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老妇在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痛哭：妈妈，我还等你回家呢

2001年秋天，南京的天气还不算太冷，上了岁数的人最喜欢在公园遛弯，南京的公园很多，环境也都很好，是老人们最喜欢的去处，走累了，就歇一会，然后继续走。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走了一大圈，头上开始流汗，她就找到一条长椅，顺手拿出从报停买的《老照片》的杂志，因为是“过期”的，价格也便宜一点，但是也不耽误看。

翻着翻着，老太太突然被杂志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看着看着，她的眼泪就留下来了，并且不断抽泣起来。

一般上了岁数的人，内心会比较平静，不会产生大喜大悲的情绪，当这位老太太不断抽泣，并且开始哭出声音来时，那些和她一样遛弯的人就走过来问她：“阿婆，您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老太太摇摇头，说：“我没事，就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妈妈了。”

因为已经进入21世纪，登上杂志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了，大家都怪这老太太大惊小怪。

正在大家七嘴八舌的时候，一位好事的大姐看着杂志上的黑白照片，她才知道，这哪里是登上普通杂志那么简单，那张照片上的妇女被一群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正准备被枪决，这是一位在60年前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她叫朱枫……

老太太自言自语道：“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跟我印象中的妈妈别无二致，那一年，妈妈才45岁”。

这位老太太叫朱晓枫，她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在8岁那年，妈妈告诉她自己要去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并告诉她：“等我回家！”

这一等，让朱晓枫等了60年，她恨妈妈欺骗了自己，自己还一直等她回家呢。

其实，在母亲到台湾的第二年，她就得知了母亲牺牲在台湾的噩耗，但是关于母亲牺牲的经过，她并不了解，后来她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

哪有孩子不想念自己母亲的，家人怕她难过，从来不在她面前提起母亲的事情，她只好一个人，把对母亲的思念默默放在心底。

直到看到这本“过期”的杂志，她才意外看到母亲就义前的照片，她不明白命运为何要这样安排，让她在这么大岁数的时候，还有机会见到母亲的照片，在感动之余，也让她肝肠寸断，心如刀绞。

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是一件即幸福，又痛苦的事情……

朱枫原名叫朱贻荫，后改名叫朱谌之，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大家闺秀，出生于浙江宁波富商家里的朱枫，父亲是著名的商人。

家境富足的朱枫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辛亥革命后，还接受了西式教育，考入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学校。

当时的朱枫可谓是风华正茂，尤其写得一手好字，让人羡慕。

像朱枫这样的大家闺秀，只要什么也不做，也可以过着富足的生活，然而朱枫却偏偏不愿做这样的人，五卅惨案发生后，她走上街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她的这些激进行为让父母极为头疼，在1927年，父母将其远嫁到东北沈阳兵工厂炮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为的就是让她远离“进步”，与丈夫结婚三年后，朱枫生下女儿朱晓枫。

本应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因为九一八事变而突逢变故，不愿做亡国奴的陈绶卿和朱枫二人返回老家，第二年，抑郁成疾的陈绶卿就病逝了。

国土沦丧，人民受苦受难，家庭突遭变故，一度让朱枫深受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要抚养自己不满三岁的女儿，以及陈绶卿与前妻生下的女儿阿菊，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到她一个人的身上。

她最恨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间，她逐渐接触到一个抗日人士，她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其实，说起来，朱晓光算是她的晚辈和学生，朱晓光是陈绶卿姐姐的儿子，朱枫在丈夫去世后，为赚点钱贴补生活费用，曾开办了家私塾授课，朱晓光就是朱枫的学生。

朱晓光学业有成后，到外面去闯荡，见到日本人侵略中国，十分气愤，因此萌发了抗日救国的想法，两个人再次相遇时，因为共同的理念相互爱慕，不久，两个人打破世俗的束缚，结合在一起，婚后十分恩爱，并一块投入到抗日活动中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掀起全面侵华战争，朱枫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中，积极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

当她得知部队缺乏军费的时候，她立刻变卖收藏多年的书画、金石等物品，为抗战募捐。

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一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她知道，想要打赢这场仗，不止是需要手中的武器，还需要思想上的武器，只有大家坚定抗日救国的理想，才能取得成功。

