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让卧铺票给孕妇，下车她塞纸条：半年后找其招商局丈夫

1992年，我见一孕妇不便，便把卧铺票让给了她。她临下车时塞给我一张纸条：“半年后来找我，我丈夫在招商局，或能助你一臂之力。”【完结】

1992年，去往南方的绿皮火车，就是个移动的汗蒸笼。

空气里那是怎样一种味道？发馊的汗味、红烧牛肉面的香精味、廉价卷烟的焦油味，还有从厕所那边飘过来的氨气味，全都闷在这一节车厢里。

我叫陈立，二十四岁，兜里揣着一张我爸托关系求爷爷告奶奶才弄来的硬卧票，那是我的身家性命。

手里那个旧帆布包，磨得发白，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剩一本被我翻烂了的《电子技术入门》，还有一张江阳第二纺织厂开的“停薪留职”证明。

说是停薪留职，其实就是厂子不行了。

进口机器趴窝，老师傅们喝茶，年轻人心里长草。

南巡讲话就像一把火，把我的心烧得更慌。听说深城遍地是黄金，我想去捡两块。

“大兄弟……能商量个事不？”

旁边传来个虚弱的声音。

我一扭头，是个孕妇。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灰蓝色的孕妇裙绷得紧紧的，脑门上全是虚汗。

她手里牵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那孩子像只受惊的鹌鹑，死死拽着大人的衣角。

“大姐，你说。”我下意识扶了她一把。

她喘着粗气，眼神里全是那种走投无路的恳求：“我要回深城，只有坐票。孩子那口子忙，没法接。你看我这身子骨……实在是熬不住这几十个钟头。我想……我想跟你换个卧铺。我补你差价，再……再多给你二十块钱，成吗？”

二十块。

在那个年头，够我在路边摊吃上半个月的饱饭。

周围的目光一下子聚了过来，带着审视，也带着看热闹的戏谑。

对面铺位的一个谢顶中年人把嘴里的瓜子皮“呸”地吐在地上，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现在的后生，鬼精鬼精的。一张卧铺票倒个手，那是纯赚啊。”

我看了看那个脸色惨白的孕妇，又看了看那个怯生生的小男孩。

我想起我妈。当年怀我老弟的时候，为了省那几毛钱的车费，大着肚子走了十几里山路，脚肿得鞋都穿不进去。

“钱我就不要了。”我把那张还带着我手心汗湿的卧铺票递了过去，“大姐，你去躺着吧。我年轻，火气旺，蹲着站着都一样。”

那女人愣住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那个谢顶男人的瓜子也不磕了，一脸“这小子脑子瓦塌了”的表情。

“这……这哪行啊！小兄弟，这票多金贵啊，我不能白占你这么大便宜！”

“没事，就当给我以后的小外甥积个福。”我咧嘴笑了笑，把帆布包往肩上一甩，装作很轻松的样子。

那女人还要掏钱，把一沓皱巴巴的毛票和一张大团结往我手里塞，被我死活挡回去了。

安顿好之后，她硬是塞给我一个红富士苹果和一个茶叶蛋。

临下车前，她从随身的小本子上撕了张纸，用那支挺讲究的钢笔写了个地址，又从怀里摸出一封封好口的信。

“小兄弟，你是好人，真好人。我叫周秀兰。这是我在深城的家。你要是到了那边，遇上啥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

她顿了顿，眼神特别真诚，又带着点小心翼翼的骄傲：“我爱人在招商局上班，大小是个干部，兴许……兴许能帮上你点忙。”

最后，她特意嘱咐了一句：“半年后，如果真难了，记得来找我。”

招商局？

那对我来说，是存在于新闻联播里的词儿，太遥远，太高大上。

我当时压根没往心里去，随手把信和纸条夹在那本《电子技术入门》里，心想：我陈立有手有脚，还有技术，还能在深城饿死？

但我万万没想到，这张轻飘飘的纸条，在半年后，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更没想到，它把我拽进了一场关乎一座城市产业未来的巨大风暴里。

深城迎接我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混合着海腥味和水泥灰的热浪。

一出火车站，抬头就是那块巨大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看得人热血沸腾，也看得人心惊肉跳。

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在罗湖和福田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了一个多月。

原本引以为傲的“技术员”身份，在这里变得一文不值。

港资厂嫌我没摸过自动化流水线，土法上马的小作坊嫌我“学历太高，干活不如文盲利索”。

钱袋子瘪下去的速度，比我预想的快太多。

从七块钱的猪脚饭，降级到两块钱的白粥咸菜。

住的地方也从正经招待所，搬到了五块钱一晚的“笼屋”。

那是一个大仓库改的，密密麻麻全是双层铁床，几十号大老爷们挤在一起。

空气里弥漫着陈年脚臭、汗酸味和发霉的味道。半夜里，磨牙声、放屁声、说梦话声，简直像个交响乐团。

那个晚上，我饿得睡不着，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翻那本《电子技术入门》。

书里夹着的那张纸条掉了出来。

“深南大道，市府大院，招商局家属楼三栋四零一室。”

要不要去？

自尊心和小命在心里打架。

人家也许就是客套一下？

但我摸了摸兜里最后几张毛票，那种即将断粮的恐惧压倒了一切。

第二天，我洗了把冷水脸，换上唯一那件还算挺括的“的确良”白衬衫，去了市府大院。

那一带全是红砖小楼，门口有武警站岗，那是另一个世界。

报了名号，过了关卡，我敲响了401的门。

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穿着大背心，有些发福，但那双眼睛很利，像鹰一样，在他面前你觉得自己没穿衣服。

“你找谁？”语气冷淡，带着那种长期身居高位的疏离感。

“您好，我找周秀兰大姐。”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我叫陈立，几个月前在火车上……”

“哦，让卧铺票那个是吧？”他打断了我，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秀兰提过。”

