼保健院那栋白色的楼,就出现在了眼前。
我把车直接开到了急诊室门口,长按喇叭。
几个护士和医生闻声冲了出来。
当他们看到车里的情景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快!担架!产妇大出血!”
“准备新生儿暖箱!”
医生和护士们训练有素,立刻行动起来。
那个女人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男人抱着孩子,紧紧跟在后面。
临走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懂他的意思。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看着他们消失在急诊室的大门里,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靠在座椅上,点了一根烟,手还在抖。
烟雾缭绕中,我打量着我的车。
后座,一片狼藉。
血,羊水,还有一些我说不上来的东西,把刘芬做的椅套染得面目全非。
我苦笑了一下。
这下,回去可没法交代了。
我把车开到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个水龙头,开始清理。
我把整个后座的椅套都扒了下来,用冷水一遍一遍地冲洗。
夏夜的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
我这才发现,我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
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刚才冲洗时溅上的水。
我洗了很久,直到那块蓝底白花的布,再也看不出明显的血迹。
虽然我知道,那味道,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散不掉了。
等我收拾完,已经是午夜。
我发动车,准备回家。
开到医院门口,我鬼使神差地停了下来。
我想知道,那娘俩,怎么样了。
我在急诊室门口徘徊了半天,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向护士一打听,说产妇和孩子都平安,已经转到楼上病房了。
产妇叫林月,她爱人叫陈浩。
男孩,七斤六两,母子平安。
听到这八个字,我心里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我没上楼去看他们。
萍水相逢,人家现在肯定也是一大家子人围着,我一个外人,凑什么热闹。
我转身走出医院,发动汽车,汇入深夜空旷的街道。
回到家,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刘芬还没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一盏昏黄的落地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怎么才回来?出什么事了?”她看我脸色不对,紧张地问。
我没说话,把那团湿漉漉的椅套,扔在了地上。
刘芬一看那上面的痕迹,脸“唰”地一下就白了。
“你……你撞到人了?”她的声音都在发颤。
“没有。”我摇摇头,给自己倒了杯凉白开,一口气灌下去。
然后,我把今天晚上的事,从头到尾,跟她说了一遍。
我说得很慢,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刘芬听得目瞪口呆。
她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地上的椅套,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等我说完,她半天没出声。
屋子里,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过了好久,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你胆子也太大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
她嘴上是责备,眼睛里,却闪着一种异样的光。
“那能怎么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闷声说。
刘芬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她的手,很粗糙,是常年做家务留下的痕迹。
“没发烧就好。”她小声说。
然后,她弯下腰,捡起地上的椅套。
“脏成这样,估计是洗不干净了。明天我重新给你做一个。”
“别了,就用这个吧。”我说。
“为什么?多不吉利。”
“我觉得,挺吉利的。”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
刘芬没再说什么,拿着椅套,走进了卫生间。
很快,里面就传来了“哗哗”的水声和搓衣板的声音。
我知道,她是在用热水和肥皂,重新洗那块布。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沉。
没有梦见纺织厂,没有梦见下岗,也没有梦见那些烦心事。
第二天,我照常出车。
车里那股味道还在,淡淡的,却很醒神。
我把刘芬连夜洗干净晒干的椅套重新铺上,虽然还有些印记,但我看着,觉得挺顺眼。
中午,我正在路边摊吃一碗两块钱的拉面,我的BP机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过去,对面传来一个激动又熟悉的声音。
是那个叫陈浩的男人。
“王师傅!可算找到您了!我问了出租车公司,才查到您的呼机号!”
“哦,是你啊。孩子和大人都还好吧?”我问。
“好!都好!我爱人已经能下地了,孩子能吃能睡,医生说健康得很!”
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抑制不住的喜悦。
“那就好。”
“王师傅,您在哪儿?我想当面谢谢您!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我本想拒绝,但听他语气那么诚恳,就告诉了他我的位置。
半个小时后,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了拉面摊旁边。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一个是陈浩,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衬衫西裤,显得斯文了不少。
另一个,是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穿着一身中山装,气度不凡。
陈浩一看到我,就快步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王师傅!”
他身后那个老人也走了过来,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吓了一跳,赶紧扶他。
“使不得,使不得,老爷子。”
“使得!”老人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我姓林,是林月的父亲。谢谢你,王师傅,你救了我的女儿和外孙,救了我们一家啊!”