然而革命工作是艰辛的，当时她的女儿朱晓枫只有8岁，根本无法带在身边，只好把女儿交给家人来带。

多少年后，朱晓枫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地记得这次分别，她和母亲在一个河边等船，船来了，母亲已经上了船，临行的时候又跑了下来，搂住女儿说：“孩子，等妈妈回家。”

说完头也不回地上了船，朱晓枫在后面撕心裂肺地呼喊：“妈妈，你别走……你要早点回来啊！”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朱晓光被捕，朱枫经组织安排，化名为周爱梅，扮成“阔太太”进入关押被俘新四军战士的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朱晓光。

朱枫很好的伪装了自己，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情报传递情报，给予朱晓光指示，让朱晓光在次年春天越狱成功，继续投入到抗战活动中。

朱枫为了给党组织采购物资，在敌后筹组同丰商行，为了物资能够安全运送到根据地，在两年的时间里，她走遍了十余省。

1944年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朱枫等工作人员被捕押到日本在上海的宪兵队，敌人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她却没有泄露任何事情，在我党组织的营救下，敌人又没有任何证据，不得不将朱枫释放出狱。

1945年春，党组织经过长久的考验，认为朱枫已经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因此准许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调到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

此后，朱枫以公开的身份参与运营，为革命事业牟利，1948年秋，朱枫又被调到香港，以“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在渡江战役后，朱晓光随解放军来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并被任命为新华书店主要领导，已经18岁的朱晓枫也已出色的成绩考入上海华东医科大学学习。

革命即将胜利，朱枫比任何人都高兴，她和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尤其是得知自己丈夫积劳成疾，身患肺结核时，更让她牵肠挂肚。

而女儿朱晓枫，自1939年分别时，至今已有十年没有见面，她怎么能不想念自己的女儿啊！

本来以为即将跟家人团聚，组织上却又把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她，那就是赴台湾执行潜伏任务。

早在三大战役时，蒋介石发现形势不妙，因此早早准备了后路，那就是一旦国民党在大陆坚持不下去，那就退守台湾，企图阻碍解放军统一中国。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压力，不得不辞职下野，在下野之前，他任命自己的心腹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蒋介石的意图是什么。

更为让人吃惊的是，在当年8月，蒋介石还在台湾组建了一个直属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其目的是统一领导在台湾的特务工作。

这个特务机构，专门负责将在台湾的中共特情人员挖出来，在这一段时间，因为国民党的铁腕镇压，在台湾国民党军政上层机关里的一些“内线”与中共的联系基本被中断。

这就导致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台湾的战役中，很可能要付出更大的牺牲，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10兵团进攻金门古宁头，因为情报失准，9600多人在登陆金门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

在随后的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时，也因为情报失准而损失惨重，最终没有完成登陆。

连续两次进攻失利的情况下，中共高层意识到，想要以更小的代价解放台湾，结束战争，必须要重视军事情报工作。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与台湾“内线”的情报关系，派谁去呢？经过组织的慎重考虑，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为什么这个潜伏到台湾的人一定要是朱枫呢？

从朱枫的个人情况来看，她为党组织奔波多年，本应该在战争胜利后享受家庭团聚的喜悦，却在其还没有跟丈夫、女儿见一面的情况下，就安排其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组织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朱枫是有能力做好这次潜伏工作的情报人员，她是隐蔽战线上久经考验的战士，党组织信任她能够做好这份工作；

另一方，朱枫前夫的女儿阿菊已经在台湾安家立业，并且邀请她前往探亲，当时朱枫又在香港，从这里过去，要比从大陆过去容易得多。

可以说，派朱枫到台湾是执行任务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党组织还是给了朱枫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在派遣给朱枫这个任务时，一再表示，朱枫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接受。

尽管她很思念丈夫和女儿，但是为了最后的胜利，她愿意冒这个险，态度坚决地表示愿意听从组织的安排，立即启程前往台湾。

朱枫这次到台湾，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为名的，很多人不明白，阿菊是她前夫的女儿，她前夫已经去世了，她们的母女关系还会那么牢靠吗？