他侧身让我进屋。

屋里陈设简单但很有档次，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干部风”。

“秀兰回娘家了。”男人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自顾自地坐下，“我叫赵建国。”

我赶紧把那封信递过去：“赵科长，这是周姐给我的信……”

赵建国没接。

他的目光像扫描仪一样，扫过我发黄的领口、磨损的裤脚，最后停在我那双开了胶的帆布鞋上。

“小陈，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爱人。这份人情，我认。”

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多了几分公事公办的冰冷：

“但是，深城不养闲人。招商局也不是慈善机构。每天像你这样揣着各种条子找上门的人，我见多了。我爱人的善良，不能成为你走捷径的门票。”

这一番话，说得不紧不慢，却像把钝刀子，在那割我的肉。

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那种羞耻感让我恨不得从窗户跳下去。

“赵科长，我不是来要钱的，也不是想走后门。”我结结巴巴地解释，声音都在抖，“我就是想找个活干，哪怕是力气活，我有技术，我懂电子……”

赵建国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看透世事的漠然。

他走到窗边，看着远处疯狂生长的城市天际线。

“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让你空手走，传出去说我赵某人不懂知恩图报。”

他转过身，像是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

“局里缺个勤杂工。送文件、烧开水、打扫卫生。一个月一百五，管顿午饭。你干不干？”

从技术员到倒茶扫地的勤杂工。

这落差，像是被人一脚踹进了泥坑里。

但我有的选吗？

我不干，明天就得睡大街，喝西北风。

“我干。”我咬着后槽牙，从喉咙里挤出这两个字。

赵建国点点头，随手拿起桌上那封他根本没拆开的信，连同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当着我的面，扔进了废纸篓。

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掉进去了。

我就这样成了招商局大楼里的一抹影子。

每天早上七点半，我就得把二十几个暖水瓶灌满。

九点前，把当天的《深城特区报》和《参考消息》放到每个科长的案头。

所有人都在忙，忙着打电话，忙着接待外商，忙着谈论我也听不懂的“三来一补”、“合资项目”。

赵建国是投资二科的副科长，我看他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他对我就像对待空气，除了让我倒水，从来不多说一个字。

那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比当初他羞辱我时还要难受。

唯一的慰藉，就是中午休息时，我躲在楼梯间，贪婪地读那些剩下的旧报纸。

那些关于德国精密机械、日本自动化控制的报道，让我那一潭死水的心，偶尔还能泛起几个泡。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下午，我去八楼收垃圾，还没走到赵建国办公室门口，就听见里面传出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这简直是胡闹！赵科长，那可是‘舒尔茨’最新的纺织机！全套德文图纸，密密麻麻的逻辑电路，咱们局里的翻译根本看不懂那些专业术语！”

这是技术员小张的声音，听着都快哭了。

紧接着是赵建国的咆哮，带着一股子焦躁的火药味：

“看不懂也得看！德国考察团后天就到！这项目投了三千万马克！市领导盯着呢！要是让他们觉得咱们连图纸都吃不透，这项目转头就得去珠海！”

“可是……省里的专家最早也得下周才能来……”

“我不管！死马当活马医，你给我把全深城能找的人都找来！”

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站在门外，手里提着的垃圾桶勒得手指生疼。

舒尔茨？纺织机？控制器？

这些词像电流一样击穿了我的脑海。

我在江阳老厂的时候，为了修那台罢工的进口老机器，硬是啃了半年的德文说明书，连猜带蒙，把那套控制逻辑琢磨了个七七八八。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如果不抓住，我可能这辈子都要在深城倒开水的机会。

门开了，小张一脸如丧考妣地走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去炸碉堡一样，走进了赵建国的办公室。

“出去！没看见在忙吗？”赵建国头都没抬，正对着桌上那一堆像天书一样的蓝色图纸发愁。

“赵科长。”

我的声音有点抖，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那些图纸……或许我能看懂。”

空气瞬间凝固了。

赵建国猛地抬起头，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你说什么？”

“我说，我能看懂舒尔茨的电路图。”我挺直了腰杆，死死盯着他的眼睛，“我在老家纺织厂，专门研究过这玩意儿。它们的控制逻辑，跟西门子的那一套很像。”

赵建国气极反笑，把手里的烟盒往桌上一拍：

“陈立，你是不是扫地把脑子扫坏了？这是三千万马克的项目！你一个倒开水的临时工，跟我在这扯淡？”

“是不是扯淡，您让我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往前跨了一步，直接顶了回去。

“反正您现在也没别的招了，不是吗？”

赵建国眯起眼睛，重新审视着我。

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持续了足足半分钟。

最后，他随手从那一堆图纸里抽出一张，那是外围电路的I/O接口图，甩在我面前。

“给你十分钟。你要是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我算你有种。要是敢消遣我……立马卷铺盖滚蛋！”

我抓起那张图纸。

熟悉的线条，熟悉的德文缩写，那股久违的油墨味让我瞬间冷静下来。

这就是我的战场。

我的目光在图纸上飞快掠过，那些符号在脑子里自动转换成了动作指令。

“这是输入输出模块图。”

我没用十分钟，一分钟后就开了口。

“左上角Eingang是输入端，DC24V供电。M0.0到M0.7是地址位。比如这个LS1，这是光电开关的信号，布料到位，信号变高电平，CPU收到指令，这边的输出端A2.1就会动作，吸合接触器KM1，主电机启动。”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图纸上划线，语速越来越快：

“关键是这个‘Not-Aus’，这是急停回路。德国人的设计习惯，这玩意儿不走CPU，是硬线连接，直接切断动力电源。这是为了防止程序死机的时候出人命。”

赵建国原本抱在胸前的双手，慢慢放了下来。

他嘴里叼着的烟，烟灰长长的一截，却忘了弹。

那种震惊、不可思议，最后变成了某种狂喜的火花，在他眼里炸开。

“你……你居然真懂？”