我一个粗人,哪见过这阵仗,一时间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陈浩从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
“王师傅,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我捏了捏,很厚,估计得有万把块。
这在1996年,可是一笔巨款。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把信封推了回去。
“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您嫌少?”陈浩急了。
“不是。”我摇摇头,“我就是个开车的,拉你们是我的本分。再说,昨天晚上,是你们自己争气,我没帮上多大忙。”
“这怎么行!要不是您,我们……”
“你要是真想谢我,”我打断他,“就把我那车座套的清洗费给报了就行。二十块钱。”
我说的是实话。
我王建国,穷是穷了点,但骨气还在。
这钱,要是收了,那味道就变了。
林老爷子定定地看了我半天,突然笑了。
“好!好一个王建国!有风骨!”
他让陈浩把钱收了回去。
“但是,王师傅,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这样吧,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这孩子,起个名字。”
我愣住了。
“这……这我哪儿会啊!我一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
“不,就得您来起。”林老爷子很坚持,“这孩子,跟您有缘。您给他起的名字,是他一辈子的福气。”
我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我想了半天。
孩子是在我的车上,在路上生的。
我叫王建国。
“要不……就叫‘路生’吧?王路生?”我试探着说。
“王路生?”陈浩念了一遍,眼睛一亮,“不对,孩子跟我姓陈。陈路生!”
“陈路生!”林老爷子也跟着念了一遍,抚掌大笑,“好!生于路途,得遇贵人!这个名字好!有纪念意义!”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我,一个下岗工人,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起了一辈子的名字。
这感觉,比挣了一万块钱,还让我舒坦。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好像起了点变化。
林家和陈家,是真心实意地把我当成了恩人。
孩子满月,他们请我过去喝酒,摆了三大桌,把我安排在主座上,林老爷子亲自给我敬酒。
我看着襁褓里那个叫陈路生的小家伙,白白胖胖,眼睛乌溜溜地转,心里说不出的熨帖。
后来,他们时常会给我打电话,问问我生意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
陈浩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林老爷子退休前是市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
他们想帮我找个清闲点的工作,被我拒绝了。
我已经习惯了开出租。
虽然辛苦,但自由。
每天在城市里穿梭,看各色各样的人,听千奇百怪的事,我觉得挺好。
我的生意,也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晚上的事给我带来了好运。
我总能拉到一些去机场、去远郊的大活儿。
有时候,一天挣的钱,比过去一个星期还多。
刘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她不再骂我是,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以前没有的,叫“崇拜”的东西。
她把那块洗干净的椅套,当成了宝贝。
每次换洗,都小心翼翼。
她说,这是我们家的“功臣”。
那辆红色的夏利,也成了我们出租车司机圈子里的一个传奇。
大家都知道,1748号车,接过生。
有的司机见了我会开玩笑,说:“建国,你那车风水好啊,借我开两天,也沾沾喜气。”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他们不知道,那辆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它是我下岗后,重新找到自己价值的地方。
是我从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废人”,变回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帮助的“王建国”的见证。
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
城市日新月异,高楼拔地而起,马路越来越宽,车也越来越多。
我的夏利,已经跑了几十万公里,老得像个掉光了牙的老头儿,浑身哪儿都响。
但我一直没舍得换。
陈路生,那个在我的车里出生的小家伙,也长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学生。
他叫我“王伯伯”,每次见到我,都特别亲。
林家和陈家,逢年过节,都会叫我跟刘芬去他们家吃饭。
我们两家,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变成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朋友。
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
我开车路过陈路生他们小学门口,正好是放学时间。
我看到那个小小的身影,背着个大书包,在风雪里,冻得小脸通红。
我把车停在他身边,摇下车窗。
“路生!上车,王伯伯送你回家!”
他看到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王伯伯!”
他钻进车里,熟练地坐在副驾驶。
车里开着暖气,他搓着冻僵的小手,哈出一团白气。
“王伯伯,你的车,还是这个味道。”他吸了吸鼻子,说。
我愣了一下。
“什么味道?”
“说不上来,就是……就是王伯伯你的味道。”
我笑了。
这车里,早就没有了当年的血腥味和羊水味。
常年累月,只有我的汗味,烟味,还有那股子散不掉的汽油味。
也许,这就是孩子说的,“王伯伯的味道”。
我把他送到家门口,他妈妈林月迎了出来。
她比几年前丰腴了一些,眉眼间,满是为人母的温柔。
“王大哥,又麻烦你了。”她笑着说。
“不麻烦,顺路。”
“快进来喝杯热茶吧。”
“不了,还得出车呢。”
我跟他们道了别,开着我的老夏利,重新汇入风雪中的车流。
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与你相逢……”
我跟着哼哼了两句,突然觉得,人生这东西,奇妙。
如果你在1996年的春天问我,王建国,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我肯定会告诉你,是,就这样了。
一个下岗工人,能有什么盼头?
