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妈妈戴上呼吸机的时候，我觉得这三十年的城里人白当了

怎么也想不到，本来老妈是做脚踝融合术，却在四天后转到了心内科，还戴上了呼吸机。

当护士给她装上监护，戴上呼吸机的那一刻，我心中百味杂陈。

妈妈的左脚在年轻时曾经崴过一次，早几年就开始痛，看过不少医生，做过不少针灸，吃过不少药，始终没有好转。

后来听说武汉某医院在这方面非常好，于是去看过门诊。医生说，脚踝关节磨损得太厉害了，这种情况，只有做手术，有两个方案，一种是植入人工关节，一种是做脚踝融合术。

家里讨论了很久，因为人工关节过几年又需要置换，考虑到妈妈的年龄，所以最终一致决定让她做脚踝融合术。

这星期二，让妈妈住进了医院。

医院住院部，人员爆满，一直到下午，才从走廊加床换到床位。

然后是开始各种检查，一个下午做了六个检查。

由于医院有陪护床出租，所以晚上就让老爸一起在医院陪着老妈。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医院，不免问起晚上的情况。

由于邻床也是一位年龄大的老婶婶，所以我就多问了一句，“晚上她有打鼾吗？”

老爸晚上睡得沉，说没有听到；老妈说，“有，声音有点大。”

我想了想，便跑到护士站，准备向护士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换一个房间。

护士站前台，只有一个护士在，正低着头在写东西。

我便问道，“你好，我是**床的，向你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床的病人，晚上打鼾声音太大了。”

她头也不抬，“那怎么办？现在也没有多余的床位！”

一句话把我噎在那里。

我不甘心，补了一句，“老年人晚上休息不好。”

她起身，将资料放回她后面的架子上，然后甩出一句，“要不你们换到走廊上来，睡加床？”

我有点火气上来了，声音大了起来，“你怎么这样的态度？”

这时候护士休息室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恰巧是我在办理住院证时接待我的，她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忿忿地说了两句，“我就反映一下隔壁床打鼾的情况，怎么能这样的态度呢？”

其实在去反映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在盘算，估计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这家医院生意太好了，每天有加床；但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期待着能够换个床位，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的这起小“冲突”，让我的心理埋下了后悔的种子。

为什么说有后悔呢？

因为去医院看病，那是一定不能与医生和护士发生冲突的。但我竟然记不住这一点，由着脾气来。而且到后来，我甚至怀疑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好，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又做了几种检查，然后得到医生的通知，手术计划安排在星期五。

我们都以为手术应该会按计划进行的了。可是在星期四的下午，护士站突然通知加做一次CT，说是在妈妈右脚发现有血栓，所以要再做一次检查确认一下。

便又让妈妈做了一次检查。

检查不久结果就出来了，我们到医生办公室听医生讲解第二天的手术情况。

但在最后，医生说了，根据下午CT检查的结果，发现在左肺部有一块血栓。由于他们这是骨科，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将请心内科的医生过来会诊一下，确定能不能继续做脚踝融合手术。

晚上在与哥哥一起离开的车上，我就担心地跟哥哥说，我担心明天的手术恐怕做不了。

星期五，就是今天。

大概八点半左右，医生在查房的时候中，就叮嘱我们等待会诊结果。

由于医生叮嘱从昨天晚上十二点开始妈妈禁食禁水，所以到九点钟的时候，由于还没有等到结果，我与老爸就一起前往医生办公室，想咨询今天能否做手术。

前面有两个在咨询的人，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问今天能做手术吗？医生就不耐烦了，“怎么一直问？不是告诉你们等结果吗？”

老爸有点懵，“我们这是第一次来问啊！”

医生说，“刚才查房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们，要等心内科的医生过来吗？现在早上，他们都忙，我们催了几次了！”

我补充了一句，“因为昨天让今天不要吃东西，现在都九点多了，如果不做手术，我们要让她吃早餐。”

医生说道，“让她吃东西吧，今天大概率是做不了手术了。”

我们准备让老妈吃早餐，因为医生已经这样说了，虽然语气并不肯定。但同病房的病友建议不要吃，应该等待医院通知，我们想想也是，然后就一直等。

到了十点半，不好再去问医生，便只能再去问护士站。

这次接待的护士态度很好，然后她说她们也在等通知。

听她在手机上与医生沟通后，我觉得今天做手术的可能性真的应该不大了，于是便下楼给老妈买了早餐。

就这样，时间慢慢过去，中间又吃了中餐，然后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医生来了，说要转科。

我就问，“能不能不要转科？”因为是同一家医院。

医生说，“我们是骨科，处理血栓不专业，有些药我们也没有权限开。”

好吧，只能接受安排了。

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在护士的引领下，转到了心内科。

甫一进心内科的护士站，就被心内科的医生看见了，医生连忙说，“怎么让她走过来呢？应该安排轮椅的！”

一听这话，我心一揪，这么严重吗？

在两科护士交接之后，心内科的护士，就推出来一个轮椅，直接把老妈用轮椅送进了病房。

大概五点半钟，医生来了，把我们叫进医生办公室。

说了几件事情：

一是要签一份病重通知书。也就是这个肺栓塞，是很严重的病症，在治疗的过程中，如何如何。

二是接下来这几天，老妈都只能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用盆解决。

三是要上监护，然后上呼吸机。

四是至少安排一个星期的抗凝针，每天两针。

说句实话，我是有点懵的。

因为老妈年轻时候是种田的，身体一直很好，然后尽管这些年左脚经常痛，但一直没有其他病痛的，怎么一下子就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

但既然进了医院，我既不是专业人士，又没有熟人，只能听医生的安排。

所以，在病房看着护士给妈妈上监护，上呼吸机。

然后我坐在旁边，呆呆地坐了半个小时。

突然间觉得，自己努力了三十年，成为了一个城里人，但在此时此刻，我竟然如此无能为力。

我不知道妈妈的左肺部是不是有真的血栓，我不知道这种血栓是不是真的很严重，我不知道脚部的血栓掉落转移到肺部会不会影响脚踝融合术。

我不知道去问谁，我只能听医生的。

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竟然六神无主，茫然无措。

后来，跟哥哥打电话，哥哥在电话里也说了跟我同样的疑惑，“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吗？”

但是，“能问谁呢？”我说。

哥哥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在这里几十年，白混了。”

是的，没有一个亲朋好友，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帮忙！

我们，太失败了。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下一代也算是真正的城里人了，但在遇到事情，哪怕是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全是“陌生”人。

不敢相信他们，又不得不相信他们。

我在电话里安慰哥哥，也许这是好事呢，因为及早发现了血栓，总比将来突然遇到这种情况要强，毕竟现在就能治疗，算是提前发现，解决了问题。

我只能这样安慰他，也在安慰着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