“自学的。那时候厂里机器坏了没人修，我就只能自己瞎琢磨。”我平静地说。

赵建国猛地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皮鞋踩得地板咚咚响。

他突然停在我面前，一把按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吓人。

“德语怎么样？”

“只会看图纸上的术语，不会说。”

“够了！这就够了！”

他转身冲着门外大吼一声：

“小张！去资料室！把那本最厚的《德汉大词典》给我搬来！再去领两刀稿纸！快！”

回过头，他看着我，眼神里再也没了之前的轻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并肩作战的郑重。

“陈立，从现在起，你不用倒水了。这间办公室归你。哪怕是局长来了，我也给你挡着。”

他指了指那堆小山一样的图纸，声音低沉而有力：

“后天早上九点之前，我要一份完整的逻辑说明书。这不仅是救我的命，也是在救这个项目。这把能不能翻身，全看你了。”

说完，他把那包还没抽完的“万宝路”拍在我面前，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摸着那些蓝图。

窗外，深城的霓虹灯开始闪烁，映在玻璃上，像是一团团燃烧的火。

我拧开钢笔帽，在稿纸上写下了第一个字。

我知道，属于我陈立的时代，从这一刻，才算真正拉开了序幕。

随后的三十多个小时，世界仿佛在我身后合上了门。

赵建国的办公室，此刻化作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桌面上铺陈的那些像迷宫一样的电路图，还有密密麻麻如同天书般的德文注解，就是我要攻克的堡垒。

没过多久，小张送来了补给——一本崭新的《德汉大词典》和厚厚一沓空白稿纸。

他放下东西时，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那是混杂着好奇与不解的目光。哪怕他什么都没问，我也能读懂他眼里的潜台词：明明昨天还是个拿拖布的临时工，怎么摇身一变，就能坐在副科长的皮椅上，啃这些连正牌大学生都头疼的“硬骨头”？

随着关门声响起，屋里只剩下我和这堆图纸。

我深吸一口气，按编号将图纸在办公桌乃至地板上依次铺开。电源模块是心脏，CPU主板是大脑，数字量与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是手脚，而那些复杂的运动控制和通讯模块，则是神经系统。

我趴在地上，一张一张地“啃”。

越看越心惊，这套系统比我们厂里那台还得靠人工敲打才能运转的老机器，先进了不止一个时代。它不光管纺织，还把在线质检、能耗监控和数据归档全包圆了。许多设计理念，简直是在挑战我的认知极限。

起步阶段无疑是最难熬的鬼门关。

我左手翻着大部头的词典，右手在图纸上比划，每一个生僻的零件代码，每一句拗口的德语说明，我都得硬生生翻译出来，再在脑海里构建出它们的连接逻辑。德语那种动不动就十几个字母的长复合词，还有倒装的语序，查一个词就能耗去几分钟。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桌角的废稿纸越堆越高，上面画满了我推演的逻辑框图和电流走向。

我也彻底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专注状态，饥饿感和疲惫感被大脑自动屏蔽了。

我的大脑仿佛变成了一台超频运转的处理器，贪婪地吞噬并解析着海量涌入的信息。午饭和晚饭，我甚至记不清是什么味道，只记得小张送来后，我就着凉水囫囵吞下，下一秒视线又回到了图纸上。

深夜降临，整栋办公大楼陷入沉睡，唯有这间办公室的灯光，像海上的孤岛。

期间赵建国来过一次。他推门的动作很轻，见我趴在地上写写画画，便没有出声，只是在门口伫立良久，随后悄无声息地带上门离开了。

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晨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切进来时，我终于弄懂了最核心的CPU主板逻辑，也理清了主程序如何调动各个子模块的“指挥系统”。

我扶着桌沿站起来，脖颈发出“咔吧”一声脆响。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栗感贯穿全身——我做到了，我真的看懂了。

这套系统的灵魂，藏在一个名为“自适应张力控制”的算法里。

它利用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像把脉一样实时监控纱线的拉力波动，再通过复杂的计算，瞬间微调卷布电机的转速。这种动态平衡，能把断线率降到最低，布匹的质量将会有质的飞跃。

而在图纸的角落，我还发现了一个标着“Profibus”的通讯接口。在那时，国内对“现场总线”这个概念还闻所未闻，但这正是它能让控制器与智能模块高速对话的秘密武器。

这就是德国人敢漫天要价的底气，也是这套系统的“核武器”。

我强压下心头的激动，提笔开始写报告。

我将脑中翻涌的信息抽丝剥茧，条理清晰地落于纸上：系统架构、硬件配置、软件逻辑、核心优势……最后，我甚至根据图纸上的布线设计，大胆预判了几个安装调试阶段可能出现的“坑”。

落下最后一笔时，墙上的挂钟时针恰好指向七点半。

一夜未眠，双眼干涩得像进了沙子，布满血丝，但我的精神却亢奋得有些可怕。

我将那份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报告整理整齐，摆在办公桌正中央最显眼的位置，然后去卫生间用冰冷的水狠狠搓了一把脸，试图洗去那一脸的憔悴。

八点整，赵建国准时推门而入。

他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桌上的报告。

他没有寒暄，径直走过去拿起报告，从第一行开始审阅。

他的表情随着翻页的动作不断变化，眉心时而紧锁，时而舒展。虽然他并非技术出身，但多年的行政经验让他拥有毒辣的眼光，他掂量得出这份沉甸甸的纸张里蕴含的分量。

当翻到关于“自适应张力控制”和“Profibus总线”的分析段落时，他的手指明显顿住了，猛地抬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带着探究与震撼的眼神死死盯着我。

这沉默的阅读，持续了整整二十分钟。

合上最后一页，赵建国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陈立，”他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叫了我的全名，声音低沉，“你……敢给你写的每一个字打包票吗？”