可生活,却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意外。
它让我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端着什么样的饭碗,在什么样的单位。
而在于,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伸出手,拉人家一把。
就像那天晚上,我伸出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
也像那天晚上,那些素不相识的司机,为我让开了一条路。
我们都是普通人,都在这偌大的城市里,为了生活奔波,像一颗颗微不足道的尘埃。
但有时候,就是这些尘埃,聚在一起,也能发出一点光,温暖一下这个偶尔凉薄的世界。
后来,我的夏利车,终于还是报废了。
我去车管所办手续那天,看着它被拖走,心里空落落的。
我换了一辆新的捷达,空间更大,跑起来也更稳。
刘芬又给我做了新的椅套,还是蓝底白花的。
她说,这个花色,旺我。
开上新车,生意依然不错。
只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直到有一天,我拉了一个年轻的姑娘。
她坐在后座,突然问我:“师傅,您这车,是不是换过?”
我有点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闻味道啊。”她说,“我以前坐过一辆出租车,也是红色的,车里有股特别的味道,跟您现在这车不一样。”
我心里一动,问她:“你还记得车牌号吗?”
“不记得了,就记得那司机师傅,人特好,特爷们儿。”
我没再说话,只是从后视镜里,静静地看着她。
姑娘,你可能不知道。
你说的那个味道,是一个新生命,留给我这辆破车,留给我这个糟老头子,一辈子最好的勋章。
又过了很多年。
我已经开不动车了,把营运证转给了别人,彻底退了休。
我和刘芬,搬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每天就是散散步,买买菜,过着最普通的退休生活。
陈路生,已经长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
每次放假回来,他都会来看我们,给我和刘芬带很多北京的特产。
他还是叫我“王伯伯”,叫刘芬“刘奶奶”。
有一年,他大学毕业,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他第一件事,就是领着女朋友,来见我们。
他指着我,对那个女孩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王伯伯,我的救命恩人。”
那女孩,很礼貌地给我鞠了一躬。
我摆摆手,说:“都多少年的事了,还提它干嘛。”
路生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模型。
那是一个出租车的模型,红色的夏利,车牌号是1748。
做得惟妙惟肖,连车门上的划痕都一模一样。
“王伯伯,这是我的毕业设计,我把它送给您。”
我接过那个模型,入手很沉。
我抚摸着那小小的车身,眼前,仿佛又浮现出1996年那个闷热的夏夜。
那拥堵的车流,刺耳的喇叭,女人痛苦的呻吟,还有那一声划破夜空的,嘹亮的啼哭。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刘芬在旁边,也偷偷地抹眼泪。
路生走过来,轻轻地抱了抱我。
“王伯伯,我爸妈跟我说过很多次。我出生的那辆车,是我的第一个摇篮。而您,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说。
“没有您,就没有我。”
我拍了拍他的背,哽咽着说不出话。
一个下岗工人,能被人记一辈子,念一辈子。
我王建国,这辈子,值了。
现在,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阳台上,擦拭那个车模。
阳光照在红色的车身上,亮得晃眼。
刘芬会端过来一杯泡好的茶,坐在我旁边。
我们会聊起过去,聊起纺织厂,聊起那辆老夏利,聊起那个叫陈路生的孩子。
有时候,我们会争论,那天晚上,到底是谁更紧张。
我说肯定是那个戴眼镜的陈浩。
刘芬说,不对,肯定是你,你回家的时候,脸都白了。
我们就这么吵吵闹闹,笑着,闹着,好像要把这辈子的时光,都揉碎在这些温暖的回忆里。
我知道,属于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那个凭一身力气和耿直就能活得很好的时代,那个“铁饭碗”的时代,都过去了。
但我不后悔。
我庆幸我经历了那样一个剧变的年代。
我庆幸我被生活狠狠地摔了一跤,然后又逼着自己,爬了起来。
我更庆幸,在1996年的那个夏天,在那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夜晚,我没有因为一点私心和胆怯,踩下油门离开。
我选择了停车,打开车门。
那一刻,我打开的,不仅仅是一扇车门。
我打开的,是自己后半生,一个全新的,充满了阳光和暖意的世界。
我叫王建国。
我曾经是一个纺织工人。
后来,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但我觉得,我这辈子,干得最牛逼的一件事,就是当了一次“接生公”。
就在那辆,编号1748的,红色夏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