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羡慕邻居和同学，他们都有父母亲在身边，而我不是缺少妈妈就是见不到爸爸。其实我的父母亲都只是科级干部，而邻居的父亲有的是厂长（处级干部），有的是总工程师，还有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们都能欢乐团聚在一起。
每年一过完春节，父亲就扛着皮箱去北京，然后与那里的领导共同谋划国家的发展规划，在全国飞来飞去。后来我到了北京，才见到了父亲办公室门上有“远年规划处”的牌子。原来制定五年计划还不算远年，国家还有更加长远的发展规划啊。
父亲从1961年春节后，干脆就调去北京工作了，剩下我母亲在家照看两个孩子，又当爹来又当妈。那时候正是国家三年灾荒时期，我们都面临饥饿。母亲就在房后开垦出一小块土地种了土豆、西红柿、花生、南瓜、玉米、豆角之类的农作物。家里还养了鸡和兔子。
为了填饱肚子，母亲还带我去挖过草根（一种白色微甜的草根），去农民家高价购买黑市的胡萝卜。
除此之外，母亲还要辅导和督促我和弟弟的学习，让我们坚持每天写日记。如今我还保留着小学期间的几本日记，每当翻开那泛黄的日记本，母亲的身影就会浮现在眼前。也不能说我和弟弟有多么聪明，1960年（我二年级）之后，我们的每学期成绩都在全班的前三名之内，那些总工程师的孩子们都不如寡母带出来的优秀孤儿。我的保姆也拿着我的奖状到处炫耀，想必是她在保姆群里也出尽了风头。
终于等来了北京的调令，1963年12月，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告别了湘潭，去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我清楚地记得，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母亲依然辅导我和弟弟写作业，弥补那几天的缺失课程，争取在北京跟上新的学习环境。
2024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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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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