朱枫虽然忙于革命，没有功夫来照看这个继女，但是她却把阿菊交给了自己的妹妹朱贻云来抚养。

朱贻云夫妇在国民党政府机关上班，在阿菊长大后，给她找了同样在国民党政府上班的官员王昌诚做丈夫。

在大陆解放前夕，朱贻云夫妇和阿菊夫妇就一块到台湾去了，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特务为了防止共产党渗透到台湾，已经采取了资格审查，只有持着“入口证”才能去台湾。

阿菊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朱枫搞到一张，希望她能够到台湾去生活，此时她们并不知道朱枫参加共产党的事情，一直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生意人。

刚开始的时候，朱枫没打算去，但是在接到组织的任务后，她决定利用这张“入口证”到台湾去“享福”。

朱枫启程后的第三天，轮船到达了基隆，阿菊和女婿，还有妹妹和妹夫早早就在码头等候，自从上海分别后，她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朱枫只认为阿菊是普通的国民党员，却不知道，她此时已经在为保密局做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特务，这让朱枫更感觉到此行的艰难，但是她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女儿，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

为了国家的统一，革命的胜利，她决定抛弃儿女私情，以阿菊家的有利条件，开展工作。

朱枫在女儿家里住下后，第二天就按照预先的约定，与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接头。

吴石是国民党的老人了，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后来考入保定军校，全面抗战爆发时，吴石曾担任白崇禧的顾问。

由于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的不满，在接触了叶剑英等同志后，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抗战胜利后，吴石担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很多绝密情报。

在上海解放前夕，又被调来台湾工作，他在中共的代号是“密使1号”。

进入台湾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情报，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特务的封锁，导致很多情报发不出去，因此党组织才挑选朱枫前来对接。

朱枫向他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并把带来的一封密信亲手交给他。

吴石将军很高兴，向朱枫通报了台湾工委为接应解放军登陆，已经开始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秘密武装，并且将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朱枫的手中，并表示还有更多的材料送来。

在第一次见面几天后，朱枫与吴石再次见面，吴石将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情报都交给了朱枫，让朱枫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传递回大陆。

很快，朱枫就将这些绝密情报通过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传递回大陆。

这些情报对于解放台湾是具有重大作用的，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军为避免两线作战，攻台战役被无限期延迟。

在传递第一批情报后，朱枫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贵妇，准备在台湾建立情报网。

在朱枫到达台湾两个月后，朱枫顺利完成了党组织交待的任务，党组织秘密指示她尽快返回香港，然后再转回大陆，为了安排，在她送的最后一批情报中，她给亲人留了一张字条：枫将于月内返里……

然而就在她沉浸在等待回乡的喜悦当中时，危险却正在向她袭来。

一天，吴石将军的副官聂曦（中共党员）急忙跑来通知她，中共在台湾的好几个组织相继被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就连工委书记也被保密局逮捕，并且全面招供，而且供出朱枫就是大陆过来的秘密特派员。

在形势如此剧变之下，聂曦让他赶紧转移，朱枫在给女儿女婿留下字条后，就转移至阿里山大酒店。

正当她准备撤离时，从台湾到香港的所有空中和海上航线，都已经全部停航，吴石为了掩护朱枫离开，给她搞来一张《特别通行证》，让她乘坐一架飞往舟山群岛定海县机场的军用运输机。

当时舟山群岛还未来得及解放，国民党在这里驻扎了12万残军，朱枫在那里有一位老同学，或许可以掩护她回镇海老家。

在吴石将军的掩护下，朱枫在两天后飞到了舟山定海县，并且找到了20多年前的老同学赵又侠，打算找机会回大陆。

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叛徒的出卖，吴石将军被捕，在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时，找到了吴石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就摸清了朱枫的去向。

开始在舟山定海县进行通缉，朱枫在赵又侠家里躲藏了两个星期后，在国民党特务挨村挨户的严密清查下，于2月18日将朱枫逮捕。

那时，朱枫和大陆的距离是那样的近。

朱枫被捕后，被关押在了定海县沈家门的一个看守所里，对于死，她早已做好了准备，但是她不希望自己被捕而让敌人从她的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一天晚上，她把身上的黄金揉在一起，吞进了肚子……