“我敢。”我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一丝犹疑，“逻辑闭环严丝合缝，完全符合系统的设计初衷。”

“啪！”

赵建国将报告重重拍在桌面上，眼底迸射出一股惊人的光芒，那是野心被点燃后的火焰。

“好！好样的！”他大步上前，用力拍打着我的肩膀，“我果然没看走眼！”

然而，就在这气氛正高涨的瞬间，办公室大门被猛地撞开。

小张跌跌撞撞地冲进来，满头大汗，脸色煞白，连话都说不利索：“赵……赵科长，出大事了！”

他喘着粗气喊道：“德国人……德国人搞突袭！他们提前到了，人已经在楼下大厅了！”

赵建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脸色唰地沉了下来。

原定计划是上午九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所有的部署都打乱了。

“怎么回事？谁负责接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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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要体验什么‘深圳效率’，自己打车摸过来的！现在……局长和李主任正陪着往上走，马上就到！”

赵建国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

电光石火间，他抓起桌上的报告一把塞进我怀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低吼道：“你，跟我进会议室！记住，我不点头，你当哑巴；我让你开口，你就给我往深了说！懂了吗？”

心脏猛地收紧，我下意识地点头，紧紧攥住了那份报告。

通往九楼涉外会议室的走廊里，局里的几位领导步履匆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还没来得及掩饰的紧张。

推开厚重的会议室大门，一股肃杀的气氛扑面而来。

长桌一侧坐着几个外国人，为首的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金发碧眼，身形高大，那张如同雕塑般严肃的脸，应该就是舒尔茨公司的首席代表。他身旁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翻译。

我们的局长，那个平日里总是笑呵呵的胖领导，此刻正陪在旁边，额头上隐隐见汗。

见我们进来，局长如释重负，连忙招手：“建国，快！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舒尔茨公司的首席技术官（CTO），赫尔曼先生。”

赵建国瞬间切换到了职业模式，脸上挂着自信得体的微笑，上前握手寒暄。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那个叫赫尔曼的德国人，目光越过赵建国的肩膀，直直地落在了站在后方、穿着不合身的旧衬衫、满脸写着疲惫的我身上。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五秒，眼神从困惑转为震惊。

接着，他开口了，用那生硬且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问出了一句让全场窒息的话：

“这位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这一声，如同按下了暂停键，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冻结。

所有人的视线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身上——局长的疑惑，赵建国的惊愕，还有德方随行人员的茫然。

我僵在原地，脑子里的齿轮飞速转动，拼命搜索记忆，却怎么也拼凑不出眼前这张脸。

“赫尔曼先生，您大概是认错人了。”我努力维持着声线的平稳，用蹩脚的英语回应，“我叫陈立，是这里的技术助理。”

赫尔曼皱了皱眉，坚决地摇了摇头。他转身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厚重的笔记本，快速翻找，最后指着贴在上面的一张拍立得照片。

“去年十月，江阳第二纺织厂，售后回访。”他指着照片，语气笃定，“就是你。当时你蹲在车间里，正在修理一台我们的初代织机。”

轰——记忆的闸门被这句话猛然撞开。

我想起来了！

去年秋天，确实有个外国工程师来厂里巡检。那时候我正躲在车间角落，死磕那台报废的控制器。有个老外在旁边看了半天，还问了几个刁钻的问题。可那时我满脑子都是怎么让机器复活，压根没抬头看清他的脸。

“您……您就是当时问我‘为什么要把第三路信号线并联到备用继电器上’的那个人？”我脱口而出，惊讶得合不拢嘴。

赫尔曼那张严肃的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Bingo！没错！你当时回答说，这样能构建一个物理冗余回路，主继电器烧了也能自动切换——这简直是天才的想法，虽然不符合我们的标准规范。”

他转过身，对着目瞪口呆的局长和赵建国，叽里呱啦说了一串德语。旁边的翻译愣了一下，赶紧翻译道：

“赫尔曼先生说，他在中国考察了十二家厂子，只有在江阳二厂，见到一个真正懂控制器底层逻辑的工人。他当时留了名片，一直盼着那个年轻人联系他，可惜石沉大海。”

赵建国的脸色变幻莫测，最后迅速调整表情，挤出一丝惊喜：“这……这真是缘分啊！陈立同志确实是我们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对贵司的设备研究得很透。”

赫尔曼没接这句客套话，几步走到我面前，目光变得锐利如刀：

“陈先生，既然再次见面了，我想听听真话。你对我们最新的‘ADW-3000’系统怎么看？尤其是它的自适应算法。”

这根本不是寒暄，这是单刀直入的“技术拼刺刀”。

没有任何谈判前奏，直接进入最核心的技术腹地。

全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赵建国紧张地看着我，眼神里写满了“千万别搞砸”的警告。

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这是我这辈子翻身的唯一机会。

“赫尔曼先生，”我开口了，用的是过去三十小时在图纸里浸泡出来的专业术语，“ADW-3000的自适应张力算法堪称艺术品。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图纸第47页的反馈回路设计，存在一个隐患。”

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赵建国的脸瞬间白了。

赫尔曼却眼睛一亮，身体前倾：“继续。”

“设计显示，张力传感器的采样频率是100赫兹，而控制器的PID调节周期却是10毫秒。当纱线运行速度超过800米/分时，这种频率匹配可能会导致高频振动信号被‘漏读’，从而在特定频率下引发系统谐振。”

我一口气说完，又补了一句：“当然，这只是基于图纸的理论推演，或许你们已经通过软件滤波规避了这个问题。”

