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妈妈临终前让我照顾继父 得知真相后我哭了 原来这20年他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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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根据身边生活创作故事，情节虚构处理，如有雷同，请多赐教。

那年冬天，我正在公司加班，天气冷得要命。窗外北风呼啸，写字楼的玻璃被吹得噼里啪啦直响。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

“请问是秦晓雨小姐吗？这里是江南医院，您母亲罗淑芳的病情突然恶化，请您尽快过来一趟。”

我的心猛地一沉，手里的水杯差点掉在地上。母亲前段时间查出肝癌晚期，这些日子一直住在医院里。电脑屏幕上的数字跳动着，显示晚上八点半。我赶紧收拾东西，连棉袄都来不及穿好就往外冲。

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推开重症监护室的门，扑面而来的消毒水味道呛得我直咳嗽。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仪器发出滴滴的声响。

继父张建国还是那副老样子，缩在墙角的小板凳上，腰板弓得像个虾米。听见动静，他抬起头来，浑浊的眼睛里泛着红血丝：“晓雨来了。”

我嗯了一声，走到病床前。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脸色蜡黄，两颊深深地凹陷下去，哪还有半点往日的模样？想起她年轻时候的样子，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妈……”我轻轻喊了一声。

母亲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眼。她想说话，但喉咙里只发出含糊的声音。张建国赶紧拿了纸巾给她擦嘴角。

“晓雨，”母亲费力地说，“你要……”

她的话还没说完，监护仪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医生护士冲进来，把我和张建国推到外面。

那一晚，我在走廊里坐了整整三个小时。寒气从医院的地板一直渗到骨头里，我却浑然不觉。脑子里不停地转着过去的画面：

那是二十年前的春天，我还在念初三。那天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多了个陌生男人。他穿着褪了色的工装裤，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泥巴，老实巴交地坐在我们家的小板凳上。

母亲红着脸介绍说：“晓雨，这是张叔叔。”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从父亲出车祸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在街头摆摊卖小吃。那时候我们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房子是用铁皮和木板搭的，下雨天到处漏水。

张建国是建筑工地的小工，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地搬砖，晚上才回来。他常来我们的摊子吃饭，一碗阳春面能端着吃半个小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完。

人们都说他老实，可不就是实诚么。第一次来我家，他还带了两个橘子。那时候水果多金贵啊，可他偏偏把最大最甜的那个剥给我吃。

我咬着橘子，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那是父亲去世后，第一次有人这样细心地对待我。

“晓雨！”护士的喊声把我拉回现实，“快进来吧，你妈妈醒了。”

我跌跌撞撞地冲进病房。母亲的气息更微弱了，但她的眼睛却出奇地明亮。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握住我的手。

“答应我……”她的声音像风中的蜡烛，随时会熄灭，“要照顾好你爸……”

我愣住了。这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叫过张建国一声爸。 母亲的手渐渐冰凉，仪器发出刺耳的长鸣。我恍惚间看到张建国扑在病床前，肩膀剧烈地抖动。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母亲最后的话在回响：“要照顾好你爸……”

出殡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阴沉得像要塌下来。张建国穿着一件发白的老棉袄，瘦得像根竹竿。他执意要走完全程，走得跌跌撞撞。我扶他，他却一个劲地摆手：“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回到家，我开始收拾母亲的遗物。老房子里还保持着她生前的样子：墙上贴着褪了色的福字，茶几上放着她喜欢的保温杯，杯口还有她惯用的口红印。

在衣柜深处，我发现了一个老旧的铁皮箱子。箱子上落了厚厚的灰，锁扣都锈迹斑斑。打开后，我愣住了。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存折和票据。翻开第一本存折，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月的存款：200、300、500……金额不大，但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我仔细看depositor那一栏：张建国。

票据更让我震惊。那是我刚工作时创业失败的债务转账记录，五万块钱整。经手人赫然写着：张建国。这钱我一直以为是母亲东拼西凑帮我还的。

箱子底下还压着一叠病历。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患者张建国，46岁，建筑工地意外受伤，右腿骨折……”诊断时间是我高考那年夏天。

记得那年我病了一场，张建国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照顾我。等我好了，我发现他走路一瘸一拐的。问他怎么了，他笑着说：“没事，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他一直瞒着我，忍着疼陪我高考，生怕影响我发挥。

正翻着，门外传来脚步声。我抬头看见张秀芝婶子站在门口。她是我们的老邻居，跟母亲最要好。

“闺女啊，”张婶叹了口气，“你知道你爸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

我摇摇头。这些年我很少回家，也很少过问他们的生活。

“你爸为了供你上大学，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还去马路边修自行车。你妈心疼他，偷偷跟我说想去帮忙，被你爸发现了，他当场就急了，说’我张建国还养不起这个家吗？’”

“后来你妈查出肝癌，医生说得住单人病房，手术费至少得二十万。你爸一分钱没跟你要，把工地的夜班都包了，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我再也忍不住，扑在箱子上失声痛哭。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看见箱子夹层里有个泛黄的信封。打开一看，是我大学时寄回家的明信片，每一张都被仔细地裱在塑料袋里，就像对待什么稀世珍宝。

那一刻，二十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上学时，他风雨无阻地接送； 生病时，他背着我走十里山路去镇医院； 毕业时，他卖了自己的手表给我买新衣服； 工作时，他默默帮我还债，从不提起…… 我问张婶：“您知道我爸现在住哪儿吗？”

“还能住哪？就在老街那间破瓦房里。你妈生病后，他把房子都抵押了……”

我赶紧打车去老街。天已经黑了，街上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来。拐进一条窄巷，空气里飘着一股霉味。我按照张婶说的门牌号，找到了那间小屋。

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屋里黑漆漆的，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张建国坐在床边，正对着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发呆。那张照片被装在一个掉了漆的镜框里，是他唯一的装饰品。

听见动静，他慌忙擦了擦眼睛：“晓雨？你怎么来了？”

我环顾四周：水泥地面，砖砌的墙，一张破旧的单人床，一个缺了角的方桌。桌上放着半个馒头，咬了一口又放下，大概是实在没胃口。

“爸……”这声”爸”到嘴边，我哽咽得说不下去。

他愣住了，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下来。他颤抖着说：“你叫我啥？”

“爸！”我扑过去抱住他，“对不起，我以前太傻了……”

他的身子僵了一下，然后用粗糙的大手笨拙地拍着我的后背：“傻孩子，你是淑芳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永远都是……”

那天晚上，我和他聊了很久。他说这些年最开心的事，就是每次收到我的明信片。他不识字，就请街口卖报的老李念给他听，一字一句记在心里。

后来我执意要接他去我家住。他不肯，说自己一个老头子，会影响我的生活。我说：“妈临走时让我好好照顾您，您要是不去，我就住这儿不走了。”

他终于答应了。搬家那天，他就带了两样东西：我的毕业照和那些明信片。

如今，每天清晨我去上班前，都会看见他在阳台上给花浇水。夕阳西下时，他会坐在客厅的藤椅上，一遍遍擦拭那张照片。

有时我会想：血缘真的比亲情重要吗？二十年来，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却给了我最深沉的父爱。他像一盏默默燃烧的灯，照亮了我们母女的生活，却从不奢求任何回报。

邻居们都说，我和继父越长越像了。我知道，这不是外貌上的相似，而是骨子里的坚韧和善良。这或许就是父女连心吧。

后来我才明白，亲情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付出中渐渐生长。就像春天的嫩芽，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才能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