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根一夫：为和战友相处融洽，我一定要碰中国女人，孕妇也要！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一个展柜，里面摆着一份泛黄的日军士兵手记。翻开其中几页，四个字赫然映入眼帘——“孕妇也要”。这不是普通的文字，而是侵华日军士兵曾根一夫在他的战争回忆中记下的真相。冷冰冰的字句，却像刀子一样扎进了人心。这不仅仅是揭露历史，更是为了警醒未来。

1937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在淞沪会战后疯狂追击中国守军，最终攻入南京城。这场战争不仅是枪炮的较量，更是一场人性与道德的彻底沦丧。从南京大屠杀到随军慰安所的建立，日军暴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令人发指。

当时的日本军队信奉“武士道精神”，但这种精神早已被扭曲成侵略的借口。不少士兵被灌输一种“征服感”，认为占领土地和践踏生命都是战争的胜利符号。而在这种氛围下，性暴力成了战场上的“常规操作”。

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淞沪会战。当时日军登陆上海后，发现战场的残酷让士兵心理压力极大。于是，日军高层开始采取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策略——用性暴力来“缓解士兵压力”。

他们不仅默许，还专门设计了所谓的“适应训练”。新兵入伍后，会被老兵带着参与暴行，以此来“培养勇气”和“建立团队融洽”。

曾根一夫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刚到部队时，根本不敢相信性暴力竟然是“训练的一部分”。但在战时的压迫和群体压力下，他最终参与了。这种“新兵必修课”迅速在整个军队中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日军还通过军事体系建立了一套“征发系统”，将性暴力制度化。比如，《军队慰安所整备纲要》明确规定，各地军队可以“就地征集妇女”作为慰安所的服务人员。

随着日军一路推进，性暴力的实施方式也愈发系统化。1937年南京攻城战期间，日军开始采用“空间控制技术”，比如设立警戒圈，每个中队负责一定范围内的“搜索”。他们甚至训练军犬用气味追踪被害人。

到了1938年徐州会战后，日军发现部分妇女开始通过装病或自污来逃避性暴力。于是，他们又开发了所谓的“反制破解体系”。比如，用快速冲洗装置检测伪装病人，还在技术手册中详细记录了“如何识别装死者”。甚至连妇女的穿着和生理特征都被当作“战场情报”，用来指导性暴力的实施。

这一时期，日军还建立了“经验传承系统”。老兵会手把手教新兵如何实施性暴力，并出版技术手册，详细说明从武器摆放到时间控制的每一个细节。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将暴行推向了技术化、精细化的极端。

南京城陷落后，性暴力问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据幸存者回忆，那几个月里，整个城市弥漫着恐惧和绝望。日军不仅针对女性，还不分年龄、身份，甚至连孕妇和幼女都未能幸免。一些人试图通过自残或装死来逃过一劫，但很多时候，这些努力都是徒劳。

曾根一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一个让人无法直视的画面：一名年轻母亲为了保护孩子，拼命反抗，被几名士兵按倒在地。她的眼神没有恐惧，只有愤怒。而这种目光，甚至让施暴的士兵感到不寒而栗。

这一时期，日军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有少数士兵认为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战争的底线，但他们的声音很快被压制。整个军队都在一种畸形的集体心理中运转，个体的反抗显得微不足道。

战争结束后，性暴力的受害者大多选择了沉默。她们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伤害，还要承受心理上的创伤。一些人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另一些人则背负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对于她们来说，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痛苦的终结。

而作为施暴者的日军士兵，很多人在战后选择了否认或回避责任。曾根一夫之所以引发争议，就是因为他的回忆录首次从施暴者的角度揭露了这些暴行。不仅让人看到了日军性暴力的制度化特征，也让我们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历史的伤疤不会自己愈合，只有直面它，我们才能真正从中汲取教训。曾根一夫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当暴力被制度化包装，被技术化实施，被群体心理合理化时，人性将彻底沦丧。

附：核心事件时间线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曾根一夫随第三师团登陆上海。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开始向南京追击。
1937年12月10日：南京攻城战开始，系统性性暴力事件激增。
1938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性暴力转为长期政策。
1938年5月19日：徐州会战结束，日军建立规范化“慰安所”体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时性暴力证据系统销毁。
1997年4月8日：曾根一夫回忆录日文版出版引发争议。

参考资料：
中央档案馆：《东京审判证据文件》
日本防卫省：《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历史陈列档案》
东京大学战后心理研究：《战争与精神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