第二天的时候，敌人发现了异常，担心担责，立刻用军用飞机将其送回台北，蒋介石亲自指示，把她送到医院抢救。

被抢救回来后，敌人试图通过亲情来感化朱枫，特务头子毛人凤找来了朱枫的女儿、女婿，来做工作。

朱枫对老奸巨猾的毛人凤的心思很了解，她知道毛人凤让阿菊夫妇来，不止是做工作的，还是警惕她，如果自己不妥协，那么她的女儿一家也不会好过。

朱枫带着歉意对阿菊说：“是妈妈连累你们了……”

这一刻阿菊十分痛苦，流着泪说：“只要妈妈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过了一会儿，阿菊忍不住问道：“妈妈，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这一次，朱枫没有隐瞒，点了点头，告诉阿菊说：“妈妈以前不能告诉你，现在可以讲了。”

阿菊听了，更伤心了，对朱枫说：“妈妈，您一死，女儿刻就没有妈妈了，女儿心里难过啊……他们说了，只要您肯悔过，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就不会杀您。妈妈，您就答应他们吧！

朱枫严肃地说：“妈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你要是再说这些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在亲情和信仰面前，朱枫最终选择了信仰，她的这番话就是告诉女儿，她不会妥协的，即使可能会使你们受到牵连。

对于女儿，她是愧疚的，最后她摸着阿菊的头说：“不是妈妈固执己见，也不是做妈的对你狠心，只不过妈妈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阿菊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在看守的催促下离开了看守所，不久，朱枫的妹妹一家，还有她在台湾的一切亲朋好友，都来劝她，朱枫都不为所动。

在无法获得任何情报价值的情况下，1950年6月10日，毛人凤对朱枫进行了最后通牒，只要她“回心转意”就可以受到优待。

得知要被判死刑，朱枫还有点高兴，于是毛人凤气愤地让副官宣布了死刑，随即将其押出去执行。

当天下午四点半，在马场町刑场上，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他们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的“秘密特派员”朱枫、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当时朱枫身穿一袭淡绿色碎花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她双手揣在一起，神情自若，镇定从容地走上刑场高唱着《国际歌》。

敌人很快亮起了冰冷的枪口，紧接着大家喊着“新中国万岁”“人民解放万岁”。

敌人立即下令开枪，四名行刑队员一齐开枪，然后又补了一枪，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四位烈士一块倒地。

台湾当局为了实行恐怖统治政策，在他们牺牲后，还让台湾《中央日报》记者特意到刑场拍照，照片洗出后很快出现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的意思是要大肆宣传，很快，岛内的电台、报刊等媒体开始向外界传播，顷刻间在港澳乃至欧洲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朱枫等人就义的两天后，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资料》就对烈士就义的情况专门转发了100多字的外电报道。

在朱枫等人牺牲一年后，华东局组织部向朱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时光匆匆，岁月穿梭，在朱枫牺牲50年后，女儿朱晓枫竟然在杂志中看到了母亲就义前的照片。

随着两岸关系的开放，让她萌发了寻找母亲遗骸的念头，但是她看了一眼杂志的日期，顿时心凉了一半，这是在2000年底发布的，并不是最新的一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获得这张照片的作者信息已经十分渺茫了。

然而她又想到，几十年的时间都等了，如果不试一试，害怕自己会留下遗憾，于是就给《老照片》杂志写了一封信，一来是表达对史料发掘者的谢意，二来还想要打听更多有关母亲牺牲时的细节。

一封信后，如石沉大海，久久没能收到答复，直到2003年春节时，一位叫冯亦同的作家正在撰写《朱枫传》，在他得知朱晓枫的情况后，热心帮忙搭线，才找到给《老照片》杂志提供照片的台湾文史学者秦风（原名徐宗懋）。

原来秦风在1999年在写作过程中，查找资料时，在一家报社的档案柜底部发现了一个档案袋，在这个档案袋里就有朱枫等人受审和就义前的照片。

经过秦风的考证，将一部分照片提供给了《老照片》杂志，这是朱枫临刑前的照片第一次在大陆披露。

2003年春节，朱晓枫在老伴的陪同下，于上海见到了从台湾来大陆度假的秦风，见面之后，两个人有着说不完的话，朱晓枫深情地对他说：“我现在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秦风被朱晓枫的诚挚所打动，因此答应了下来，通过他的资料来看，只要找到朱枫的继女阿菊一家就可以找到线索。