赫尔曼死死盯着我，沉默了几秒，突然转身对着他的团队用德语极快地说了些什么。几个德国工程师立刻翻看资料，交头接耳，有人点头，有人震惊。

最后，赫尔曼转回来，神色肃穆：“你说得对。这是一个我们在实验室极端测试中才发现的缺陷，并未写在公开文档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逆向推导。”我诚实地回答，“如果采样率和调节周期完美匹配，图纸第32页就不该专门标注‘建议最大运行速度’。这个参数的存在，本身就暗示了系统在极限工况下的不稳定区域。”

此时的赵建国已经看傻了，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外星人。而局长的眼睛里，则闪烁着名为“转机”的光芒。

赫尔曼大步走回谈判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先生们，我想我们需要把座位调整一下。陈先生，请坐到我身边来。”

这一刻，原本充满试探与防备的商业谈判，彻底变了味。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我人生中过得最快、也最漫长的时光。

赫尔曼和他的团队像连珠炮一样抛出各种刁钻的技术问题：实时性、抗干扰、故障诊断逻辑、集成方案……

我凭借这几年在破车间里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加上那三十小时对图纸的死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确定的，我斩钉截铁；推测的，我据理力争；不懂的，我坦然承认“需要上机实测”。

这种不卑不亢的坦诚，反而赢得了这群德国工程师的敬意。

中场休息时，赵建国把我拽到走廊尽头，声音都在抖：“陈立，你刚才说的那些，到底有几成把握？”

“八成。”我实话实说，“图纸逻辑是通的，但实物肯定有偏差，得见到真机才能盖棺定论。”

赵建国死死盯着我：“你知道这个项目对深城意味着什么吗？三千万马克的引进项目，背后是上亿的产业链！要是技术判断失误……”

“不会失误。”我打断了他，语气坚定得连我自己都惊讶，“赫尔曼是纯粹的技术人，在他面前装懂才是找死。诚实，是我们唯一的筹码。”

赵建国沉默良久，最后重重拍了下我的肩：“好，这把我也赌了！下半场，看你的！”

下半场，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价格拉锯战。

德国人开出的价码——设备费、培训费、服务费，每一个数字都让人咋舌。

就在局长准备按照惯例开始“砍价”时，赫尔曼却抛出了一个意外的问题：

“价格可以谈，但我更关心这套设备在深城的命运。我见过太多先进机器到了中国，因为没人会修会养，两三年就成了废铁。深城怎么保证？”

局长看向赵建国，赵建国深吸一口气起身：“我们计划选拔一批优秀的高校毕业生，送去德国深造……”

“No.”赫尔曼直接打断，“书本教不出好医生，也教不出好工程师。我们需要的是像陈先生这样，能真正理解机器灵魂的人。”

他环视一周，最后指着我：“如果深城能组建一个以陈先生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并接受我们为期半年的封闭式特训，我可以向总部申请，总价下调8%，并延长保修期。”

会议室一片哗然。

8%！那是将近两百万马克的真金白银！

局长激动得差点站起来：“完全没问题！陈立同志即刻起全权负责该项目技术组！”

“等等。”赵建国突然插话，他看向我，“陈立，你怎么想？”

这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连同那个决定权，都沉甸甸地落在了我手里。

“我……”我思索着措辞，“我愿意。但我有个条件。”

“请讲。”

“我的团队，不能只盯着大学文凭。”我把憋在心里许久的想法说了出来，“我要从一线工人里挑人。他们可能没学历，不懂洋文，但他们手上有茧，心里有数，对机器有直觉。”

赫尔曼挑了挑眉，随即露出了赞赏的笑容：“非常务实。在德国，最好的技师也往往是学徒出身。我同意。”

尘埃落定。

那天下午，合作意向书顺利签署。

送走德国人后，局长握着我的手摇了又摇：“小陈啊，你今天是首功！想要什么奖励，尽管提！”

旁边，赵建国的神情复杂，既有欣慰，又似乎藏着别的心事。

当晚，赵建国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把门带上。”

我依言关门，只见他背对着我站在窗前，背影显得有些萧索。过了许久，他才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这是你第一个月的正式工资，三百块。”他说，“任命刚下来，从今天起，你是招商局投资促进二科特别技术顾问，直接向我汇报。”

三百块，那是过去我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但我没动。

“赵科长，”我问出了那个疑问，“今天这一出，您是早就料到了？”

赵建国笑了，带着一丝疲惫和释然：“我知道赫尔曼是个技术痴，但我哪能算到你们见过面？那是老天爷都在帮你。”

他走到我面前，目光灼灼：“陈立，当初让你来打杂，确实是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给你口饭吃。但那天在走廊，你听到我们讨论图纸敢站出来插嘴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池中物。”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这局里，混日子的、靠关系的、照本宣科的，太多了。但深城要腾飞，靠这帮人不行。我们需要真正懂技术、敢拼命的人。”

“所以，您是在试我？”

“是在试你，也是在给你搭梯子。”赵建国坐回椅子里，“如果你当时怂了，或者看不懂那图纸，这梯子你就爬不上来。万幸，你抓住了。”

他指了指信封：“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明天开始有的忙了，组队、培训、谈合同……全是硬仗。”

我拿起信封，那种厚度让人觉得不真实。

“赵科长，那周姐……她知道吗？”

赵建国神色柔和下来：“秀兰下周二回来。她要是知道你这么出息，指不定多高兴呢。其实……”他犹豫了一下，“那封信，是她坚持要给你的。她说她看人准。”

我猛然想起那封曾被我扔进垃圾桶的信：“那信里到底写了啥？”

赵建国沉默片刻，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拿出了那个熟悉的信封。

“你自己看。”

我拆开信封，展开那张薄薄的信纸，周姐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

“小陈兄弟：火车一面，知你心善。深城不易，若真遇难处，可持此信寻我夫建国。他脾气虽硬，却也是惜才之人。你眼中那股不甘心的火，像极了我当年见过的一人。那人如今已是电子业的翘楚。护好这团火，莫让现实浇灭。他日若有成，勿忘初心。周秀兰字。”

读完，我眼眶发热，视线模糊。

“那个人是谁？”

“华强北最早的那批拓荒者之一，现在身家过千万。”赵建国淡淡地说，“秀兰嫁给我之前，在他厂里做过会计。她说，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当年的他——一无所有，但眼里有光。”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的人生如同按下了快进键。

有了独立办公室，有了电话，更重要的是，我拥有了选拔人才的“尚方宝剑”。我没去大学招人，而是托赵建国联系了几家老国企，专门在车间里“淘金”。

面试现场，来了三十多号人。

我的面试题很简单：“说说你修过最难的机器，怎么修好的？”

有个四十岁的老电工让我印象深刻。初中学历，但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年，闭着眼听声音就能知道电机轴承磨损了几微米。他说：“那洋机器的图纸我看不懂，我就把电路板拿回家，拿放大镜一根线一根线地描，硬是把逻辑给描通了。”

我当场拍板录用。

最终，八人“特战队”组建完毕：四个老电工，两个机械维修大拿，一个仪表工，还有一个自学编程的女纺织工。

看着这份名单，赵建国直撮牙花子：“陈立，你这是在走钢丝啊。这帮‘土八路’，德国人能认？”

“赫尔曼要的是能打仗的兵，不是绣花枕头。”我很有信心。

果然，赫尔曼的回电只有简短的一句：“务实的选择。期待合作。”

赴德前，我把自己关在宿舍，熬了三个通宵，编了一本《纺织自动化控制实战手册》。

每天下班，会议室就成了教室。从二进制到PID控制，我把高深的理论掰碎了，揉进他们熟悉的实操经验里。这帮老工人的爆发力惊人，一旦理论这层窗户纸捅破，他们的经验优势瞬间转化为惊人的战斗力。

那个老电工，两周就能啃梯形图；那个女工，已经能帮我优化控制程序了。

与此同时，合同谈判也因为我们的存在而一路绿灯：价格再降2%，培训期延长至八个月，外加两名德国专家常驻指导。

签字那天，局长笑得见牙不见眼：“小陈，你是福将啊！”

赵建国私下透底，这项目一成，他年底正科长的位置稳了。“这军功章，有你一半。”

出发去德国的前一周，周姐回来了。

赵建国家摆了家宴，我也第一次走进了那个温馨的小家。

“小陈！快进来！”周姐抱着孩子，虽然胖了点，气色却比火车上好了太多。

“多亏周姐当初拉我一把。”我是真心感激。

“我拉啥了？就是张卧铺票。”周姐爽朗地笑，“是你自己争气。建国说，局里的大学生都比不上你。”

饭桌上，周姐问这问那，对技术培训的事特别上心。她虽然不在职场，但见识不凡，问的问题都在点子上。

临走时，周姐硬塞给我一个厚信封。

“这是啥？”

“穷家富路。德国那边东西贵，这点钱拿着防身，别苦了自己。”

打开一看，五百块。

“周姐，这也太多了，我不能要……”

“拿着！”周姐板起脸，“不拿就是看不起你姐。当初要没你让那张票，我和孩子指不定遭什么罪呢。这是谢意，也是心意。”

赵建国也在旁帮腔：“收下吧，不然她今晚睡不着。”

那一刻，手里攥着那个信封，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特区城市里，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叫做“家”的温度。

1993年3月，那是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波音客机。引擎的轰鸣声像是在低吼，我和身后的七个兄弟，谁都不敢大声喘气。

透过舷窗，脚下是连绵不绝的万米云海。那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踏出国门。

坐在我旁边的王师傅，手心里全是汗。这位跟电线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电工，如今是我的副手。他死死抓着扶手，眼神有些发直，像是梦呓般问了一句：

“陈工，这就……真去德国了？”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轻声却笃定地回答：

“真的。老王，咱们去把人家那点压箱底的本事学会，然后带回中国，带回深城。”

舒尔茨公司的总部，藏在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宁静小镇里。

这里没有深城那种热火朝天的喧嚣，街道干净得像刚用水洗过，空气里透着一股严谨甚至刻板的清冷味道。

赫尔曼先生亲自来接机。他没让我们住那种逼仄的员工宿舍，而是安排了公司附近的公寓，两人一间，带独立卫浴。看着那雪白的床单和锃亮的水龙头，王师傅感慨：“这条件，比咱们局里的招待所那是强到天上去了。”

哪怕是为了这待遇，这书也得读好。

培训第二天就拉开了架势。

上午是硬碰硬的理论课。舒尔茨的高级工程师站在台上，对着投影仪拆解ADW-3000的系统架构。虽然配了同声传译，但我发现那玩意儿反而碍事。

因为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把图纸烂熟于心。那些德语术语，对我来说不是陌生的单词，而是刻在脑子里的一个个零件。随着课程深入，我甚至能比翻译更快地反应过来讲师是在说哪个模块。

下午则是真刀真枪的实操。

调试车间里，五套处于不同装配阶段的ADW-3000系统一字排开，金属外壳泛着冷冽的光泽。

负责带我们的工程师叫汉斯，是个典型的德国大胡子。他拍了拍机柜，那眼神就像看着自家的孩子，嘴角却挂着一丝坏笑：

“先生们，从今天起，这就是你们的‘大玩具’。拆了它，再装上它，直到你们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哪颗螺丝不对劲为止。”

头两个星期，日子过得像是在在那嚼没煮烂的牛皮。

语言像堵墙，文化差异像道沟，连拧螺丝的手法都被纠正了无数次。团队里开始有了杂音，有人晚上躲在被窝里想家，有人看着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发愁，怀疑咱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和尚，能不能念好这本洋经。

每天晚上，我雷打不动地把所有人叫到我房间。

不是为了开会，是为了复盘和打气。

昏黄的灯光下，我看着这一张张疲惫的脸，把话挑明了：“咱们这帮人，哪个不是从车间油污里滚出来的？什么苦没吃过？现在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手把手教，最先进的设备随便练，要是这都学不会，回去咱们还有脸见江东父老吗？”