秦风查到阿菊的丈夫王昌诚当时担任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而阿菊在保密局工作，回到台湾后，秦风就开始了寻找工作。

然而时过境迁，已经过去了50多年，他们是否还在世都很难说，秦风通过关系，找出整个台北市16个跟王昌诚同名的人，却没有一个是他要找的人。

秦风作品

秦风毕竟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追寻母亲朱谌之的遗骸》等文章，向公众寻求阿菊一家的消息。

整整两年，秦风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2005年2月，秦风经过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朋友，才找到了阿菊的下落。

然而经过母亲牺牲的刺激后，丈夫也在几年前去世，已经85岁的阿莲却变得有些神经兮兮。

当秦风提到朱枫的时候，老太太马上说：“她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原来，在朱枫就义后，阿菊的丈夫也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后来还成为当局重点关注的对象。

秦风又询问阿菊是谁处理的朱枫尸体时，她表示是当局处理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秦风知道阿菊不想开口，是因为有担忧，她有个女儿在当局做事，她害怕耽误女儿的前程。

秦风中午的时候就给在南京的朱晓枫打长途电话，说了这个情况，得知找到姐姐很高兴，但是得知阿菊不愿开口，就让秦风拿出阿菊童年在东北时的全家福，并且告诉她，她两个哥哥已经过世，一个姐姐还在，问她想不想见面。

阿菊见到照片后，果然激动不已，谈着谈着，就说起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身为共产党红色特工的继母潜伏在身为国民党特工的女儿、女婿家中执行重大任务，其间纠结的复杂情感和生死恐惧，让她这个做女儿的能怎么办？

在朱枫去世时，阿菊也向当局申请，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也获得了当局的同意。

但是最后一刻，阿菊却改变了主意，迫于种种压力，没有去领取继母的骨灰，这是秦风距离找到朱枫遗骸最接近的一次，但是线索到这里就中断了，他也能够理解阿菊的难。

秦风虽然不甘，但是能够做的事情，他都尽力了，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在2009年12月，上海学者潘蓁到台湾寻找自己父亲，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赴台湾以教书先生以开展工作，却至今下落不明的地下工作者。

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于殡仪馆提供的名册中找到一个叫朱湛文的文字，他突然想自己曾在秦风和冯亦同等人的作品中看到过朱谌之这个名字，他想到这两个名字这样像，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由于登记时，负责登记的人出现了笔误。

因为以前的人文化水平低，出现笔误的现象是很正常的，所以他就发邮件给那位写了《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冯亦同在获得消息后，又通知了秦风，秦风通过朋友朱浤源，最终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朱枫的骨灰罐。

然而想要取回朱枫的骨灰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朱晓枫的年龄大了，身体条件大不如前，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自己的女婿李扬，让他去跑。

李扬跑前跑后，忙了好长一段时间，很多手续也都办妥了，却卡在无法证明朱枫与朱晓枫的母女关系，只有到南京军区找到朱枫的档案就能够证明，但是按照规定，军人的档案是不得外借的。

李扬辗转把此事反映到江苏省司法厅有关领导那里，领导得知此事的前因后果后，非常感动，于是由江苏省司法厅出面与南京军区协调，破例借出档案，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从台湾海基会那里收到回函，去台湾取回骨灰。

2010年12月9日，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朱枫的骨灰回到了祖国大陆。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朱晓枫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机场迎回骨灰，暂时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2011年7月12日，国家安全部门的包机将朱枫的骨灰送到宁波，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和丈夫李扬手捧朱枫遗像和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从飞机上走下。

81岁的朱晓枫，早已泣不成声，缓缓说了一句：“妈妈终于回来了……”

朱晓枫寻母，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思念，作为党的女儿，大家又何尝不思念朱枫。

最近芒果TV推出了一档《党的女儿》的节目，节目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了百年党史中多位女性党员的故事，我希望节目组能够把朱枫的事迹选入其中，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为“母亲”做出的贡献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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