王师傅猛地掐灭了手里的烟头，红着眼站起来：“陈工说得在理！咱们出来，脸就不是自己的了，是中国工人的脸！这脸，咱们丢不起！”

人的潜力，往往就是被逼出来的。

到了第三周，那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大家的手感来了，节奏也跟上了，一些基础的调试任务，已经不需要德国人盯着就能独立完成。

而我的进度条，拉得比谁都快。

第四周结束时，我已经甩开了翻译，直接操着蹩脚但准确的德语和汉斯争论技术细节。汉斯很惊讶，他发现我不只是在死记硬背，而是真的理解了这套控制系统的灵魂。

于是，他开始给我“开小灶”，讲那些课本上没有的前沿技术。

那是一个黄昏，课后闲聊，汉斯认真地看着我：“陈，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中国工程师。有没有想过留下来？在德国，你的舞台会比现在大得多。”

我笑了，摇摇头，指了指东方的天空：

“汉斯，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的舞台在中国。我的国家正在翻天覆地，那里才最缺我这样的人，也最需要我这样的人。”

汉斯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我懂了。就像二十年前的德国，百废待兴，那确实是工程师最好的时代。”

转折点发生在培训的第三个月。

那天下午，车间里的气氛突然凝固了。一套即将发往巴西的ADW-3000系统在调试时突然“猝死”——控制面板指示灯全灭，触摸屏黑屏，整台机器像块废铁一样瘫在那里。

这是全新的系统，理论上不可能出现这种毁灭性故障。

汉斯带着几个顶尖工程师围着转了半个小时，汗都下来了，愣是没查出病灶。

“可能是某个核心模块有隐性缺陷。”汉斯眉头锁成了川字，“唯一的办法是把模块全部拆下来，一个个上台架测试。但这至少要两天，可后天船就要离港了。”

巴西客户那边等着米下锅，延期发货意味着巨额违约金，更意味着舒尔茨公司的信誉污点。

车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换气扇嗡嗡的转动声。

我盯着那台死寂的机器，脑海里的图纸像电影胶片一样飞速过带。突然，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节在记忆里闪了一下。

“汉斯，”我打破了沉默，“能不能把主电源模块的接线原图给我看一眼？”

汉斯虽然疑惑，但还是递了过来。

我的手指在图纸上快速划过，最终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备注栏上：“注意：双路电源切换时需确保相位同步。”

“问题就在这儿！”我指着那个角落，语气急促，“这系统是双路冗余电源，但我刚才看实物接线，两路电源的零线分别接在了配电柜的不同排上。如果这两路电的相位不同步，切换瞬间产生的电压差，足够冲击核心板的保护电路，导致锁死。”

汉斯眼睛瞬间亮了，但随即又黯淡下去：“理论上成立，但这种概率太低了……”

“概率低不代表不会发生。”我盯着他的眼睛，“试一下吧。把两路电源的零线短接到同一个接地点，然后重启。二十分钟就能验证。”

几个德国工程师面面相觑，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维修手册。

汉斯盯着我看了几秒，猛地一拍大腿：“听陈的！干！”

二十分钟后，重新接线完毕。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那个绿色的启动钮。

“滴——”

一声清脆的蜂鸣，控制面板上的指示灯像流水一样依次亮起，触摸屏跳出了蓝色的开机LOGO。

系统复活了。

车间里瞬间爆发出欢呼声，那种声浪差点把顶棚掀翻。汉斯激动得一把抱住我，用力拍打我的后背：“陈！你简直是个天才！你救了我们所有人！”

当晚的庆功宴上，赫尔曼举着酒杯宣布了一个重磅决定：

“鉴于陈立先生及其团队的卓越表现，培训期缩短为六个月！剩下的两个月，陈立先生将直接进入斯图加特研发中心，参与我们新一代控制器的开发！”

这意味着，我将触碰到这家德国巨头最核心的技术心脏。

团队沸腾了。王师傅端着酒杯，手都在抖，眼圈红红的：“陈工，你这次可是给咱们中国工人长了大脸了！”

斯图加特的两个月，是我技术生涯的一次洗礼。

这里聚集了舒尔茨最顶尖的大脑，他们正在攻克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虽然我只是做一些通讯协议测试的辅助工作，但这种耳濡目染，让我看清了所谓的“德国制造”到底强在哪里。

他们强的不仅仅是技术指标，更是一种传承体系。

每个资深工程师身后都跟着徒弟，教的不仅是怎么干，更是为什么要这么干。严谨，在这里不是一种要求，而是一种本能。

我的导师，研发中心主任施密特博士曾对我说过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技术总会过时，今天最先进的芯片明天就是垃圾。但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方式，永远不会过时。**中国现在需要的，不光是买几台设备，而是要建立起一套能自己造血的人才体系。”

这句话，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从那天起，我开始疯狂地记笔记。我不光记技术参数，更记他们的管理流程、培训模式、项目推进表。每天晚上不管多累，我都要花一个小时整理这些“软实力”。

我想把这些“种子”，带回那片渴望生长的土地。

1993年9月，离别时刻。

告别晚宴上，赫尔曼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文件袋。打开一看，是一整套ADW-3000的底层技术文档，甚至包括一些明令禁止外传的内部参数。

“这不合规矩。”赫尔曼狡黠地眨了眨眼，“但我相信，这些知识在你手里，比锁在保险柜里有价值。”

而施密特博士则给了我最后一条建议：“陈，如果你真想改变你国家的工业现状，别只满足于做一个技术专家。你要去学管理，学政治，学会怎么在体制内调动资源去推动变革。”

我郑重地收下了这份厚礼。

飞机降落在深圳黄田机场时，正是午后。

灿烂的阳光洒在停机坪上，有些刺眼。赵建国带着局里的车早已等候多时。

“欢迎回家！”他用力拥抱了每一个人，“你们是不知道，就这半年，深城又变样了！”

确实变了。机场高速两旁的工地像雨后春笋，市中心的高楼拔地而起，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喧嚣声比以前更大了。空气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名为“欲望”和“机会”的味道。

我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那一箱箱资料。

回国后，我被任命为“深城市纺织自动化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副科级。我的八人团队，成了这里的火种。

1994年初，德国设备运抵新建的深城纺织示范厂。

德国派来的驻场工程师托马斯本来还端着架子，准备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拧螺丝。结果几天下来，他惊得下巴都快掉了——我们不仅不需要指导，甚至还能反过来指出他们安装方案里的冗余。

“陈，你们真的只培训了半年？”托马斯难以置信，“你们的操作水平，说是干了三年的熟练工我都信。”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因为我们有最好的老师，也有最拼命的学生。”

1994年6月，示范厂投产。效率提升40%，一等品率98.5%。这组数据直接打破了国内纪录。

剪彩仪式上，市长紧紧握着我的手，对着麦克风说：“这个项目的成功，证明了我们不仅能买来现代化，更能掌握现代化！这是特区产业升级的标杆！”

掌声雷动中，赵建国——如今已是赵处长——把我拉到角落，压低声音：

“陈立，局里定了。以你们中心为班底，成立‘特区工业自动化研究院’。你来当副院长，主持工作。”

我愣了一下：“我？副院长？赵处，我才二十七岁……”

“资历在特区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赵建国打断了我，“市长刚才那番话就是风向标。你是特区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带头人，这个政治站位，你懂吗？”

我懂了。从这一刻起，我真正踏入了这座城市的核心轨道。

研究院的摊子铺开了。我照搬了德国那一套，搞起了“研发-示范-推广”的三级火箭模式。

我们不光搞纺织，还把手伸向了电子装配、塑料成型。我从全国挖人，不看文凭看手艺，那些在老国企里憋屈坏了的技术大拿，在这里找到了撒欢的舞台。

1995年，我们搞出了第一套国产化纺织控制器。

说实话，性能比德国货差一截，但胜在皮实、耐造、便宜。价格只有进口的三分之一，而且专门针对国内电网不稳、环境恶劣的工况做了优化。

第一套系统卖给了东莞一个小老板。安装那天，他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陈院长，你们是救命菩萨啊！进口的我们买不起，国产的老坏。你们这个，刚刚好！”

“刚刚好”，这三个字成了我们的金字招牌。

不做最先进的，做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到1996年底，两百多套设备铺了出去，三千多万产值。更重要的是，五百多名经过我们培训的技术人员，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落到了珠三角的各个工厂里。

1997年的春天，万物生长。

我结婚了。她是研究院的数据分析员，温婉安静，能在这一堆冰冷的机器数据里看到美感。

婚礼很简单，赵建国和当初带我入行的周姐是主婚人。

周姐抱着四岁的女儿，笑出了眼泪：“小陈啊，当初看你在火车上那个傻样，谁能想到有今天。”

赵建国喝多了几杯，红着脸大声说：“陈立这小子，是我看着起来的。从让出一张卧铺票开始，我就知道这小子行。他的故事，就是深城的故事——敢赌，敢拼，那是命，也是运！”

婚后，我们搬进了单位分的小两居。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我终于点亮了一盏属于自己的灯火。

香港回归前夕，一项国家级任务落到了研究院头上：驻港部队后勤保障系统的自动化改造。

这活儿，政治意义大于天。

我亲自挂帅，带着团队在深港两地跑了几十趟，把每一行代码都抠了无数遍。验收那天，部队首长握着我的手，那只满是老茧的大手极其有力：

“陈院长，你们的技术，硬气！不比洋人的差！”

那一刻，鼻头一酸，视线模糊了。

我突然想起了1992年那列南下的绿皮火车，想起了那个把卧铺票让给孕妇的愣头青，想起了帆布包底层那张赵建国留下的字条。

如果当年没有那次让座，没有那张字条，没有周姐的一饭之恩，没有赵建国的“赌一把”，我现在在哪里？

也许在老家修电视机，也许早就下了岗。

但命运这东西，就是无数个偶然交织成的必然。

1999年，世纪之交。

深城举办了“特区成立二十周年成就展”。我们那台国产化控制系统，被摆在了“自主创新”展区的正中央，聚光灯打在上面，熠熠生辉。

开幕式上，我作为科技界代表发言。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闪光灯此起彼伏。我调整了一下麦克风，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感到意外：

“经常有人问我，从一个下岗技术员走到今天，秘诀是什么。”

“我想说，第一是善良。它可能不会马上变现，但它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为你推开一扇门。”

“第二是学习。在这个大时代，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当我在车间啃电子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我知道不学就真的没用了。”

“第三是坚持。深城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只有在泥潭里不放弃，在云端时不飘浮，才能走得远。”

走下台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挤过人群冲到我面前，满眼都是光：“陈院长！我也是内地来的技工，现在在厂里修机器。您的故事太提气了！我能去你们研究院吗？”

我看着他，就像穿越时光，看到了七年前那个背着帆布包、一脸茫然的自己。

“当然。”我掏出名片递给他，“下周一来找我，咱们聊聊。”

回家的路上，深城的夜空霓虹闪烁，流光溢彩。

这座城市，我曾经只想来“闯一闯”，如今却成了我的血肉。我改变了它的一小部分，而它彻底重塑了我。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赵建国的短信：

“明天上午九点，市府开会，定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科技项目。你准备好。”

我回了一个字：“好。”

新的浪潮又来了。

但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在洪流中随波逐流的年轻人。

我是陈立，深城工业自动化研究院院长。

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们，正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